本月24日，巴基斯坦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灾难到来之时，如何准确而及时地向社会传播相关信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地震灾难频发的日本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做的呢？
九十年前的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日本关东平原发生了里氏7.9级的大地震，史称“关东大震灾”。这次地震给首都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受灾总额高达GDP的4成以上，以至震后立即就有迁都的议论。
当时东京的人口有250万人，是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大城市。地震在东京市内大约132个地点引发火灾。尤其是小工商业者聚集的庶民生活区（日文称为“下町”）房屋密集，道路拥挤，大火迅速借助风势延烧，最终使半个东京被烧毁。在这次大地震中丧生及失踪的人数超过10万人（亦有14万人的说法），而死者中87%是因火灾殒命。报纸是当年唯一的大众传媒，但各家报社都因为房屋和设备受损，不能进行新闻报道。同时，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电信、电话系统也全面瘫痪。在地震后的混乱和恐慌中，灾民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谣言很快蔓延开来。其中，“来自殖民地的朝鲜人为了报复日本社会，借机纵火、抢劫、在水井里下毒，进一步加害日本人”的谣言流传最广，导致大量朝鲜人被杀害，作为关东大地震中最黑暗的一幕被写入历史。
关东大地震给现代城市的防灾、救灾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地震发生在一瞬间，人们认识到火灾、谣言引发恐慌等二次灾害的危害，其实要远远大于地震本身造成的损失。日本处于地震带之上，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大地震。因此，确保信息准确而畅通地传递，尽可能减少二次灾害，尽快恢复日常生活，便成为日本灾害信息传播的首要课题。
本文将分别从防灾和救灾的角度，介绍日本城市中有关地震的信息传播系统的运作。这里所说的信息传播，不仅局限于大众传媒关于灾害的报道，更包括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宣传和信息储备，以及灾害发生后社区层面自发开展的调频广播活动。
防灾
——有备无患
为了吸取关东大地震的教训，日本在1960年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1982年又将每年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定为“防灾周”，以提高国民对灾害的警惕性，增强防灾意识。而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储备对灾害的认识和知识，一旦灾害发生时，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恐慌。
逃生训练
在“防灾日”、“防灾周”期间，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机关，以及各级政府、民间企业、交通枢纽、街道社区，都会进行规模不等的防灾演习。中小学一般都用高音喇叭宣告演习开始，然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从教学楼中鱼贯而出，到操场列队清点人数后解散。学生们从幼儿园时代起就每年体验大大小小的防灾演习，早就习以为常，可以顺利完成各项要求。
为配合“防灾日”、“防灾周”，日本各大众传媒都会在各类版面、节目中呼吁防灾的重要性。比如生活类的栏目，就会提醒每个家庭要准备逃生包，并确认逃生包中的物件是否齐全，储备的瓶装水或方便食品是否过期。类似的活动尽管年复一年地进行，但并未流于形式。事实证明在地震发生时，大多数人会依照演习的内容采取行动。因此，每次日本发生大地震时，我们从电视上很少能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夺门而出的画面。
普及概念
灾害程度的大小，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能否准确地把握，不但影响个人的避难行为，更会影响到整个救灾系统的运转。地震的强度由震级来表示，但因为震源的深浅，距离震中的远近等条件不同，各地晃动的程度并不一样。我们经常能在国内有关地震的报道中看到“震感强烈”这样的说法。那么究竟什么程度的晃动可以称为“强烈”呢？
日本气象厅采用“震度”这个度量，来表示地震晃动的程度。震度从0至7，共分为十个等级（震度5和震度6分别有“强”、“弱”两个等级），日本气象厅在全国4300多个地点设置震度计进行观测，并将相关信息迅速提供给防灾机关、地方政府以及各大传媒。日本的媒体在报道地震信息时，除了标明震级和震源，还无一例外会列出各地的震度。至于每个等级的震度具体代表怎样的状况，气象厅从室内、室外、房屋、设备及基础设施、地形等5个角度进行了具体描述。
这些信息均可通过免费发放的防灾手册或者各级防灾部门、地方政府的网站获得(为了照顾到外籍市民，大多备有英、中、韩、葡语版本)，有些还以漫画或电子游戏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层的人士进行普及。
明示信息
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地震发生后迅速而有秩序地疏散、分流和安置灾民，可以避免许多二次灾害。走在日本城市的街头，轻易就能发现有各种标志或示意图，告诉人们该区域的避难场所位置，一般都是附近的大学校园、公立中小学校的操场、体育馆或是公园。这些被市或区政府指定的避难场所中，都储备有救灾物资。而在居民区里，有时也会看到有的住宅门口挂有“地震时水井协助”的标示牌，这意味着该户人家已在市或区政府登记，当地震造成自来水系统停水时，愿意把自家院中的水井提供给大家使用。
尽管日本的城市已经有相对完善而细致的防灾体系及应对措施，但在东日本大地震中，仍然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局面――电力系统遭破坏，导致东京的铁路交通瘫痪，大约400万人失去了回家的手段，使得东京街头和各个避难场所人满为患。为了吸取教训，东京在地震后制订了《东京都回家困难者对策条例》，并于今年4月开始实施。该条例呼吁人们在灾害发生后不要匆忙往回赶，以免发生拥堵，并要求各单位储备三天的饮用水和食物，使人们可以留在工作地点避难。
该条例对信息传播也有具体的要求。调查显示，发生灾害时人们最大的信息需求是想确认亲朋好友的安全状况。这时，确认安全状况电话会突然增多，导致电话、手机难以接通，因此在个人层面，该条例建议提前和家人约定几个联系渠道，比如使用灾害专用留言电话171(拨打171，输入自家座机号码后留言，家人可用同样方式操作听取并回复留言)、手机灾害专用留言版(各移动电话运营商均提供相关服务，可事先登录或利用智能手机下载应用程序)、社交网站，这样可以安心留在工作地点避难。在行政及设施层面，要求各级政府向市民提供受灾状况、避难场所的相关信息，要求移动通信运营商完善提供灾害信息、确认安危留言服务的体制，并加大宣传力度使用户了解并使用这些服务。
救灾
——消灭“信息真空”状态
当灾害发生，重灾区因基础设施和信息传播手段受损，有可能出现“信息真空”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以多种方式向灾区内外传递准确的信息，可以使人们及时采取相应的避难和救灾行动，并缓解受灾者的不安，减少二次灾害。
预警：“紧急地震速报”
地震发生时，产生地震波向外传递。地震波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纵波，传递速度快，秒速约7公里。另一种是横波，秒速约4公里。利用这两种地震波传递中的时间差，日本开发了“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并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一旦发生地震，震源附近的地震仪捕捉到纵波后，马上传给气象厅，气象厅的计算机计算震度，当预测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时，发布“紧急地震速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传达给民众，在横波抵达前唤起人们的注意。比如，电视画面上会出现明显的字幕，并伴随刺耳的警报声。警报停止后，播音员会以经过训练的急促口气反复提醒相关地区的民众注意强烈晃动，躲到桌子下面，离开易倒家具，不要去海边等等。而手机也会自动启动发出警报声，并显示相关的文字信息。
这个预警系统仍然能使人们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失。比如，高速行驶中的新干线列车自动刹车，运行中的电梯自动停在最近的一层，大型商业、体育设施通过广播呼吁大家不要惊慌等。
大众传媒的作用
在灾害中，大众传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是《灾害对策基本法》中指定的公共机关。日本的《放送法》（广播电视法）及实施规则也规定，当灾害发生时，广播电视台要为减轻受害状况发挥作用。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NHK综合频道正在实况转播国会辩论。在发布“紧急地震速报”两分钟后，NHK启动地震报道体制，取消了所有通常节目，从报道中心和演播室不间断地播放有关地震的各种信息。除了NHK以外，日本的各家民间广播电视台对于灾害报道也有详细的对策和指导方针，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均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对地震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东京大学等研究机构针对首都圈居民进行的“东日本大地震中信息行为调查”的结果显示，63.1%的人认为电视是起到了最大作用的媒介。第二位是新闻网站(12.1%)、第三位是广播(5.8%)。家人或朋友的电邮或电话(4.8%)和报纸(3.7%)分别列第四和第五位。不过，在灾情严重的东北地区，由于地震造成停电，电视、电脑、手机无法使用。因此，以重灾区的居民为对象的另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广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54.7%)，报纸次之(15.4%)。
近十年来，日本的报纸发行量逐年减少。尽管如此，据日本新闻协会统计，报纸的人口普及率仍高达47.8%。发生地震时，各家报纸除了详细报道灾情和救灾进展以外，还公布各级行政单位的联系电话、提供各种生活信息。东日本大地震中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重灾区宫城县石卷市的地方报《石卷日日新闻》，因为报社被毁，轮转机浸水而无法出报。记者们把抢救出来的白报纸裁断，手写号外，去各个避难所张贴，为灾民提供准确的信息。这个行动一直坚持了一个星期。这些号外后来也被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收藏。
社区FM调频广播
除了大众传媒以外，地震后不少由市民创建和运营的小型FM调频广播电台参与传播，也是日本救灾信息传播中的一大特点。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由于受灾区覆盖面大，当地的大众传媒自身也严重受损，有些地区在信息传递上出现盲点。于是居民们自发创建临时性灾害广播电台，对应各个社区的具体需求，提供相关的灾情、避难所信息、基础设施修复状态、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渠道等信息。而在1995年1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中，为了给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提供救灾信息，诞生了好几家多语言FM调频广播电台，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后，大众传媒投入了最大的力量进行报道，但与此同时，传媒界和学界也从各种角度进行了反省和监督。比如，电视画面上反复播放海啸吞噬家园的镜头，是否对视听者的心理造成影响，成为对灾民的二次伤害？对灾区的报道量不够平衡，传媒不易到达的重灾区的信息是否未能充分传递出来？尤其是针对核泄漏事故的报道，许多批评者认为日本的传媒完全依赖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发布的信息，未将真实状况告知民众，造成“另一种信息真空”状态。
每次灾害发生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科技水平以及受灾地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对灾害信息传播进行反省和监督才更为重要。这些经验和数据的不断积累，才能使城市中的防灾救灾体系得到逐步完善。
（作者系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学部传媒专业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