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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华章传子弟 张宪光 文汇报2013-09-30第十一版 头几天翻检旧书，把十几年前的一册听课笔记翻了出来。纸张已有些泛黄，而关于那册笔记的记忆却很清晰。 1998年秋，我考进复旦读研究生，第一门必修课就是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合开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册笔记就是当时听课的记录。那时，“古今文学演变”的概念刚刚提出，是头一次开大课。记得第一回去上课，心里很激动，读了96版的《中国文学史》后，终于可以近距离地一睹两位先生的风采了。 第一天来上课的是章先生。他一身银灰色西装，带着一瓶乌龙茶上了讲台，有点灰白的头发从侧面盖住了前额，眼神中弥漫着些忧郁。没有讲义，也没带书，一口绍兴官话不紧不慢地开讲了。那柔柔的音调，很轻，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说实话，他那身很帅的西装，非常惹眼。以后每次上课，他最多带一本书，也常常不翻开，就慢悠悠地开讲了。 最感自得的，就是为他擦黑板，此外也不敢跟他讲话。比较近的一次接触，是课后陪他走在三教边的小路上，问他该读些什么书，他说读《资治通鉴》。这正是从蒋天枢先生那里传承的读书之法。后来，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十几册的《资治通鉴》，就是听了这句话，却终于没有读完。还有一次，因为我的导师出国，他曾经和我谈过一回话，说的是跟《西厢记》有关的内容。他的带点忧郁的眼神，低低的嗓音，使我感到亲切，又有些遥远。 由于身体的原因，章先生好像后来没有再上过这样的大课。我们深感荣幸，不仅聆听了“古今文学演变”的第一次系统表达，也知悉了他关于文学史分期的新提法。闲来翻阅厚厚的《不京不海集》，我发现他在课上讲的一些内容，不久就体现在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中了。比如，他认为俞平伯的《花匠》源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就写进了1999年2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不应存在的鸿沟》。再如，他在讲课时提出“《玉梨魂》这类小说是从《红楼梦》到新文学的比较自然的演变，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学的特点”，是追求人性解放的一个例子，后来被写入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文。 章先生的课，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了《废都》，讲了两个月。据我粗浅的理解，这门课有一条主线，就是“群体对个体的压迫”。这虽在96版《中国文学史》中已经提出，却是第一次把它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不管别人怎样看，我觉着这种观察的视角，确是切中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病症。 每次上课的时候，骆玉明先生也来听讲。轮到骆先生讲的时候，他开玩笑说：“章先生把内容都讲完了，那我还讲什么呢？”其实他们的分工很明确。章先生着重史的纵向梳理，以及观点体系的构建；骆先生则着重于文学形式的探究，讲了胡适、周作人对中国文学的回溯，讲了文学语言的变化与感情表达之间的关系，还讲了白话与小说的关系。最后讲到《红楼梦》，他说“书中的秩序是对个人的尊严、自由、存在的一种否定”，因此对贾宝玉来说，“整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依附的，唯一可以依附的就是美丽的女孩”。这好像就是那门课的富于诗意的结束语。 两位先生合作著书，论学极多新见，上课的风格却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章先生个性鲜明，富于独立精神和问题意识，甚至有些“好斗”，不过在课堂上，他是很平易近人的。他说话语速慢，没有多余的话，如果把他讲的话全记下来，就是一部很好的书稿；偶尔也讲个笑话，把人家给逗笑了，自己却不笑。骆先生则语速快，妙语连珠，富有激情。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的板书。章先生一边背诵，一边板书，每个字单独看都不太好看，合起来却异常舒服，异常美。骆先生的板书，则洒脱飞扬，洋溢着才子气。 一晃之间，章先生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我常常想起陈思和先生为他写的挽联：“会稽性格，几代学人，新松恶竹分明爱憎，从无奴颜和媚骨；修水华章，再传子弟，文史古今如此贯通，毕生心血付知行。”章先生论学，从不曲学阿世，每与主流看法相左，为义宁陈氏再传弟子，考据文章尤为学界推崇，是为“修水华章”。在一篇采访中他曾说过，思想上则受鲁迅的影响最深，为人论学皆受鲁迅影响极深，是为“会稽性格”。晚年所作，颇多惊人之论，生前身后的非议，或许还将继续。坦白地说，我们未必全都赞同他的观点，然而他一生追求人性解放的义谛，“纵罹困厄，毋变初衷”的精神，使他成了文学研究的一个“异类”。他是一个独唱者，而不是合唱团的一员。 重读这册笔记，想起许多往事，也生出一些时光虚度的感慨。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自己的水平太差，我离学问越来越远了，但是我却十分感谢那些也许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学生的老师，感激那并不愉快的三年中的那些课，尤其是这第一门课。如果说还有一点文史的底子和不肯盲从的精神，实际上都是复旦给了我。没有了这种东西，我受的教育将会十分苍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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