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
做编辑有三种文字生活，一是读，编辑以读稿为业（读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读稿）；二是评，有了评头品足的意愿与志趣，稿子（书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长来，作者汲取编辑的评审意见，可望攀上更高的学理与文字的巅峰；三是写，基本功就是写评论，审稿意见本质上是一篇书评。这三种文字生活中，评论是最重要的职业本领，贯穿在阅读与书写之中。而且编辑的评论不同于圈内熟人的逢场作戏，不可轻描淡写、花拳绣腿，必须实实在在读原稿，针针见血发议论，大凡不会有什么廉价的赞赏，相反有的是对内容和观点的反复推敲和质疑。如果作者与编者双方都对某一个主题颇有研习，都持有独家的观点，于是两者之间在激烈交锋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会气象万千，给读者奉献一部全新的杰作。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在编辑的评审生活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我也逐渐悟出一些评论的路数来，一是“感”与“评”的关系，一部书稿（作品)读下来，感触、感动、感悟在所难免，如何述说，还得跳出“感”，直抵“评”，如果评审意见成为一则读后感，不直接针砭书中的内容，仅仅表达读稿的感动，勾起若干新的联想，算不得一篇尽责的编辑评论。二是“文章”（思想）与“文字”（文采）的关系，前者注重文气（境界）的开阖、文脉（思想）的流转，后者看重文辞的运用，或文笔生动，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读来似一篇优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辞、隐喻，牺牲了批评的犀利和直白，显得有些小器，甚至还会以文害义。我个人的志趣是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构架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我刚当编辑那会儿，学的就是这个路数的评论。三是“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编辑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而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书，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书评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书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钱锺书先生的不少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书评的文本来呈现的。
我写书评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已经36年了，编辑、策划、主持的图书、丛书竟有数千种之多，由此写下的书评也有近百篇了。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倪为国先生厚爱，执意要刊行我的书评集，于是我从中挑选了19篇文章集成这本小书，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回顾吧。
我的书评文章几乎都是为自己编辑或策划的图书所写，之所以能写这么多的书评，是因为在前辈编辑的指导下养成了较为“刻板”的工作习惯，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决不马虎，我的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几千字，除了介绍书稿组稿成稿过程外，还会详细地评价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值得改进的地方，偶尔也会谈点自己的思考和意见。图书出版后，我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遗憾的是，因为是为完成工作而写的文字，所以我的书评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显得有点“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时间段写的文章，又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这个缺点过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结集成册，便以十分强烈的方式送到别人的眼皮子下了，还是先承认为好。
收入这本书评集的19篇文章大多是评论经济学著作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经济学编辑出身，且三十多年来不管工作岗位发生什么变动，经济学编辑的底色从未褪去，每年总还是要编几本经济学图书；更是因为这些书评记录了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记录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我于上世纪80年代策划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数百种，它完整地见证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至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有“三联学派”之称，也有人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视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为这套丛书中的不少图书写过评论文章，这些图书有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资金流动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补贴问题的著作，等等。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过的书渐多，研究的问题也趋深，我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四五年写的一些书评中。例如，在“认真梳理我们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针对转型国家一说，我认为从社会制度层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能理解为“转型”问题，它是“演化”问题，它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虽然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好的东西和经验，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发展至今，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影响和规定着我们所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会在不断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国经济有长达70年的超常增长期”一文，在肯定原书作者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参与所产生积极效应分析的同时，主张对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运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如公共服务不足、环保不力、亲商倾向与公正缺失以及对腐败的影响等等进行全面的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进而指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诸如此类的见解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我所评论的那些著作来讲，我的这些见解和评论总归还是浮浅的，远达不到与原书作者对话的层次。毕竟那些著作无一例外将长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在版书目中，存在于学者的参考文献中。这也是我经过思考后将这本书评集最后定名为《书之重，评之轻》（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