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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大革命与宗教的关系，托克维尔极为重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章，就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托克维尔极力表明，“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並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托克维尔承认，“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產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激情。”然而他又解释，“可是，人们今天难明白，反宗教之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却转瞬即逝的特征，是酝酿大革命並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个別事件的暂时產物，而不是大革命本身的特性。” 一句话，托克维尔为大革命辩解的关键一点就是：反宗教並不是大革命的特性。而且把这个辩解放在全书极为重要的位置。然而，国內有学者並不认同托克维尔为法国大革命所做的这一辩解，这里引用一段该学者的文章：“把宗教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是法国民主的特色，而一旦离开了宗教，法国民主顶地的那个头就被打破，法国民主就得了民主的精神病。法国的民主把宗教推向了民主的对立面，其失败的下场就在所难免了。宗教倒向了反民主的阵营，压制了它本身所主张的平等，信教的人‘骂自由是敌人’，如果宗教与自由携手前进，宗教是可以使“自由获得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但是现在却相反，“信教者在与自由搏斗，自由的友人在攻击宗教。破坏了宗教导致了民主自由的悖论，起点追求自由民主，终点专制靠岸。 ” 那么，法国大革命是怎样把宗教“推向了民主的对立面”的呢？对教会最沉重的打击，应首推制宪议会对教会采取的行动。而这个行动的出发点並非为了“自由”，而是为了摆脱財政危机。“对於1789年的法国来说，更为直接、更为迫切的仍然是財政问题。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的’旧式赋税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国家財政立即陷入更为黑暗的深渊，新的税收来源一时很难找到，……因此，1789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鋰增加至40亿鋰。为了摆脱財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因为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的15%，其財富总值大约相当於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將教会全部財產转归国有。”（陈文海：『法国史』233页） 因此，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是教会的特权和財產，而並非宗教信仰本身。请继续看：“使制宪议会更感棘手的是宗教组织问题。宗教虽然受到革命派的严厉抨击，但它依然是维系绝大多数法国人的一条必不可少的精神纽带。因此，在教会財產被剥夺净尽之后，制宪议会必然要面对一个如何让教会继续运转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就是『教士公民组织法』，该法令於1790年7月由议会表决通过。8月份国王勉强同意。根据这一法令，主教区与省级行政区必须一致，故其总数为83个，比原有主教区数目几乎减少一半，教会活动经费和教士薪俸完全由国家支付；所有教职由选举產生，而无须再由罗马教皇批准。为强化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制宪议会又於1790年11月颁布了『教士宣誓法令』，要求由选举產生的教职人员必须宣誓‘忠於民族、忠於法律、忠於国王、全力维护由国民议会（制宪议会）颁布的宪法’。”（同上，234页。）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托克维尔这个辩解的含义了。第一，大革命剥夺的是教会世俗的財產和特权，虽有革命者抨击宗教信仰本身，但大革命的政治目標並非剥夺法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二，继续给为宗教活动所必须的宗教组织以国家支持，包括教士的薪俸，以维系绝大多数公民的“精神纽带”；第三，对教会圣职人员的要求仅仅是政治上的，即忠於民族，忠於国王，忠於宪法。 窃以为，托克维尔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个辩解，至少他已经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宗教在人类精神活动中以及人类整个歷史进程中非同寻常的意义，並意识到宗教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有着其復杂的歷史本质和矛盾的內在逻辑。 现在，笔者斗胆试著分析一下这种歷史本质和矛盾的內在逻辑。 应该说，人类原始社会或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偶像崇拜和文明初期的多神崇拜，理应是各种宗教产生的源头。然而，人类进入古代文明时期以来产生的在全球范围传播的主流宗教，即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佛教、伊斯兰教为主体的三大宗教，却是在扬弃人类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各种图腾崇拜和多神崇拜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尽管还没有最终摆脱人类蒙昧时代偶像崇拜的传统，但在现代文明和科学昌盛的今天，却依然主宰着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心灵。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全球宗教现况调查发现，全球每六个人中有五人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是全球最大宗教群体，信徒共有22亿人，占全球人口32%。回教有16亿信徒排第二位，占全球人口23%。印度教徒约10亿占全球人口的15%，佛教徒近5亿占全球人口7%，信奉民间部落宗教的人包括非洲、中国、美国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宗教信徒占全球人口6%，巴哈教、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道教、威卡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占全球人口1%。不信教者占全球人口16%，其中四分之三在亚洲，大部分在中国。这群人可能有某些宗教或精神信仰甚至相信神灵，但不完全信奉某一宗教。 那么就产生一个千年追问：主张有神论的主流宗教，究竟凭借怎样的魅力和内在源源不断的无穷动力，在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不断向无神论彼岸的行进中却经久不衰，越战越勇？ 这个追问可能有一千个答案，但万变不离其宗，可能最后都会集中在三个答案上。 第一，作为主流宗教，它回答了人类至今仍在苦苦追索的关于自己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认识自己”，这不仅是人类的第一个哲学追问，而且是人类最终和动物界告别的第一标志。对于上述这个问题，人类现代科学的发展总会给出一个比较圆满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想必十分枯燥、十分单调。然而，在人类图腾崇拜和多神崇拜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答案已经有成百上千，而且异彩纷呈，千奇百怪，这个问题所能激发出来的想像力对人类而言恐怕是最为丰富、最为大胆、也最为生动，因为这些答案是在人类想像力空前活跃的图腾世界和神灵世界中诞生的，因而它们充满神性和灵动，也极为神密和绚丽，但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答案，都有一个共性，即和现代科学或其揭示的人类历史真相相距甚远，“不共戴天”。 从这些成百上千的答案中筛选出最具权威、最可信、也最能统摄心灵的答案，便是宗教或主流宗教在创建过程所应做的第一件大事。犹太教——基督教不用说了，圣经中讲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帝如何在一个星期内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对于佛教而言，虽然从释迦佛创教到他逝世后约100年的原始佛教时期，注重的是解除人的内心痛苦和所谓“自度”，但到了大乘佛教，就提出了关于天堂和地狱、人的生死轮回的完整理论了。问题是，作为主流宗教，它凭什么赋予这个答案具有如此的权威性、可信性和统摄众多心灵的魅力？比如作为基督教的母体——犹太教，凭什么将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赋予如此魔力，以至于“上帝”至今还在统摄着全球几十亿人现代人的心灵，尽管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乃至真正的人类学家？回答这个问题，必然牵涉到关于宗教的第二个答案。 第二，人类有情感，动物也有喜怒哀乐。但人类的心灵世界和动物的心灵世界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有道德感，动物没有；人类有思维，动物没有或只有极其简单的思维。因而人类的心灵世界比起动物只具本能的心灵世界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这个心灵世界产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是任何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然而，正是道德感和思维这两样人类独具的东西，成了人类心灵世界产生无穷无尽痛苦的源泉。因为极度活跃的理性、思维和无穷无尽惊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人类的各种利益和欲望也极其丰富、张狂，它“随心所欲”的空间也极为广阔多彩。但是，怪就怪在这里，人的欲望每一次张狂的发泄和井喷，都给他的心灵缚上一条锁链，一个人越成熟，他心灵上的道德锁链就越多，他的痛苦就越大，越复杂，而如果一个人无法走出他痛苦的心灵世界，即便他获得再多的财富、权势和荣耀，他也感受不到丝毫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坠入欲望的深渊变成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杀人魔王，那么他的心灵世界已经死寂了，他似乎已经感受不到心灵的痛苦，他已极度绝望乃至精神失常、发疯了。我想，斯大林恐怕有着和希特勒同样的心灵体验。 因此，人类的心灵比他的命运更需要一个可靠的归属，否则，他将永无安宁，痛苦终生。 因此，如何使人类的心灵从那条条铁链中解脱出来，摆脱心灵似乎永无止境漂泊般的痛苦、困惑、迷茫、孤独，找到一个获得安宁的最后归属，是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苦苦寻求的答案。这个答案终于找到了，它在宗教尤其是主流宗教那里。宗教教义中的各种人生劝诫、哲理故事、道德信条之所以具有世俗统治者所制定的那些道德规范、法律条文所无法具有的魔力，从而能够最终俘获人类的心灵，并给其一个安宁的归属，除了能以超凡脱俗的深刻哲理给予人类心灵历程中那些共生的痛苦、迷茫、困惑、恐惧以解脱的钥匙、并给每一个个体生命以平等的、无微不至的心灵关怀外，还有重要的两点，其一，宗教教义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个人类的第一追问时，其答案和其教义的整个精髓互为映照，连为一体。比如，对生与死这个人类个体生命最为矛盾、恐惧、困惑、痛苦的心灵纠结，现代科学给出的答案是：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人死掉什么都不存在了，尸骨又回到了大自然。这种冷冰冰的回答不仅无法解决这个纠结，反而增加了心灵的痛苦和绝望。而宗教的答案决非如此。宗教说，生与死在不断轮回，人死后灵魂却不死，它有可能升入天堂，也可能坠入地狱，这就看你生前行善多还是作恶多了。瞧，这个答案既解除了个体生命对死亡的恐惧，又让个体生命产生了履行教义中各种道德信条的源源动力，而最重要的，则是让心灵得到一个无比慰藉归属。其二，在第三个答案中。我们来看看。 第三，宗教教义中那个主宰万物、统摄心灵、拯救人类的“主”，一定是位神，而绝不应是位人，这是人类信奉宗教的神秘底线。这不仅仅因为人性中普遍的妒嫉心理会产生对同类的不服，更重要的，则是人类要求统摄自己心灵世界的那位主宰，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神秘性、永恒性和归一性。否则，宗教在人类心灵世界中安排的道德秩序将会产生多种变数，“上帝”的权威性、神秘性将大打折扣，这是教主和信徒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大乘佛教虽然崇拜多佛，但其教义仍以释迦为至尊，而其他佛并非在至尊之下排出一个等级金字塔，众佛的存在，只是他们在解除人类心灵的各种纠结痛苦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功能罢了。然而，在人类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文明发展时，一些主流宗教往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人们普遍以为，一日千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究会颠覆宗教教义构造的那个虚妄的、神性的世界。然而经过几轮冲突后，人们才发现，人类的理性世界和心灵世界尽管有诸多共通之处，但绝对不是一回事。各种哲学信仰、科学信仰、政治信仰根本无法取代宗教信仰来统治人类的心灵世界。再伟大、再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也无法解除人类心灵中那些林林总总的烦恼和痛苦。一个人类学者的专业知识，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人类根本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也根本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但他仍然信奉着上帝，因为他无法从他的专业知识那里找到心灵慰藉，而却能从“上帝”那里找到情感和道德归属。 因此，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段话是站不住脚的：“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马克思这段话可以表明：他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宗教作为虚幻幸福的光环，是由无法消除的现实苦难产生的，一旦这现实苦难被消除——宗教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民实现了现实幸福，就会无情抛弃从宗教中祈求的幸福。是的，诸多心灵的苦难会产生于现实的苦难，但心灵的苦难绝对不会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苦难。即便人们被满足了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生理的需求，也无法逃脱心灵的纠结、烦恼、空虚和痛苦。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剖析一下宗教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这个地球上有一大半人信仰宗教，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或者巨大的文化、道德存在。而宗教信仰一旦掌控着一个人的灵魂，也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方式。就是说，具有宗教信仰人们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对于人类的整个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人类三千年的文明史中几乎所有关乎人类社会走向和命运的重大事件，都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一个庞大人群的宗教信仰必然会“物化”为各种方式的宗教活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的宗教组织来开展这个活动，而这个宗教组织不仅需要对众多教徒进行管理，而且还需要对自身进行管理，这样，这个宗教组织必然是一个世俗的社会组织，因而它必须拥有财产和权力。那么，这些财产和权力从何而来？财产，必须从世俗社会的总财产中分割出一部分，比如地产；权力，也必须从世俗社会政治统治者手中的整个社会管理权力中分割出一部分。于是，一方面，由权力和财产可以产生的一切邪恶，包括剥夺、剥削、专制、压迫、迫害，都同样会从世俗的宗教组织中产生，无论那些神职管理人员的宗教信仰多么纯净坚定；另一方面，如果你想从政治统治者那里分割一部分权力，那就注定要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那么，政治领域的一切纷争将扑面而来，宗教组织注定要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之所以能在世俗社会的政治领域获得极为显赫的权势，是因为中世纪欧洲各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企图从控制社会意识形态入手，来统制社会的一切活动，从而达到统治人民、强化专制制度政治基础的目的。而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大部分人民信仰同一种宗教时，宗教组织就成为掌握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于是，欧洲的专制统治者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继续限制人们的宗教信仰，禁止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争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要么和宗教组织合作，将宗教变成自己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显然，前一种抉择无法实现，王室及其政府根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精神武器可以和宗教抗衡，因而惟剩一种选择：和宗教组织合作。阿克顿在他的《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谈到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戴克里先要把罗马政府改造成东方类型的专制政体，从而导致了对基督徒持久而极为惨烈的迫害。君士坦丁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但他既不想抛弃前任的政体，也不想戒绝对于独裁权力的迷恋，而是想借助一个巨大的抵抗力量曾使世界震惊的宗教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宝座。他通过任命主教来获得基督教的绝对支持，一帆风顺地巩固了他在东方的统治基础。没有人告诫过他，提高基督教的地位等于束缚了自己的一只手，放弃了皇帝的特权。” 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欧洲，神权和王权从来都是两张皮，即便两张皮合在一起，比如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或民族，仍然是两张皮。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两教虽属同源，但伊斯兰教的产生，是作为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民族统一斗争的精神武器出现的，因而它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力连为一体。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也不同。中国的本土从来没有产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外来宗教传进中国，无论是宗教组织还是宗教活动，都没有掌控过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掌控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是儒学。但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为中国君权（包括后来的皇权)提供合法性来源、并为中国君权等级社会提供政治的、哲学的、教育的、道德的、伦理的整个精神文化支撑的理论学说，因而它最终为皇权国家选定为国家学说。可见，儒学既非像基督教那样成为独立于君权的意识形态力量，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组织，也就谈不上从君主那里分割权力。儒学作为维系中国君主社会整个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道统力量，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君权融为一体。 正因为上述那些区别，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在中世纪的欧洲向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极其复杂，也极其矛盾。比如，一方面，当欧洲各封建国家的王权和教会合作，将基督教当作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公开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时侯，教皇及其统制下的各级教会，的确为封建王权的巩固和扩张立下过汗马功劳，基督教也的确充当过封建王权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另一方面，基督教及其教会和封建社会的领主、贵族一样，成为中世纪欧洲国家中向王权分割权力的一支独立的、显赫的政治势力，而王权和神权，彼此都在为争夺对方的“领地”而进行着此起彼伏的斗争，这种斗争和贵族（领主）与王权的斗争一样，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它使欧洲各国的王权，即使在所谓“绝对君主制”期间，也始终无法像中国的皇权那样铁板一块，无从分割。而恰恰是欧洲封建国家的这种长期的“分权”状态，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挤上国家政治舞台留下了空隙，也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发轫提供了契机；比如，一方面，当基督教作为王权的帮凶，成会统治者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时，它秉承了君主专制扼杀思想自由、践行精神禁锢的本性，在迫害、围剿各类违背天主教正统的所谓异端之余，还迫害了大量反对封建专制、抗争思想禁锢的科学家、进步思想家、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萌芽的启蒙学家。仅1483年至182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判处的异端份子就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但另一方面，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汇总，在其2000年的悠久历史中，西方社会的哲学、法律、教育、文学、艺术、经济、道德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它的深远影响，在近代科学的形成中也有其积极影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所有核心价值，诸如关于人的自由权和平等权，都可以在基督教不断更新的教义中找到终极源头，而基督教信仰中关注人性、关爱人生、关怀人类的平等、自由、博爱、幸福的理想信条和道德实践，最终会导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并和宪政民主政体的社会伦理和公民道德接轨。事实上在人权民主思想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比希腊罗马文明发挥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在时间上比希腊罗马文明要多出十个世纪，而且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越于希腊罗马文明。关于这一点，可用两大历史事件加以证明。其一，十字军东征。这场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近两百年的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欧洲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所进行的疯狂的侵略扩张和野蛮掠夺，在九次东征中，欧洲天主教会和众多教徒不仅仅是帮凶，甚至成了主凶。然而，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却仍在当地存在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欧洲人“盗火”之后，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其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这场由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起、震撼了整个西欧的宗教运动，矛头直指罗马教廷的等级特权和罗马教皇及整个天主教会的堕落腐败 ，对欧洲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这场宗教改革尤为意味深长的有两点，一点，当教皇、教廷和教会成为欧洲各国王权的帮凶时，它们在封建世俗社会享受的种种神权和世俗权力，实质上已经和这个社会的全部封建特权融为一体，并成为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障碍。当教皇、教会的封建特权不是由世俗的民众推翻，而是由教徒们推翻，则意味着基督教在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新后，融进了民主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洪流中；另一点，这场改革最终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和其在世俗宗教活动中产生的宗教组织的不同性质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意义特别重大，摆脱了世俗宗教组织特权和腐败钳制的基督教，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自由空间，它将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新教诞生的意义正在于此。 事实上，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开创欧洲新纪元的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中，基督教会及其教徒转向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众多基督教徒的人文精神也越来越浓郁。以法国大革命为例。“1789年之前的法国虽然仍是一个等级社会和特权社会，但如果单纯以等级和特权作为界标来划分2800万法国人的社会属性及思想状况，那将是一种简单化的荒唐做法。毋庸置疑，在教士和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中，有一部分人是坚守特权不放的，面对第三等级的巨大压力，他们只愿在赋税豁免权上作出一些让步，而在事关脸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方面则不愿与第三等级‘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在三级会议的筹备和代表选举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开明贵族和教士与第三等级一道展开对特权社会的猛烈进攻，他们以沙龙、城堡、咖啡馆以及各种新组建的俱乐部为活动中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还撰写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政论性著作并向社会广为散发。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三级会议应当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作为会议主题，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宪法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陈文海：《法国史》220页至221页）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托克维尔，就可以印证上述的那些论点了。请看：“……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这疲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法国大革命所要颠覆的并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教会组织在君主专制体制中所拥有的显赫的封建特权及其政治上的反动和腐败，只有这种君权和神权的结合严重阻滞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对立面时，它才成为大革命的对象。然而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和人类的宪政民主社会在价值核心上并无本质冲突，它们还能相互观照，融为一体。这一点，托克维尔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大为有利。此外，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那么，大革命摧毁了宗教组织的封建特权，是否也同时摧毁了宗教组织本身呢？或者大革命之后的宗教活动不再需要宗教组织的组织和管理呢？托克维尔同样作了明确的回答：“不妨想一想，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 了，而且每日每时都在证实下面这一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一切旧政治制度更彻底被摧毁，大革命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彻底制服，一去不返，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日渐减退；最后，当教士从一切和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日益分离出来时，人们便会看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它产生的那个历史悖论，并非像那位国内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背离了宗教或打倒了宗教，而是其中另有原因。至于这位学者的另一观点也有不妥之处。 “法国与美国的比较，并不是典型的民主与专制的比较，而是美国民主与法国转型的比较。通过比较，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的民主与宗教精神呈断裂状态，而美国的民主则与宗教天然合一。”拿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民主革命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法国，革命之所以和宗教势力势不两立，是因为基督教会和西欧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所形成的对民主力量的政治反动，已经在欧洲横行了数百年，使革命不得不将它当作革命的对象；而在年轻的美国，宗教组织还没有像欧洲那样走向对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反动。这才是两者区别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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