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汤因比《历史研究》（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上）

2010-01-22 8:12

十二卷本《历史研究》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公元1889－1975年）。我读的是索麦维尔节录的上中下三册的简缩本，翻译曹未风等。 毕生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学家是睿智的，对于人类社会有着许多洞见，可以发人深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是学术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三十年过去了，翻开书页，当初读书留下的痕迹依然。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宗教改信是英国历史上一切事物的开端。 关于代议制度，阿克顿勋爵说，一般历史当然并不是由于国内原因推动的，而有更广阔的原因。 在一个文化较高和较低的民族之间的边界不再变化时，均衡不能长久保持，在时间的过程中，总是有利于落后的社会的。 历史研究能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全体人类，而是社会的某一群人。 从旧的社会向新的社会转化，有三个因素：一是统一的国家，二是发展起来的教会，三是混乱和入侵。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以后的二百五十年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使用自杀性的权术和知识学术的空前活跃。孔子死后的时代，战火才渐趋熄灭。孔子现世的智慧和老子的出世无为的思想，都证明他们都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兴旺时代已经过去。 商业技术的输出是容易的，但西方诗人或圣人的灵魂输出就困难得多了。任何原始创造的传播可以迸发生命的火花，但传播者应负点作证的义务。 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必须同时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制度是人和人之间非个人关系的一种手段。 模仿行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属性。原始社会里模仿的对象是死去的祖宗，他们的势力和特权通过活着的长辈而加强。传统习惯占着统治地位，社会就静止了。只有切除“习惯的堡垒”社会才能变化、成长、前进。文明社会，模仿的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 文明的起源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现存文明社会那已经失去创造力的少数统治者而产生的。 迄今为止，种族论、环境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关于人类历史上（不仅在特定地点、而且还在特定时间）伟大变革的线索。 如果说需要是成功之母，那顽强便是成功之父——坚持在艰难环境活下去，绝不承认失败，绝不另觅安逸生活。 安逸对文明是有害的。黄河四季都无法通航，冬季结成坚冰塞满浮冰，春天冰溶化，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洪水，黄河不断改道；长江一直通航，水患少得多，冬季也温和。但古代中国的文明诞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 在今天，远东社会最大生命力的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强大的生命力都出现在新的地方。凡是新旧两地间隔着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 戏剧发生在本土，史诗则产生于移民中。如果没有跨海迁移的苦难，规模宏大的作品是无论如何不会出现的。 停滞的文明之所以丧失活动的能力，是由于它们曾用力过猛。 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 真正的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刺激它的对象成功应战，而且刺激它积聚能量继续向前进展，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另一新问题，从阴过渡到阳。从动乱到恢复平衡，再要求发展，不断地发生有节奏的运动，就必须有一种生命之流把挑战对象从平衡推到不平衡，好让它面对新的挑战，不断前进以至无穷。 文明通过活力和不断接受新挑战而成长。在宏观世界里，成长本身好像是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占有的力量；在微观世界里，却是逐步自决和自我调整的力量。 混乱时期总是产生军国主义，结果使人类走向互相毁灭。历史上毫无例外的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地理的扩展只是军国主义的副产品。只有那些有胆勇的人，在进攻社会内部敌人之余，又向临近社会发动进攻。差不多每个文明的历史都证明，在地理扩张同时出现了实质性的退化。 技术前进而文明静止不动甚至衰退，也有文明在前进或后退而技术静止不动，但每一种停滞的文明都在技术上有过高度发展。技术进展和文明进展间，不存在什么相互关系。技术进步的原则是不断简化。 挑战是内部涌现的，胜利应战也不以克服外部障碍或外部敌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内部自行调剂或自决的形式出现。对于挑战的一系列应战积累成的成长过程，场所总是不断从外部环境移向社会内部 俄罗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革命教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东正教感情和理性上的替代品，把马克思看成摩西，把列宁当救主。把他们的著作当新建的无神论的好战教会的《圣经》。 今天的道路上，交通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了。从前地理距离的老挑战变成了今天驾驶员相互关系的新挑战。他们掌握了消灭距离的本领，却遇到了互相消灭的经常性危险。 也许每个社会的每个时期，都有某些道义问题成为关系到社会未来命运的挑战。今天的社会面对的不是物质挑战，而是道义挑战。 机械进步的巨大成就究竟往哪儿去呢？目的是什么？对全人类的前途会有什么影响？建设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还是毁灭自己？ 工业的挑战正从技术范围转移到道义范围。我们还没有决定如何对这新局面反应。文明成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走向自决的进度是描述“生命”走进自己王国奇迹的散文式公式。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他们活动范围的一致。无数个体结成的共同范围就是社会。社会是一个“行为场所”，一切行为的源泉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 《马太福音》：“我来是要地上不太平，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人的仇敌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 文明的成长不该是紧张和勉强的。 创造者出现时，总是处于压倒优势的毫无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大量群众之下。 社会性的创造行为都是个别创造者的工作。每次继续创造的前进，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抛在后面的。 每个成长中的文明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处于停滞不前、无声无臭的状态。 文明化的社会之所以不能走向文明，一方面是具有巨大创造性的人没有机会表现其优越性，另一方面是其余人不准备追随他们。 创造性人物的道路是神秘化的途径，是他们精神的最高水平。他们首先离开行为，进入狂想境界，然后从狂想境界走出来，达到新的更高的行为水平。 柏拉图认为，得到启示的哲学家的个人志趣和欲望是和广大群众对立的。哲学家想满足人类的需要，必须牺牲自己的快乐和理想。 一般说，工业和民主都要求人类有更多的自我控制、互相忍让和开诚合作的精神。 每次挑战都在社会内部造成差别，挑战时间越长，差别越大。 每个文明都有它特有的艺术风格，要确定任何一个文明的时空界限，就会发现美学的标准是最可靠的。 人类生活和制度的不同是表面的，下面还是有统一性存在。 人类创造文明并不是超越的生物天赋、地理环境，而是对特别困难的挑战的应战和空前的努力。 “少数统治者”指那些不再能进行领导而变成压迫者的统治阶级。 突然来临的惨败，能刺激失败者整顿内部、卷土重来、取得胜利。 文明停滞是因为遇到的挑战过分严重，用尽了精力和力量也无法应战。 “乌托邦”是文明衰落时期的产物，作为具体纲领而言，是一种把衰落中的社会固定在它实际水平的企图。 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和技术改进都不是文明成长的原因。军事扩展是军国主义的结果，军国主义本身是衰落的象征。 真正的进步是“升华”的过程、克服物质障碍的过程。社会的精力通过这过程解放出来，对挑战应战。这过程是内部的、精神的，而不是外部的、物质的。（上册） 统一国家是社会衰落的伴随物，是少数统治者的产物，是一种“集合”的表现。它的解体过程是一连串的“分散－集合－再分散”。当统一国家建立后，最显著的特征是顽强的求生性，但绝不要误认为是真正的生命力。这倒毋宁说是不肯死去的老人顽固的长寿欲望。 社会解体时代的两个主要特征是杂乱感和划一感。这两个心理倾向从主观立场看也许是对立的，却暗暗产生着同样的客观后果。 统一国家所造成的休战期，无产者一定增强，少数统治者一定减弱。统一国家创建者实行的容忍，目的在于消极地消除自己人中的争端，却给予内部无产者创立统一教会的机会。内部无产者虽在宗教上很活跃，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这给外部蛮族无产者或邻近异族文明以可乘之机。统一国家百姓的战斗精神萎缩时，他们就入侵并夺取内部无产者的统治权。 少数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自己的哲学或“幻想的宗教”几乎总是失败的。这证明，少数统治者不大能从自己创造的东西中得到什么好处。而内部无产者往往能很有效地利用统一国家的和平环境，自下而上地推行一种高级宗教，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 侵占解体中的统一国家委弃的领土的蛮族侵略者都是没有前途的英雄。在后世看来，他们除了凭借史诗的语言写自己的墓志铭为自己的卑鄙加上一层回首当年的光环外，只是些可耻的冒险者。 一个统一国家所提供的好处，唯一真正受益的是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的利益是虚幻的，外来文明所获得的好处往往是不持久的。 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赖以生存的首要组织。遍布世界的新交通网会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变成了被原本未曾考虑的人受惠利用，这是习见的啼笑皆非。 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教活动的刺激所引出的问题，不单有关宗教的地理政治学的问题，还产生了：宗教永恒能否区别于暂时的偶然想象的问题，各类宗教能否并存或由某一宗教取代其他宗教的问题。 福音的真髓越有革命性，通俗相宜的表现方法就越重要。 如果一种高级的宗教容许自己深深地沾染上暂时性文化环境的痕迹，它注定要停滞而陷于尘缘的泥淖。 基督教将是一切哲学——从伊克那吞到黑格尔和一切高级宗教的继承者，这些宗教可远溯到圣母圣子的永远潜在崇拜。 比较有建设性的、仁慈观念的殖民政策是统一国家的特征之一。 帝国缔造者在统一国家边境和内陆建立的常备卫戍站，差不多随即就出现一个非军事人员的居留地。边境设立的永久性军事卫戍站成了少数统治者同外部内部无产者同化的坩锅。边境守兵和敌对的蛮族军事集团，随着光阴的流转往往会互相同化，先是军事技术，然后是文化。 因真正价值而赢得虔诚信仰的宗教，决不会跟着非宗教目的成功利用它的政权一起兴亡。 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职业文官制度是不行的。就成果的持久性而言，汉朝创建者是所有统一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 统一国家的首都显然是传播各种文化影响的便利站。首都的历史使命，久而久之，往往要归入宗教领域。 决定一种语言的命运，商业和文化比政治还重要。 一般说，编订法典的高潮往往出现在社会灾难来临前夜。 高级宗教从来不应当担负促成任何文明死亡的罪名。 人既不是无私的蚂蚁，也不是非社会的独眼巨怪，人是“社会动物”。他的人格只有通过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才能表达和发展。社会不能脱离个人活动而存在，个人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宗教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的进步服从于埃斯库罗斯“我们从苦难中得教育”的法则。 文明历史是多元的、反复的，但宗教的历史似乎是一元的、连续前进的。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都看到神是自我牺牲的救主的同一幻影，因此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显著。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四种高级宗教是同一题材的四个变体。 各宗教、教会的火拼导致同归于尽。胜利的宗教往往是接受了敌手的某些主要特征而取胜的。统一了的人类将在宗教的统一中得救。 乔治?埃略特说：“预言是人类错误最不费代价的形式。” 教会不是由圣人而是由罪人组成，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教会像学校一样，并不比它所生活、存在的社会进步多少。 理智和宗教是人性的本质机能。不和是人类生活的积弊，人既是社会动物，又是自由意志的动物。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社会意志的冲突成为永恒。 主说：“当人人都说你们好时，你们有祸了。” 促成灾祸并不是凶恶的必然或任何外力，而是世人本性中内在的“原罪”。“原罪”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宗教历史上的高点和世俗历史的低点相符，这是人的世俗生活的“法则”之一。伴随着世俗衰亡而来的宗教成就，不仅是精神上的前进，而且是精神上的恢复。困难的自然环境往往易于培育世俗的成功，精神上的困难环境对宗教努力有刺激作用。精神上困难的环境是心灵的希望被物质繁荣所遏制。使众人昏迷的世俗繁荣的毒气，也很可以激发精神的敏感、激发努力奋斗。 某种人间天堂是大多数世俗意识形态的目标，但这显然是谎言。社会的性质、人格内在的为善为恶的能力，总是要表露出来的。此世是天国的一个省份，一个叛逆的省份，事物的性质决定了将永远如此。 一个英雄时代就是军事界线结晶化后的社会和心理的自然结果。 没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中产阶级的标准，显然要使大部分中产阶级在精神生活方面跟着无产阶级化。 宗教不但不会在信徒心中摧毁社会责任感，反而只会增强。宗教应该对科学让步，凡是属于知识范畴的事，只要科学能建立一门学科，宗教就必须让位。

古希腊文明是基督教的序曲。

胜利的蛮族，不可避免地因取得的胜利而招致毁灭。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应付自己造成的紧张局势。

一个非西方文明的统治者，如果没有他自己本土生长的，愿意“西方化”的中产阶级，就必须制造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但这些知识分子终将会起而反对者。

凡是军事反应力不及或使用了军事手段遭到失败的地方，被征服的人民常常以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来维持社会的完整性。最高的反应乃是创造一种高级宗教，这个宗教迟早会俘虏那些征服者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社会衰落最有力的原因。（以上中册，以下下册）

现存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处在消灭或同化的威胁之中。正在死亡的文明，唯有使用武力来达到政治上的国家统一，以延长寿命。

以武力来对付整个民族，结果必然一事无成，自找失败。

少数统治者以武力维持已无法维系的地位，那么统治者的性质已改变，会引起无产者的离心运动，无产者不再会羡慕和模仿统治者，进而反抗奴役。文明衰落的实质有三点：少数人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撤消了模仿行为，全社会团结的瓦解。

人类亘古不变的弱点就是把自己的失败推诿给那些完全无法掌握的力量。

组成人类历史活动的各种力量的运动，显然存在着“再现”现象。

一系列破坏力量的总和，首先破坏的是农民文化和经济，最后再予以彻底摧毁。

废除一种传统的艺术风格，是因为它与早已衰落并和正在解体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中止某种技术是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地理上的扩张，时常带来社会的解体。

古代中国的统一国家只是混乱时期以后出现的一次社会振作。

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是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断气时给它最后一击。外来进攻的暴力打击出现在一个文明历史的任何阶段，除了它在垂死阶段外，不会起任何破坏作用，反而会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开始自杀，外来进攻仍然可以使它产生暂时的振作。所以说外来打击和压力一般都带有刺激性而不是破坏性。

社会向来不会“寿终正寝”，他的死亡不是自杀就是谋杀。

社会文明最大的危险在文明生长必须采取的途径中。

模仿是一种社会性的军事训练。凡夫俗子的耳朵听不懂天上美乐却听得清下级军官的口令。

领袖不能发挥领导作用时，常会滥用他们的权力。

局部组成的整体里，局部间的失调会使整体丧失自决能力。自决能力的丧失是衰落的最后标志，而成长的标志是趋向自决的进程。

内部失调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他们缺乏适应能力，感情和思想没有跟上。理想的办法是随时调整原有的社会机构，但惰性却在所有情况下使社会结构的大部分维持原状。

革命是一种被拖延的模仿行为，它的暴力程度按比例地增长。模仿是革命的本质，每次革命都参考了过去、别处发生过的事。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没有事先的外力启发是不可能的。

革命使用暴力在于它们是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原有的顽固组织曾阻扰、摧残过他们。这种阻扰和摧残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大，最终爆发的强度、暴力的程度也越大。

社会原有组织结构受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可能有三条路：一，面对这种情况，和谐地自行调整。二，革命——被拖延的不和谐调整。三，反常。和谐调整占了上风，社会会继续成长；发生了革命，社会成长过程就越来越危机重重；出现了反常，社会就衰落。

民主出现在西方世界的时间比工业主义的新力量稍早点，把奴隶制度最后逐出西方世界的主要人物是林肯，他是最伟大民主政治家。民主是人道主义的政治表现，人道主义同奴隶制度是势不两立的死敌。新的工业主义是支持奴隶制度的，要不是民主力量控制了工业主义的力量，西方世界恐怕不能如此容易地废除奴隶制度。

经济世界的秩序，不能仅仅建筑在经济基础上。

教育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也不是实现人间野心的工具和无聊时的消遣。在所谓“群众”都可以受到教育时，教育就脱离了它的传统文化背景，其结果是造成教育效果不可避免的贫乏。每个人都可以受教育后，教育结果很可能产生功利主义的思想。把教育变成群众的娱乐手段、为提供娱乐的少数野心家谋利——是在普及初等教育后出现的。“普及教育”这块面饼才投到水面，水底立刻出现了一大群鲨鱼，当着教育家的面把孩子们这块面饼吞噬了。

如果报业大王能替那些半受教育的人们提供无聊的消遣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话，那么认真的政治家说不定从中取得了权力。现代独裁者们的报纸取代了报纸大王，他们不是采用粗糙下流的个人娱乐方式，而是组织了粗糙下流的国家宣传机器。

实行民主教育的国家，人们遭到私人或国家当局思想专政的侵蚀。灵魂得救的办法是提高群众的教育水平，让他们对强制的侵蚀和宣传有免疫力。

爱国主义这东西，约翰生博士颇别致地称它为“流氓的最后避难所”。卡维尔别具慧眼地说，现在它已经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基督教，变成了西方世界的宗教。

划一感很容易影响宗教，产生精神上的畸形发展。容忍的正确动机应该是承认一切宗教都是对共同精神目标的探索。

等级永远是处于社会畸形状态的边缘，若再受到宗教理由的鼓动和许可，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上一个阶段的创造者，在下一个阶段也许就成了障碍。命运永远不利于“骄子”而利于“黑马”。过去的创造者，由于他们过去的创造，现在处于社会最有权力、最有影响的重要地位。正由于此，他们不再会继续帮助社会前进，而只是采取“休息旁观”的态度。对现在采取愚蠢消极的态度是因为迷恋过去，是偶像崇拜的罪恶。

少数创造者并非命定要每况愈下的，创造者本人肯定要被创造本能驱使，问题是，能否迎接新的可怕的挑战。

英季博士说：“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一个生物完全适应它的环境，一个动物把它的全部能力和精神都集中在眼前的事上，它就不可能再有力量对付任何突然发生的变化。”

柏拉图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小而帆太大，身体太小而吃得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结果一定是全部的破坏。”

凡是不顾一切急于毁灭邻邦的好战分子，结果必然是自己意想不到的毁灭。军事技巧和勇力都是锋利工具，使用不当就会伤害自己。

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范围，用到别的范围，就会产生不协调。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差错都会造成一定的灾难。

用武力对付武力是危险的把戏。在一定程度内使用是可以的，这种事总要产生极坏的结果，因为太方便了。

中国历史上的衰落，开始于公元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唐帝国崩溃。

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是软弱的，任何一个具有合理组织和科学知识的坚强组织都可以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其余地方。

文明成长的最核心成分是活力，活力接受任何挑战，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引向新的挑战的不平衡。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加强，不但不是成长的标志，而是解体的现象之一。一个社会进入悲惨的下降阶段，反而时常被人称赞为辉煌发展的最高峰。

社会深处的分裂与不和时常会追溯到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增强。内部失和，社会丧失自决能力，是社会解体前的衰落。分裂、衰落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对立面：纵的是地理上的社会隔离，横的是地理上的混居和社会阶级的隔离。

国与国交战是自己毁灭自己的有力手段。

任何一个社会企图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适应某个外来节奏时，都需要一个特殊的阶级——“知识分子”，它起到了“变压器”的作用，他们是外来文明的“联络官”。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天生不幸的，知识分子是傀儡是政治动物。

所有真正完整的原始宗教，不论形式如何，都是对丰收的崇拜。

任何一个蛮族入侵者，如果没有受过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就很可能成功，如果受过影响那就得先把它清除，否则即使不被驱逐，也要被消灭。

处在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外来灵感都是纠纷和挫折的无穷来源。而对于内部无产者而言，不但不是灾难，反而是幸福。接受它显示了超人的力量，可以俘虏征服者，完成与生俱来的使命。

宗教领域中的混和主义或仪式、教派和信仰的合并，是社会解体时期灵魂分裂所产生的内在杂乱感的外部表现。

宗教和哲学狭路相逢时，宗教一定昌盛，哲学一定衰微。缺乏精神的活力、故意矫饰、推崇知识上的优秀者、适宜少数人的高傲，是衰微的根本原因。

荣格说：“重大的社会改革从来是由下而上，起于下层的。受诬蔑的、默默无闻的人们，没有学究式的偏见，不像大人物不可救药。”掌权的政治人物，由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任何东西有其先天的脆弱性，即使迎合了大众的情绪也经受不了几番风雨。

掌权的政治人物有时也会建立某种礼拜仪式，但没有任何真正宗教情感，有的只是政治情趣的宗教伪装。混乱时期的社会受尽苦难，这时出现的拟宗教仪式表达了对政治统一的渴求。

西方基督教各派争雄，只图有利一时，甚至不惜动用政治力量，表面上是争取大众，实则在人们心灵中破坏了信仰的基础。

宗教如乞求或屈服政治当局的保护，到头来招致的损失一定远远多于希望得到的利益。强行推行某种宗教，靠政治权力把少数统治者的哲学强加于大众，都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被统治者的宗教即统治者的宗教。统治者如接受最大多数臣民的宗教，或臣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宗教，一般都能繁荣昌盛。

如果忘记了人类大家庭共有的圣灵之父，便不可能拟想出足以维系万民的任何纽带。威莱说：“人类如果要生存，就决不能没有一个正统的信仰，不能没有一个固定类型的根本信仰。”

一个完全成熟的统一国家的突出特点是：一个最高人格的国王，一个最高的不具人格的法律。

掩蔽上帝的法则有各种：奴役古代巴比伦的占星家和现代西方的科学家是数学定律，俘获印度佛教、耆那教徒、禁欲主义者的是心理定律，古代希腊哲学家倾心向往的是社会法则。

当心理上习于懈怠的人们，被剥夺了使用其最简单而必要的语言方式时，理智上会产生惊人的刺激。

复古主义者进退维谷，不管朝哪里走都找不到出路。只顾恢复过去不考虑现在，那么永远向前的生命急流势必将他们脆弱的机制冲得粉碎。如果把怀古之幽情从属于现在的改造，那复古主义不成了骗局！无论什么场合，他们的努力总不自觉地成了未来主义。在他们竭力保持一种时代错误时，事实上等于敞开门户迎接不顾一切的改革了。

一般人抱残守缺执着于现在，而不肯贸然投入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未来主义的心理状态和情调比复古主义更激越。未来主义的心弦代表了复古主义受挫折后，无可奈何的第二次悲鸣。

要想消灭某种欲望，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得到满足。

超然无我哲学的局限性，在于看不到所谓涅槃并非灵魂旅程的终点，而只不过是个中途驿站，真正的终点是上帝的国度。

创造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总是由具有超人天才的人完成的。天才发挥其活跃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在任何社会里，他们总是少数。

使用暴力的人不可能真正追悔，他们也不能永远靠暴力获得利益。宝剑一旦沾了血，就不可能不再沾血；尝过人肉滋味的老虎，不可能从此不再吃人！依靠宝剑的救主想要挽回世运是注定要失败的。

柏拉图说：“当统治国家的人恰恰是世界上最不愿意作统治者的人时，整个社会生活才会变得最快乐、最和谐。”

统一国家的历史证明有多于一次的衰退和复兴。混乱时期也可能出现局部的复兴，统一国家期间也有一次显著的衰退。我们可以用一个三拍半的动乱－集合公式来表示：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

古代中国社会解体的衰落期起于公元前634年的楚晋之争，和平统一国家的建立则在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之时。

我们都有十分热烈的愿望，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而不是统一国家。我们所寻求的是自由人民自愿结合在一个统一体内，形成没有压迫的、长远的协调和让步。

凡是取得成就的侵略都发生在衰落之后。入侵处于成长过程的社会，总是刺激它做出更大努力；入侵处于衰落过程的社会，也可以刺激它更活跃或延长其寿命。

社会走向进步途中，走“捷径”会带来显著的社会解体的危险。胜利进行应战的胜利集团，很难在第二次挑战前再次取胜，他们容易在第二次挑战前“坐下休息”。

统一国家除了衰落之外，古埃及和远东的历史证明，也可能僵化。

胜利的外部无产者的特征产品是史诗。

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是创造性的两种不相容的替代物，逃避责任和殉道是信从和模仿的替代物。

神化的办法是改变活动场所，从宏观转移到微观。超然无我是一种退隐，神化是退隐也是复出和再生，这并不是旧社会的重新出现，而是新的社会品种的诞生。

分化是成长的标志，一致是解体的标志。

汤因比博士在书里引到的《老子》的句子：

企者不立：抬起脚想站得高，结果反而站不稳。

跨者不行：两步并一步走，反而走不快。

自伐者无功：自己夸耀，就没功劳可言。

自矜者不长：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就不能当领导。（《老子》24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最高真理像泛滥的河水，周流左右。（《老子》34章）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