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诺德·汤因比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 1、 我们确定的大一统国家的突出特征。首先，大一统国家给文明的社会载体带来政治统一，它们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文明崩溃之前。……..其次，大一统国家是少数当权者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是出自那些一度富于创造性、但已失去创造力的少数人之手。这种消极性质不仅表明大一统国家渊源的特征，也是它们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必要条件。不过，大一统国家的形象还不完整。大一统国家不但是社会衰落和少数当权者的产物，还表现出第三个突出特征：它们意味着文明在解体过程中经历了复原的过程，而且是特别显著的复原，文明的解体表现为有节奏的恶化-复原过程，之后又故态复萌。P590 2、 这些特征勾勒出来的大一统国家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它们不仅是社会解体的征兆，本身也表明人们力图遏止和抗衡社会解体。大一统国家一经建立，就表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挣扎求生。我们不能马这种特性误认作真正的活力，确切地说，它就不像不劝言生死的老年人萦绕心头的长寿欲望。事实上，大一统国家虽然显著表现出本身就是目的的倾向，实际不过是社会解体过程的一个阶段。P591 3、 如果说大一统国家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服务他人的一种手段，谁又是大一统国家的受益者呢？受益者肯定来自这样三个可能的候选对象：垂死社会的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以及某种同时代的外来文明。就服务于内部无产者而言，大一统国家被用来扶植内部无产者创立的深入人心的高级宗教。P599 4、 在大一统国家带来的社会休战期，无产者势必日益壮大，少数当权者必将日渐衰弱。为实现消弭内部争端的消极目的，大一统国家缔造者推行宽容，内部无产者得以创立普世教会。与此同时，大一统国家臣民的尚武精神日益衰退，蛮族外部无产者或邻近的外来文明趁机闯入并夺取对内部无产者的统治权，这些内部无产者已经习惯于政治惟命是从、宗教上积极活跃。P603 5、 内部无产者是大一统国家所提供服务的唯一真正受益者。外部无产者获得的好处总是虚幻的，而外来文明获得的益处往往不能持久。P608 6、 与大一统国家疆域内的卫戌区和殖民地一样，大一统国家缔造者把版图划分为若干行省，它们具有两个特殊功能：一是维护大一统国家本身，二是维护大一统国家为之提供政治构架的社会。罗马帝国和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表明，大一统国家政治体制有两项新颖职能，一是维护开疆拓土的强权的最高权威，二是填补随着大一统国家取代地区性国家而来的社会解体造成的真空。P619 7、 罗马人容忍希腊语，不仅仅是肯定希腊语作为文化媒介比拉丁语优越，也表明政治风度显然战胜了罗马人内心的傲慢。在罗马帝国辽阔的土方领土上，希腊语并不是拉丁语的竞争对手，拉丁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罗马人不仅没有在希腊语之外强迫帝国的臣民和同盟者使用拉丁语，而且凭借一种巧妙的手法增强拉丁语的吸引力，即把拉丁语的正式使用变成一种须提出请求方能享有的特权。P632 8、 我们看到，普世教会往往诞生于一种文明崩溃之后的“乱世”，并在随后兴起的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发展壮大。我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研究表明，普世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维护的各种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大一统国家日趋衰颓之际，它的拥护者不愿意看到普世教会在大一统国家的怀抱中成长，也就不足为奇了。站在帝国政府及其拥护者的立场来看，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P661 9、 基督教浪潮在希腊社会的最后阶段盛极一时，自那以后一直在衰退，而且基督教之后兴起的西方社会与前基督教时期的希腊社会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P667 10、把文明上溯到先辈文明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教会蝶蛹的角度，我们分别称之为“受孕”、“妊娠”和“分娩”。依照先后顺序，这三个阶段大致相当于旧文明的解体、新旧文明之间的过渡期以及新文明的诞生。P668 11、世俗环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大一统国家不可避免地使诸多制度和生活方式失效，在社会的成长阶段乃至“乱世”，正是这些制度和生活方式赋予社会以活力。大一统国家希望谋求安宁，但随之而来的挫折感很快就抵消了安逸感，因为人不可能为维持生命而停止生命的脚步。在这种情况下，新兴教会为死气沉沉的社会提供了最急需的服务，得以迅速发展壮大。P668 12、在受孕阶段，教会的活力来自古老的文明；在妊娠阶段，教会在动荡不已的过渡时期发展壮大，开始将活力注入自身内部孕育的新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教的主持下，这种创造性活力通过世俗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P669 13、文明的历史是多元的、反复的、宗教的历史似乎是单线的、渐进的……基督教与大乘佛教的相似性尤为明显，二者都把上帝奉为自我牺牲的救世主。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同样表现出对于上帝本质的洞察力，也都有各自的重要性和使命。伊斯兰教重申上帝的唯一性，相比之下，基督教显然不那么坚持这一重要真理。印度教强调祈祷的对象是人格神，而原始佛教的哲学体系显然否认人格神的存在。这四种高级宗教其实是同一主题的四种变体。P674 14、 现有的四个高级宗教在发展初期都曾遭遇古代理性主义，在这一次碰撞中，高级宗教无一例外地向理性主义妥协。这些高级宗教诞生之初，无力抵御、甚至无法忽视既定的世俗哲学，正是由于与世俗哲学达成和解，高级宗教的正统神学才日渐成熟，因为世俗哲学思想决定了教会所处社会中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思想倾向。P679 15、就原始宗教而言，祭祀活动本身就是目的，祭祀者看重的只是祭祀仪式，不会去探求这些仪式可能传达的真理。这些仪式的意义完全在于一丝不苟举行的仪式所带来的实效。哲学家脱胎于这种原始宗教的环境，从思想上为人类的社会环境标明“真伪”，哲学家只要继续履行祖先流传下来的宗教义务，就不会与宗教发生冲突。他的哲学也不会禁止其履行宗教义务，因为传统的宗教仪式不会与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发生矛盾。P680 16、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处死刑，起因乃是伯罗奔尼撒战败后雅典各敌对党派残酷的政治斗争。倘若雅典“法西斯主义者”的首脑不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苏格拉底大概会像异教中华世界中地位与之相仿的孔子一样得享天年。P680 17、宗教必须准备把凡是科学能够立足的一切知识领域交给科学，包括那些传统上属于宗教的领域。宗教以往只是凭借历史机遇才得以支配各个知识领域。对于宗教而言，放弃这些领域得大于失，这些领域并非宗教的本分，而宗教的职责在于引导人类崇敬上帝、亲近上帝。P683 18、如果科学和宗教抓住亲近上帝的机遇，共同致力于理解上帝创造出来的变幻无常的人类心理，不仅理解深层的潜意识，而且把握表面的意识，一旦这种协同努力最终圆满实现了目标，又有望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呢？回报非常丰厚，因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源头是潜意识，而不是理智。潜意识是诗歌、音乐和造型艺术的源泉，灵魂亲近上帝的渠道。在这种精神探险的迷人航程中，首要的目标乃是探寻情感活动的机制，因为“情感有着不为理性所知的动机”。第二重目标是探求理性真理与直觉真理之间差异的本质，相信两者在各自的领域内部都是名副其实的真理。第三个目标是努力发掘构成了理性真理和直觉真理基础的普遍真理。最后，通过努力发掘精神世界的内核，更全面直接地认识“内心深处的居民”：上帝。P685-686 19、柏格森，“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举国一致，是出于抵御别国侵略的需要；人们热爱自己的同胞，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憎恨。这是原始的本能，即使披上文明的外衣，这种本能依然存在。我们依然会对自己的亲属和邻居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反之，人类之爱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情感。前者是我们先天具备的，后者是后天形成的，只有通过上帝，宗教才能引导人去爱全人类，这就如同哲学家只有通过理性，才能使我们懂得人性的尊严以及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P689 20（两个结论）首先，作为高级宗教的化身，尘世的教会从不同角度接近“上帝之城”。其次，与文明所表的社会相比，以这种“上帝之国”为唯一代表的社会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P693 21、基督教的宗教主旋律有着一个世俗的序曲，这个世俗序曲不单纯是罗马人在希腊大一统国家实现的政治成就，而且是整个希腊文明本身，即希腊文明的所有方面。P693 22、基督教会的名称就是来自雅典城邦使用的一个术语ecclesia,雅典人用这个词来指处理政务的公民大会。基督教会借用了这个术语，使之具有折射出罗马帝国政治秩序的双重含义。按照基督教会的用法，ecclesia既指地方性的基督教团体，也指基督教普世教会。基督教地主教会和普世教会逐渐形成“教士”和“俗人”两大宗教阶层，“教士”也逐步形成教阶制的“圣职”体系，相应的术语同样是教会借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世俗词汇。P94 23、如同基督教彻底征服了垂死的希腊世界一样，大乘佛教曾经有望彻底俘获垂死的中华世界，在中华世界后过渡期的最低谷，大乘佛教在远东的势力达到顶峰，之后便很快衰落下去。这样看来，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死亡文明的复兴即意味着现有高级宗教的退化，复兴的范围越广，倒退的程度越深。P697-698 24、 经验证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世俗生活的“规律”之一在于人类宗教历史的高峰总是与世俗历史的低谷相重合。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世俗历史的高峰与宗教历史的低谷重叠。这样一来，与俗世衰亡相伴相生的宗教成就不仅意味着精神进步，而且是精神复兴。P702 25、（文化转型的规律）第一规律是，文化光束如同一束光波，在穿透障碍物时会衍射出光谱的成分。第二条规律是，如果输出文化的社会业已衰落并趋于解体，即使没有触及任何外部社会，也同样会发生文化衍射现象。………第三条规律是，文化光束的速率和穿透力是其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在衍射作用下分别传播的不同速率和穿透力的平均值。P709-710 26、追根溯源，共产主义是现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旨在替代基督教的世俗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依然与自由和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争夺人类心灵，依然属于西方社会的内部争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苏联是一个始终披着西方外衣的俄罗斯东正教大一统国家，就像它的祖先彼得大帝的帝国一样，它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和伪装。同样，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东正教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之所以把共产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作为东正教的替代物，是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西方正统学说，而共产主义虽然源于西方，却被西方人视为异端。P737-738 27、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格言：不可能写出真的当代史。不过，同样不可能的是，历史学家真的不会去尝试撰写当代史。P739 28、俄国与现代西方交往的基本发展线索始终是由两种因素的较量决定的，一方面是西方强大的技术实力，另一方面是俄国人决意维护自身的精神独立。俄国人坚信自己的国家有着独一无二的命运，俄国接过了所谓的“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衣钵。俄国人认定莫斯科乃是正统基督教硕果仅存的宝库和大本营。P740 29、 俄国共产主义者试图者调和两种相互抵触的因素，一方面情不自禁地抱有一种俄国使命观，同时必须抗衡现代西方的技术威力。共产主义者使用一种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是一种与流行的西方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来反对现代西方，重申俄国继承了独一无二的遗产，从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P741 30、现代西方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诀窍在于宗教手段和世俗手段双管齐下。现代西方技术的浪潮势不可挡，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发展打开了突破口。俄国若想成功回应西方，就必须掌握一种足以抗衡自由主义的信念。俄国必须用这种信念武装起来，与西方展开争夺，从精神上控制本土文化既非西方、也非俄国的现存社会。P741 31、 正如我们看到的，彼得的俄国西方化体制仅仅停留在城市上层建筑的层面，未能进一步影响农村大众，从而把地盘拱手让给共产主义，最终遭到报应。P756 32、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流散状态，犹太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制度、恪守摩西律法以及精湛的商业和金融技巧成为流散犹太人在漫长时代里发掘出来的社会法定，正是凭借这种法定，这个离散各地的社群者，现代的西方化犹太人都与过去的历史宣告决裂，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更是远比自由主义决绝。P764 33、中国和日本对世俗化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接纳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清帝国和日本德川幕府都未能发挥带着作用，这与沙皇彼得在俄国西文化进程中的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在这一幕的下一场，日本走上彼得式的道路，从而与中国的西方化运动分道扬镳。P766 34、非西方知识分子与西方中产阶段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来自他们已站稳脚跟的那个社会之外。P771 35、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与同时代非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另一个共同经历，两者都是通过反叛原先的雇主才最终赢得统治地位。在英国、荷兰、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取代君主政体而掌权，君主政体的庇护无意中提升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同样，在现代晚期的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阶层也是成功反叛那些有意培育出这个阶层的西方化专制君主，然后上台执政。P771 36、 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与同时代非西方知识分子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个差异抵消了两者的相似之处。现代西方中产阶级是其最终统治的那个社会的固有组成部分。从心理上说，他们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反之，非西方知识分子面临双重障碍，他们既是“新人”，又是外人。他们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他们所属的社会与外来的现代西方发生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的产物和表现。他们并不是强大的象征，而意味着软弱。P771 37、 “十字军东征”通常是指西方在教皇的煽动和支持下的数次军事远征，其目的起初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督王国，之后是支援或重建基督教王国。P773 38、 俄国共产主义者不仅乐于掌握先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成为俄国的西方敌人的德国和美国的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新型战争，把“意识形态”宣传作为最重要的武器，用精神战取代使用物质武器的老式战争。共产主义者在世俗强权政治舞台上作为新式武器的宣传工具，并不是其新近的使用者发明的。最早运用这一手段的是高级宗教的传教士，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的零售商又用这种方式方法来推销商品。P798-799 39、 共产主义宣传表明能够再度唤醒精神空虚的西方长期埋在心底的热情，这些西方人渴望获得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宣传告诉他们的言语，没有想一想这些言语究竟是来自上帝还是伪基督。共产主义号召基督之后的人类消除对于“理当”摒弃的彼世乌托邦的“幼稚的”怀旧心理，不再效忠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而是为现世的“全人类”奉献出全部力量，以期建立一个“人间天堂”。P799 40、 在希波大战之前的年代，希腊完成了一次经济革命，专业分工、相互依存的新经济体制取代了以往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希腊城邦经济体制，无需再扩张领土即可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需。P802 41、 文明解体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分裂为少数当权者和无产者，前者失去创造力，完全上升为统治者，后者与过去的领导者，如今的“主人”离心离德。P804 42、 一个成功入侵的文明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在于，被侵略者的民族文化渗入到入侵社会自身内部无产者的生活之中，相应扩大了离心离德的无产者与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少数人之间本已存在的精神隔阂。P805 43、 我们曾经提及一些历史上不同文明碰撞的实例，被侵略社会成功击退入侵者，入侵者甚至没有机会获取临时的立足地。这些罕见的胜利来自一种毫不妥协的自我封闭政策，其他一些地方也试图推行这种政策，但都归于失败。我们把这种政策称为“奋锐主义”，这一称呼源于犹太教派“奋锐党”，他们力图抵制希腊文化，致力于把希腊文化彻底逐出“圣地”。P808 44、 甘地误解了入侵文化的精神实质，把晚近的现代西方文明仅仅看成是技术取代了宗教的世俗社会结构。他显然没有想到，正如他所抨击的棉纺厂一样，他熟练运用的政治组织、公开活动、宣传等现代手段也是来自于“西方”。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甘地本人就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产物。在甘地的灵魂深处，印度教精神与公谊会生活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福音精神融为一体，这一心灵历程解放了甘地的“心灵力量”。P809 45、 一般来说，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一旦被侵略的一方未能抵御入侵文化的传播，哪怕是让入侵文化的某个文化先锋站稳了脚跟，它唯一的生存机会就在于能否进行一场心理革命。P809 46、 （《新约圣经》故事）当时，犹太民族在各个社会活动领域都受到希腊文明的打压。不论身处何处，犹太人都无法回避乃至无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要做一个希腊人。奋锐党人力图抵御侵略者，退守犹太人传统的精神堡垒。他们有一种信念支撑：只要一丝不苟地遵循祖先的传统，小心翼翼地维护自身的精神生活宝藏，就能够从中获得抵御侵略者的神圣力量。另一方面，希律党人是由一位机会主义政治家的拥护者组成。……….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的政策是，为达到明智和现实的目的，犹太人应当借鉴希腊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来武装自己，保存实力，从而在一个希腊化势不可挡的社会环境中过上一种多少算是舒适的生活。P813-814 47、 1882年的法令证实了我们的上述判断。正是凭借这道法令，技术上西化的日本政府建立起国家神道的正式组织，复活了佛教传入以前的异教信仰，以此来神话当下的日本民族、社会和国家，具体做法是再度复活古老的象征性的皇朝崇拜，把皇朝视为太阳女神的神圣后裔。P817 48、使徒保罗在非犹太教的塔尔苏斯（Tarsus）长大，成为一名法利赛人和文化上的孤立主义，同时，他在家乡接受希腊教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罗马公民。这样，摆在他面前的有奋锐主义和希律主义两条道路，年轻的保罗选择了奋锐主义。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见到耶稣显圣，抛弃了最初选择的奋锐党人的错误路线，但并未就此成为一个希律党人。他获得启示，找到了超越上述两条道路的创造性途径。他遍游罗马帝国，既不宣扬犹太教抗希腊文明，也没有宣扬希腊文明对抗犹太教，而是传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这两种文化的精神财富保持一种不带偏见、兼收并蓄的态度。这条福音主义的道路是任何文化疆界都无法阻隔的，因为基督教会并非与我们考察过其碰撞的文明同属一个类型的新社会，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P820 49、巴特菲尔德国.H，“（中世纪西方的）整个宇宙观当中，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分成超过来自基督教的成分。就连在我们看来这种学说带有某种宗教意味的部分，诸如天体的体系、旋转的天体、推动行星的天使、元素按贵贱排序，以及天体由不易腐蚀的第五元素组成的观点，也都应归因于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我们甚至可以说，16世纪应该推翻的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托勒密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才是哥白尼学说的最大障碍。”P835 50、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会是一个数典忘祖的犹太教派别，它擅自为圣经正典增加附录，违背了那位不幸误入歧途的加利利法赛人的教义，而这些法利赛主义的判徒还厚颜无耻地妄称他的名字。P842 51、犹太教自以为有望抢得基督教的战利品，只是不肯降尊纡贵地像基督教那样去征服。基督教从未否认过犹太圣经的权威，实际上，基督教把犹太圣经和自己的圣经装订成一册。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轻而易举的征服靠的是背叛犹太教的两项最重要的原则，一神论和反对偶像崇拜，即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P843 52、“上帝的律法”和“自然规律”理应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上帝的律法”揭示了人的才智和意志全心全意、持之以恒地追求的目标。“自然规律”展现出周期运动的规律性，一如车轮始终围绕轴心旋转。P851 53、（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伍德，“我看到的只是突发事件一件接一件，如同浪涛后浪推前浪；只是某个重大的事实由于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无法作出归纳；只是历史学家的可靠法则：他必须承认偶然和意外事件对于人类命运演变的作用。”P85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