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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中没有绝对权威，但有经典著作，正如汤因比的这本《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对整个历史做一框架逻辑分析，本书的最大价值也就在于此。
汤因比的历史观混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哲学（文明犹如有机的生命）、马克思的阶级观念（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文明的过程犹如从阴之静到阳之动到最后归于升华的静）、社会科学（挑战-回应的模式），还有最为重要的是对灵性和普世宗教（佛教和斯多葛学派的宁静，尤其是基督教的变容/transfiguration和爱）的敬重。然而，汤因比并没有黑格尔那种证出或言说绝对真理的傲慢，而只是以渊博精深的知识展现了诸文明从成长到解体重生此即彼伏的浩瀚画卷，而将自己对一神论上帝的救赎之爱的信仰用作基石来整合繁多的材料，并由此揭示了忧虑和盼望。在我读来，汤因比那严谨渊博的历史学识中却也浸透了一颗浪漫而虔诚的心灵。
汤因比考察了21种文明的盛衰，按照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阶段予以分析：文明起源于原始社会，其核心要素在于对外在挑战的有效回应；文明的成长表现为文明趋向自我表达和自决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旦终止文明就衰落了，而在文明的解体时，社会的各部分会有各种行为和观念，而在内部无产者中发展出来的普世宗教恰恰意味着文明迈向更高的和终极的目的，虽然终极在现实中是永不可抵达的，而只能依赖信仰和变容(transfiguration)。汤因比其实是蛮雄心勃勃，力图颠覆吉本（Gibbon）的世俗历史观和尼采对基督教的基本理解。
以下是本书的摘要：
第一部 导论
对大不列颠历史的简要分析表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是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看来是一个社会。”
文明的过渡有三个要素：universal state,教会和蛮族英雄时代的入侵。目前有五个社会：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汤因比认为历史上大致有19个社会或文明：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现在已经合并为伊斯兰社会）、古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与玛雅社会。东正教社会和远东社会可再细分，则有21个社会。
第二部 文明的起源（the Geneses of Civilizations）
由于文明间的亲子关系，因此研究其起源时，集中在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原始社会与较高级的社会（文明）的区别何在？“自原始社会开始转变为文明社会，我们发现这是一种从静止状态向活动状态的过渡。”
汤因比从寻求因素转向寻求一种关系，并构建了“挑战-应战”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借助神话之光看到了挑战与应战的些许本质。我们已认识到，创造是遭遇的结果，起源是互动的产物。”
“在诸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它因素的决定性原因。”
艰苦地区的刺激：黄河比长江艰苦；阿提卡贫瘠；西顿腓尼基人的迦太基；以色列对天国的渴望；争夺北美中新英格兰人的胜利。新地方的刺激：耶稣出于加利利；议会政府出自英国；打击的刺激：希波战争；压力的刺激：上埃及南部地带；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国。缺失的刺激：奴隶Epictetus和基督教信仰、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的实现。 但格陵兰人失败了，汉尼拔的损害也是致命的；远西基督徒和北欧海盗也都遭遇到过强的挑战而夭折。说明最好的挑战处于某种中间位置。
第三部 文明的成长（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s）
汤因比首先关注一系列停滞的文明，这些文明停滞的原因在于其获得了某种绝技（tour deforce）,“这些绝技指的是对于挑战的过度反应。”如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术、爱斯基摩人的猎获海豹、没有历史的游牧民族；奥斯曼帝国的奴隶集团和埃及的马穆鲁克集团：强悍而僵化；斯巴达应付挑战是武力征服美塞尼亚人（Messenia）,同时发展为一种僵硬的军营制度。“停滞的文明社会共同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
在解释文明的成长时，汤因比诉诸了Bergson的“生命冲动”学说：文明犹如生命冲动，有其自身的节律。如何确立生命冲动或文明的进步的标准呢？汤因比否定了对外部环境控制的进步，也否定了技术进步作为标准：扩张常常与解体相伴，技术进步有时也与文明的倒退相伴。“成功的应战…表现为内部的自我表达和自决（self-articul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换句话说，文明衡量的标准是一个趋向自决的过程。”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the breakdowns ofcivilizations）
只有10个文明幸存下来，其中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和游牧文明本来就是停滞的，而所有其他文明都处在西方文明的消灭和同化威胁之下。或许“统一国家出现这一现象是文明衰落的标志”，而“文明衰落指的是未能勇敢地超越原始人类的水平进而达到现在超人的水平上。…把衰落的性质描述成个体创造者和少数创造性群体的灵魂中丧失了创造能力，”从领导变成压迫和武力控制，而遭遇到内部无产者和暴力的外部无产者的反抗。
汤因比反对了几种决定论：1宇宙钟摆的逐渐停止或地球的渐趋衰老；2.生物自然法则支配的时间跨度；3.祖先遗传的体质退化；4.历史循环论。“我们面对的不是任何残酷的必然（saeva necessitas）。”文明的衰落也不应该在对自然环境或人为环境的控制丧失中寻找：文明兴衰与技术变化是分离的。在这里汤因比批评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观点。Gibbon将罗马的衰亡解释为“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而汤因比认为“蛮族和教会的胜利”不过是帝国衰亡的伴生物，而不是衰落的原因，“古希腊（罗马）社会是一个自杀者。”灾难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开始了。还有中国社会；叙利亚社会的衰落始于937年帝国的创始人所罗门死亡，所罗门帝国解体之时。而现今各文明被西方文明同化也不是其衰落的原因，因为衰落实际上早就发生了。远东社会在唐朝后期就开始衰落。“丧失对于人为环境的控制力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
汤因比提出自决的失败作为衰落的原因。面对少数天才的创造，多数人的模仿的机械性以及组织的难以驾驭是两个原因。“自决能力的丧失是文明衰落最终的衡量标准。”汤因比先举出了一系列新力量（才智、情感和观念）导致的调整、革命和畸形，这有时是负面的，有时却是自决能力的提升：工业主义曾复活和推动了新大陆南部诸州的奴隶制度；民主和工业主义对战争的冲击，18世纪的温和在于战争既摆脱了宗教狂热，又没有成为民族狂热的工具；民主和工业主义对区域政权的冲击，如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等的消失。
曼彻斯特学派曲解了人性，“他们不能理解即使一种纯粹经济方面的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大格列高利则将大厦“置于了宗教的磐石之上而不是经济的散沙之上。”工业主义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冲击，国家控制和重新分配私人财产，“国家从一个战争机器转变成一个社会福利机构。”
民主对教育的冲击；意大利效能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政权的冲击；梭伦改革对古希腊城邦的冲击；区域制度对西方基督教会的冲击，抛弃了中世纪基督教会体制；统一感对宗教的冲击，以及宽容精神作为矫正；宗教对于等级制度的冲击，在印度却导致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文明对于劳动分工的冲击：创造者成为密宗崇拜者，而大众则成为畸形发展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对创造性的报复，即自我崇拜。如犹太法利赛人曾在抵抗希腊化的英勇反抗中承担了领袖工作，但随后却拒绝和抛弃了耶稣。雅典与保罗的接触也是失败的；意大利对城邦的崇拜；南卡罗来纳的黯然。
对创造性的报复还表现为对一种短命制度的崇拜：如古希腊城邦在城邦的时候没有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新型国家权力；东罗马帝国的不幸早熟和返魂；君主制、议会和官僚机构各有各的问题。对短命的技术的崇拜：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
第五部 文明的解体（the disintegrations ofcivilizations）
汤因比将社会的横向分裂（阶级分裂）确立为解体时期的显著标志。先讨论三个方面：占支配地位的少数、外部无产者和内部无产者。“一种横向的分裂把社会分划成前面提到的三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大一统的国家、普遍教会和蛮族军事集团。”并进而转向微观的灵魂分裂。并且暗示在讨论教会时会涉及到轮回和超越的问题。
分裂的灵魂有不同的形式：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
卢梭也有复古主义，“回归自然和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他的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诱因。”未来主义升华为宗教。
就解体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而言涉及到各种救世主。持剑的救世主必定失败；带有时间机器的救世主涉及复古主义，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却到处收到奴役。”和罗伯斯庇尔。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化，崇尚高贵的野蛮人，谴责艺术与科学，这“复古主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未来主义药丸外面的一层薄壳。”带着王者面具的哲学家就是伊壁鸠鲁学派；而最后是化身为人的神。“现在，当我们站在岸边，凝视着远处的彼岸，一个伟大的人物正从水中缓缓升起，随即充满了整个地平线。”【
在随后分析解体的节律时，汤因比略带不满地解释了启蒙运动挫折的原因，“启蒙运动的宽容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道德基础之上，它的基础是默菲斯托菲里斯式的幻想、理智和愤世嫉俗。它不是出于宗教的热情，而是冷漠无情的副产品。”
前五章构成上卷
第六部 大一统国家（universal states）
“少数当权者炮制出不时鼓舞大一统国家的哲学、内部无产者创立了谋求建立普世教会的高级宗教，外部无产者开创了成为蛮族军事集团悲剧的英雄时代。”
大一统国家兴起于文明崩溃之后，是小阳春，“虽然表现出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不过是社会解体过程的一个阶段。”
大一统国家往往保留了其永恒性的幻想，甚至在其已经瓦解之后，还保留了天下一统的意识。高级宗教获益于大一统国家的和平环境。“内部无产者是大一统国家所提供服务的唯一真正受益者。外部无产者获得的好处总是虚幻的。”
帝国制度诸如交通、卫戍区、行省制度、法律制度（“编纂法典的高峰通常出现在社会灾难的前夕，此时法学成就的高峰早已成为过去，立法者在与难以驾驭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败局已定。
度量衡、文官和公民权等发挥了职能。譬如基督教会就利用了罗马的制度。
第七部 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es）
教会不是社会毒瘤，像吉本或Frazer所描述的那样；教会也不是文明再造的蝶蛹（chrysalis）,“把普世教会视为蝶蛹的观点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是，我最终不得不相信，这种观点只道出了教会作用的一小部分真相。”
汤因比提出了自己的新的颠覆性论点：教会是高级社会，“教会才是历史的主教，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明对宗教史的影响，而不是文明自身的命运，来观察和诠释文明的历史。”
“基督教认同了犹太教所顿悟的‘神就是爱’，之后却再度接纳了‘忌邪的神（JealousGod）’这一不调和的宗教观念，其原因何在呢？这种倒退乃是基督教为了赢得与凯撒崇拜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付出的代价。”
汤因比还试图解决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现代西方科学对高级宗教的冲突所致。汤因比给出了一种类似于康德的方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truth与先知的truth不是一回事，双方所说的truth同音异义，实际上是用同一个词表示的两类不同知识。”
科学彻底压倒宗教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科学家的两个根本错误：把18-19两个世纪的相对幸福算作自己的功劳，还错误假设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实际上，近在咫尺的并非‘乐土’，而是‘荒原’
“人类将在失而复得的‘阴’的状态中获得拯救，这种状态不是懦弱的自我寂灭的寂静，而是紧张的协调一致的宁静。”
第八部 英雄时代（heroic ages）
汤因比对于英雄时代或境外蛮族军事集团给予了很低的评价。“文明地区的蛮族扮演了食腐的秃鹰或尸体上的蛆虫一类肮脏的角色。”并且蛮族表面上获得的成功也会成为日后失败的祸根。Aidos, Nemesis， Hilm等情感反应出蛮族的困惑和挣扎，“即试图使理性意志这一人类至高的精神财富挣脱心灵潜意识深处释放出来的邪恶精神力量，这种邪恶精神力量产生于从边界之外熟悉的无人区骤然进入到边界崩溃后敞开的迷人世界所带来的震撼体验。” “蛮族跨过沦陷的边界后，恶魔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 “对英雄时代做出严厉的裁决。最温和的评价会视为徒劳无益的胡作非为，严厉的宣判官会斥为可耻的暴行。”
第九部 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contacts between civilizationsin space）
有趣的是提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是犹太人引来的，“在西哥特人国家中，统一的基督教社会与由此更显奇怪的犹太米勒特（Millet）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犹太人最终与北非教友共同寻求阿拉伯穆斯林的介入。”
文明入侵付出的社会代价在于，“被侵略者的异族文化渗入到入侵社会自身内部无产者的生活之中，相应地扩大了离心离德的无产者与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少数人之间本已存在的精神隔阂。”鉴于西方的强势，汤因比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不是建立在信仰磐石上帝西方文明的征服可能是虚幻的。
第十部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in times）
讨论各种复兴。
第十一部 历史规律与自由
人受两种律法的支配，其中上帝的律法（law of god）既是自由本身。“完备的自由之律法，它也是爱的律法，因为人类的自由只能是来自上帝的赐予。”
第十二部 西方文明的前景
失去普遍教会约束的民族主义
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而“‘民主’完全成为一个障眼法，掩盖了自由与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真正冲突。唯有借助居间的博爱理想，方能真正调和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
第十三部 结论
“历史学家的天职在于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神，找到神’…作为上帝的赐予，人类的灵魂成为第六个维度（四维时空的物质；五维的生命进化），注定要行使精神自由，接近或者疏远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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