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十分热点的话题外，一直的兴趣是文明史方面，包括一直在业余时间翻译却总是离翻译完成还很遥远的一部文明史著作。偶尔我会截取部分译文在此发表。今天放出的部分是关于俄罗斯文明史的。由于较长，将分部分刊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翻译是一个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并不代表赞同原著全部观点。我认为今天中国人焦虑的很重要原因，在于对历史认知的断裂性缺失，在历史时空中找不到自己的座标。相较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十分滞后，学术脱离现实，对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能力非常差，或者说，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说到底，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很多所谓专家，在知识结构层面都已十分落后，无力对现实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评价，大多数以批评和抱怨习惯，无力探索和创建。
然而，这是一个知识分享的大时代，以wikipedia为代表的自由知识数据库早已建立，全球各大研究机构、高校对知识的分享已到达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互联网技术对人类自由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反观中国，在资本压力下，知识传播和分享的平台，快速蜕变为知识付费的窗口，逆人类历史潮流却能获得大量融资，足以说明资本泡沫下的“幼稚创新”有多么严重。然而你无需太过关注以上，而应把批评的时间用于思考和探索，知识的窗口从未关闭，只是大多数国人从未关心。如果你想付费，这些年有非常多优秀的译著出版，相比20年前，中国现在拥有更多的独立译者，为传播人类知识正在作出巨大贡献。所以不妨卸载掉那些浪费你生命的付费知识APP，回到传统的书籍，或许你的焦虑会更少。 以上。 ------------------------------------------------------------------------- 俄罗斯文明史（一）
慕 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在19世纪，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俄罗斯看作是欧洲的一部分，但现在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俄罗斯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两种文明都承继自古典文明，但各自与古典文明的联系迥然相异，从而导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俄罗斯传统直接源于拜占庭（Byzantium）；西方传统间接的源于更为温和的古典文明，经历了没有国家或政府的黑暗时代（Dark Ages）。
俄罗斯文明有三方面的初始来源：（1）斯拉夫人（Slav people）；（2）来自北方的维京（Viking）入侵者；以及（3）来自南方的拜占庭传统。之所以这三方面能够融于一体，是因为俄罗斯开阔的地形，西端的大平原一直伸展数千里直到东部。大平原水平的划分为三个地域，南方大部分是开阔的平原，而北方大部分是开阔的灌木和苔原。中部是森林。南方（或干草原（steppes））由两部分构成：南边是几乎无法利用的盐碱平原；而北边，紧邻森林，是闻名遐迩的富饶黑土地。不幸的是，欧亚大陆平原的东部在上千年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干燥，导致位于亚洲中部或中东部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民众（Ural-Altaic-speaking people），包括匈奴人（Huns）、保加利亚人（Bulgars）、马札尔人（Magyars）、蒙古人和土耳其人，顺着位于乌拉尔和里海之间的干草原走廊（steppes corridor），不停的向西迁徙，使得黑土草原（black-earth steppes）对久居不动的农业人口变得危险。
斯拉夫人在两千多年前以和平及避世的形象在波兰东部的森林中首次出现，其经济建立在狩猎和原始农业基础上。它的人口数量缓慢增长，通过森林向东北方向迁徙，与当地分散的芬兰狩猎人口混杂在一起。在700年左右，北欧人（Northmen），也即维京人（Vikings），顺着东欧的河流，从波罗的海（Baltic Sea）南下，最终抵达黑海并攻击了君士坦丁堡。这些北欧人尝试以军国主义方式生活，夺取战利品和奴隶，向被征服民众施加纳贡义务，从潜伏于森林中那些胆小的斯拉夫人那里采集毛皮、蜂蜜和蜡，并用以向南方的拜占庭换取五彩斑斓的商品。最后，北欧人沿着他们的河流高速路（river highways）建立了设防的贸易商栈，其中著名的包括：位于北部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中部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和南部的基辅（Kiev）。他们与斯拉夫女性通婚，将纳贡-采集的国家上层建筑，施加于斯拉夫的原始农业-狩猎经济之上，而这一上层建筑又表现为剥削、军事和商业的经济形态。这就自始产生了俄罗斯社会的双层社会结构，并被后来的历史事件所强化。
最终，俄罗斯的统治阶级变得熟悉拜占庭文化。他们为之着迷，并寻求将这种文化引入他们蛮荒的北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拜占庭帝国的诸多特征加诸于斯拉夫人，例如东正教，拜占庭的字母和历法，圆顶教会的建筑架构，以沙皇（Czar（Caesar））作为统治者的称谓，以及数不清的其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引入了拜占庭的极权专制（totalitarian autocracy），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知识和宗教，都被认为是政府事务，都处于独裁统治者的控制之下。这些理念是希腊传统的一部分，源于希腊人无法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区分。由于社会包含了所有人类活动，希腊人认为国家也必须包括所有人类活动。在古典希腊（Classical Greece）时代，这种包罗一切的实体被称为“城邦”（polis），这一词汇包含了社会和国家两方面的内涵；在此后的罗马时代，这种实体被称为“主权体”（imperium）。唯一的区别是，城邦有时是民主的（例如公元前450年左右伯利克里的雅典（Pericles’s Athens）），而“主权体”通常是军事独裁的。这两者都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因此宗教和经济生活都被认为是政府活动的范畴。这种极权专制的传统被带入了拜占庭帝国，又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了位于北方的俄罗斯，以及晚些时候位于南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北方，拜占庭传统与北欧人的经历结合起来，强化了斯拉夫社会的双层结构。在新的斯拉夫（或东正教）文明下，这种融合，契合了拜占庭传统和维京传统，产生了俄罗斯。从拜占庭传来了独裁和国家乃绝对权力和极权权力存在的观念，这些重要原则又应用于以下观念，即国家应当控制思想和宗教，教堂应当是政府的机构，法律应当由国家来制定，以及统治者应当居于半神（semi-divine）的地位。从维京传来的观念，认为国家是舶来品，以军事主义以及战利品和纳贡的支持为基础，经济的创新是政府的职责，权力而非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连同其民众和财产，都是外来统治者的私人财产。
上述俄罗斯制度的概念必须被加以强调，因为就我们的传统而言，对他们是非常陌生的。在西方，罗马帝国（在东方继续以拜占庭帝国形态存在）消失于476年；并且，尽管花了很多力气去复兴它，也仍然有将近900年左右的时间，在西方没有帝国、国家或公共权力。国家消亡了，然而社会继续存在。因此，宗教和经济生活也继续存在。这很清晰的显示出国家和社会不是一回事，社会是基础实体，而国家是环盖在社会之上的，它本身并非最基本的。这一历史经验有革命性的影响。人们发现可以离开国家生活，这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人们还发现，国家如果存在，它就应当服务于人民，而认为人民应当服务于国家的理念，则是错误的。大家发现，经济生活、宗教生活，法律和私人财产都可以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并且运转良好。由此产生了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法治（rule of law），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罗马、拜占庭和俄罗斯，法律都被认为是由最高权力（supreme power）来制定的。在西方，当没有最高权力存在时，人们发现，法律仍然作为管理社会生活的一整套社会规则而存在。因此，在西方，法律是可以被旁观到的，不是像东方那样被专制政府所制定的。这意味着，在西方，公权力机关是根据法律建立并位于法律之下的，而在东方，则是由权力所建立并高于法律的。西方认为经济生活的规则是被发现（were found）而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个人权利独立于公共权力，甚至还与之对立；团体（group）可以像教会那样，基于权利而非特权（privilege）而存在，没有必要为它们的存在或者行为获得任何特许（charter）；团体或个人能够以权利而非特权的方式拥有财产，并且这些财产只能根据法定的程序取得而不能被强迫剥夺。在西方总是强调行为的方式要比结果更重要，而在东方，结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行为方式。
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还有诸多其他区别。这是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这种古典文明引入的新信仰来自于闪米特（Semitic）社会。它的起源是一种现世主义宗教（this-worldly religion），相信世界和肉身（the world and the flesh）基本是好的，或至少是充满了好的可能性，因为这二者都是神（God）创造的；肉身是根据神的形象塑造的；神在现世通过人类的身体变成人，作为个体去拯救人类，并去建立“世界和平”（Peace on earth）。早期的基督徒强化了“现世”传统，坚持救赎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神在现世居于肉身之中，个人只能通过神的帮助（慈悲（grace））以及在此身正确的生活（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救赎，今后某一天，新千年会降临，在经过末日审判（Last Judgment）后，肉身将会复活，生命将会永恒。通过这种方式，神在最初创造的这个“善”（good）的时空世界，最终将恢复到它的初始状态。
这种乐观主义的“现世”宗教在引入古典文明时，正处于当时社会的哲学观与基督教的宗教观非常不契合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c）的古典哲学观，是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Persian Zoroastrianism），毕达哥拉斯的理性主义（Pythagorean rationalism）和柏拉图主义（Platonism）。这种哲学是二元论的，将宇宙区别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即物质与肉身的世界，以及精神与观念的世界。前一个世界是无常的，不可知的，幻觉的，和邪恶的；后一个世界是永恒的，可知的，真实的，和善良的。对这些人来讲，真理只能通过理性和逻辑才能被发现，而无法通过身体或感觉而获得，因为身体或感觉易错，所以必须被摒弃。如柏拉图所言，身体是“灵魂的坟墓”。
因此，在公元60年进入到基督教时代的古典世界相信世界和肉身是不真实的，不可知的，堕落的和绝望的，因此通过身体、感觉或物质无法达致真理或成功。一部分人，通过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伊比鸠鲁（Epicur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追溯到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早期的爱奥尼亚（Ionian）科学家，他们反对柏拉图的二元论，倾向于用物质主义（materialism）来解释现实。这些物质主义者同样与新的基督教格格不入。并且，甚至是普通罗马公民的观念都与基督教不相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基督教在谈论未来的新千年时，普通的罗马人仍对荷马（Homer）经历过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基督教进入了一个哲学观与其不一致的社会，因此基督教既被神学和教条的争论所破坏，又受到异端的“来世说”（otherworldly）的冲击。大体上，这些异端邪说认为神是完美而遥远的，而人是有缺陷且卑微的，因此神与人之间的鸿沟无法靠人的行为就连接起来，救赎只能靠神的慈悲而无法靠人的善举，如果神曾经屈尊于人的身体之中，这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身体，因此，基督（Christ）要么是真神（True God），要么是真人（True Man），而不可能同时是二者。教会的教父（Christian Fathers of the Church）反对上述观点，并不总是成功；但在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会议（first Church Council held at Nicaea）上，基督教的观点被制定为正式的教会文件。尽管教会在这种哲学观与宗教观不相符的社会中存在了数个世纪，并且仅在中世纪取得了与哲学观念的协调，基督教的基础观念却在黑暗时代（Dark Ages）得到了增强，从而创造出了西方文明的观念。这些观念要素中有一些非常重要，包括：（1）个人的重要性，因为他独自就可以被救赎；（2）物质世界与肉身潜在的善；（3）利用肉身和在当世的感受（善举）去寻求救赎的需要；（4）对感觉的可靠性的信念（西方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5）对观念的现实性的信念（西方数学发展的原因之一）；（6）世俗的乐观主义和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对未来的信念和进步的观念帮助很大）；（7）世界是由神（而非魔鬼）根据所建立的规则体系进行统治的信念（自然法、自然科学和法治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些成为西方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成为俄罗斯的传统。希腊哲学在东方的影响仍然是很强的。在公元900年前，拉丁西方（Latin West）所使用的语言并不适合抽象的讨论，源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宗教观冲突所导致的教条辩论，都依赖于希腊哲学传统。在西方，拉丁语反应了非常不同的传统，它是建立在罗马人强调行政程序和一个人对其同胞行为的伦理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希腊哲学传统在东方仍然强大，继续渗透进希腊语教会（Greek-speaking Church），并随同这些教会进入了斯拉夫北部。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的分裂强化了它们各自观点的不同，拉丁教会是更为现世的，更关注人的行为，相信善举的效力；而希腊教会是更为来世的，更关注神的威严和权力，更强调肉身和世界的恶性和缺陷，以及神的慈悲的效力。所以，斯拉夫的宗教观和世界观与西方存在极大的不同。肉身、世界、痛苦、个人的舒适，甚至死亡都是毫不重要的；个人几乎无法改变，这些都是由更为强有力的力量已经决定的；屈服于命运，悲观主义，原罪（sin）和魔鬼的压倒性力量统治着东方。
对此，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若干原因，斯拉夫成为了俄罗斯文明的一部分。在我们继续往后叙述之前，可能有必要再简要重述。斯拉夫首先屈从于维京的剥削体制。维京人有意识的复制了拜占庭文化，包括宗教、文字、国家制度、法律、艺术、建筑、哲学及文学。来自外部的统治者创设了这个新文明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精神生活。一开始没有国家，后来由外来者引入。一开始没有宗教组织，由拜占庭引入并加诸于斯拉夫人。斯拉夫一开始只有一种低水平的经济生活，即以狩猎和原始农业为主的森林经济生活；后来维京人引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一开始没有宗教—哲学观；后来源于希腊二元论意识形态的新的国家—教会上层建筑观念加诸于斯拉夫人。最终，东方并未经历黑暗时代（Dark Ages），也即并没有机会显示出社会与国家是不同的，以及社会是比国家是更为基础性的。（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