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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国 珍 传 方国珍（1319—1374），名珍，字国珍，以字行，又称谷贞。台州黄岩洋屿（今属台州市路桥区）人。是元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国珍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身高七尺，状貌魁梧，脸黑而体白，有膂力，力勒奔马。兄弟五人，依次是：国馨、国璋、国珍、国瑛、国珉。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国珍生。里中先有“洋屿青，出海精”之谣，洋屿者，近海之童山也，是年忽草木郁然，又有渔民捕得海怪，无人能识，故云。国珍生后，其父伯奇采兴谐音，把儿子取名珍。后来国珍起义，仇人侮之曰“洋屿青，出贼精”或“洋山青，出贼精”。至正间，元政不纲，人心惶惶，民谣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先是国珍父伯奇欠租，为田主陈氏所辱；又与蔡元一（俗呼蔡乱头）争牢盆（煮盐铁锅），官佑蔡，不能直，于是结仇。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杀使者。接着，当地蔡乱头起兵响应，仇家陈氏乘机诬告方国珍与蔡乱头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家属诉之于官，官府追捕，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蔡的同伙王复因率众抢掠沿海居民，尽掠国珍家财入海，适遇福建漕运舟粮北上，复掠之，执千户德流于实。国珍大怒，乃合族人乡丁数百人，敛兵治械，逐而击之，擒王复因，奉德流于实归。蔡乱头恐惧，贿赂台州路总管焦鼎等人，焦鼎薄蔡罪不加追究。八年（1348）十一月，巡检某往捕方国珍。国珍方食，左执食桌，右持杠，格杀巡检。与兄弟们说：“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借之为*，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共六人入海，旬月间得数千人，梗阻漕运粮。至正九年（1349），元廷命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往捕方国珍。朵儿只班统兵至台州，欲尽屠沿海居民，举子潘伯修率父老至军前力争得免。方国珍及时转移，朵儿只班率水师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遂被执。国珍迫其上招降之状，元廷从之，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其兄弟皆授之以官，国珍不肯赴，返回故里，其所聚兵士不解，势益高涨。礼部尚书泰不华上招捕之策，朝廷不听，寻除泰不华江东廉访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已而出为都水庸田使。至正十年（1350），方国珍不受元廷节制，四出劫夺。五月，兵至福鼎大、小篑筜，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溃于水澳，扈海被俘。十月，陈恢、毛德贞、应允中、陈宣等率乡兵围剿方国珍。陈恢、毛德贞与方国珍战于白枫河，陈恢战死，陈氏族人被杀80余人，毛德贞逃往他乡；应允中与义军战于半野桥，应允中堕水而死。十一月，义军舟兵千艘泊松门港借粮，居民罔敢不与。十二月，方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二十八日，攻入温州，焚烧漕舟，官兵逃窜。至正十一年（1351）正月初三，方国珍从温州撤出。仍据洞头洋，以大三盘岛为根据地，拦截朝廷漕运。二月，元命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庆元，往讨方国珍；以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温州，对国珍进行夹攻。未几，方国珍再次进攻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国珍退去。孛罗贴木儿与泰不华密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国珍。孛罗贴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袭，官军赴水死者过半，百户尹宗泽战死，孛罗贴木儿与郝万户被执，为国珍上书朝廷。七月，元廷议立巡防千户所，任命国珍、国璋为千户长，并授其弟国瑛、国珉及义军头目十人百户官。八月，元廷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同至黄岩主持招降仪式。是夕，中秋月明，泰不华欲命壮士袭杀之，达识帖木儿适夜过泰不华宅，密以事白之，达识帖木儿曰：“我受诏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华亲至海滨，散其徒众，拘其海舟兵器。既而迁泰不华台州路达鲁花赤。至正十二年（1352）初，徐州芝麻李起兵后发展至十余万人，阻塞南北运河，元军前往镇压，又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心起疑窦，又率舟入海反叛。三月，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发兵扼黄岩之澄江，而遣王大用抵国珍，示约信，使之来归。国珍益疑，拘大用不遣，而派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答应投降。泰不华率部众，挟持陈仲达张受降旗乘潮而前。国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门，从三江口入澄江，进马鞍山下王林洋畔，垂与泰不华遇。陈仲达大呼“官军有埋伏”，泰不华杀死陈仲达，与国珍军交战，然帅船触沙不能行。义兵上帅船欲抱持泰不华过国珍船，泰不华夺刀杀数人。义兵攒槊刺之，泰不华中颈死，投其尸海中。元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等皆战死。闰三月，元命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讨方国珍。国珍又北上袭击太仓刘家港，烧海运舟船无数。五月，元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等地主武装，夹击方国珍。国珍率众攻台州城（临海），自中津桥直上，登城南垣外水仙楼，楼坍，乱兵纵火焚城外民居。六月，国珍破黄岩，克之。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总兵讨方国珍。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率舟2000余艘，登岸掠温州。元江浙行省官遣使至国珍船上招降。三月，元再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时元廷上下为招降方国珍事颇有分歧，中书右丞相脱脱主征讨，中书平章政事定住则主招降，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方氏兄弟重贿刘基，为刘基拒收；又使人浮海至京师，重贿省、院、台大小官员，故有旨准贴里贴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是年十一月，元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贴里贴木儿等设立巡防千户所，纳国珍船，散遣其徒众。国珍不从，率其船1300余艘，仍据海道，阻绝海运。濒海士绅，蒲歧赵纲、司家陈子游等皆倾家募士，为官收捕，结果兄弟子侄皆死于义军手。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贴里贴木儿、左答纳失里因方国珍降而复叛，被御史台臣所劾。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方国珍依然横行海上，又北至太仓刘家港，为元水军副万户董抟霄所败。九月，方国珍兵围台州，自水关破城。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为人质。总管白景亮战死。至正十五年（1355）春，方国珍从台州率兵北上，攻打庆元（今宁波），元守将纳麟抵挡不住，献城投降。方军占领宁波后，又向宁波所属各县进军，慈溪县令陈文昭不肯归降，城破被擒，方国珍将其监禁于岱山。接着，方国珍又渡海进攻昌国州城。达鲁花赤高昌帖木儿战死。从此，昌国州全部为国珍占据。七月，方国珍遣李德孙攻占温州，次年命侄方明善为省都镇抚分据温州。同县章子善者，好纵横之术，游说方国珍：“治乱有循环之势，夷狄无百年之运，元数将及，不待智者而后知。今豪杰并起，有分裂之势，足下奋袂一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而待，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馈运之粟，舟师四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传檄而定。审能行此，人心有所属而伯业可成也。”方国珍回答说：“君言诚是，然智谋之士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朝廷虽无道，犹可以延岁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若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愿君勿复言。”没有采用章子善建议，子善只好离去。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江淮义军领袖张士诚攻下平江（苏州），作为都城。此时元廷为中原各地起义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发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想依*方国珍运粮，解决京师燃眉之急。三月，元以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七月，张士诚又夺取杭州等地，虎视浙东。至正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张士诚。十月，方国珍遣兵入绍兴。之后，国珍率5万水师进击士诚7万军队，使国璋与方行围太仓，自率水师攻昆山州。张士诚遣部将史文炳、吕珍御于明子桥。文炳、珍率十将军薄水战，矢石如雨。方国珍命令军士采苇作盾，外涂淤泥，冒矢石奋进，夹岸之军以火箭乱射。烧焦国珍须鬓。国珍横刀大呼而入，杀两将军及十余人，史、吕军大溃。国珍率壮士追击，趋其中坚，文炳、珍接战。国珍出入阵中，所向披靡。桥下水军队列大乱，岸上军又败北，文炳、珍弃马走，亡十将军，溺死者万计。方国珍陈兵于岸。明日又战，七战七捷，直至城下。张士诚接报后，无奈，只得降元，元廷命国珍罢兵。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国珍还，以节钺守浙东，开府于庆元，兼领温、台两州，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州，侄明善居温州，留弟国珉为副手。把绍兴退还给元廷管理。至正十八年（1358），行台枢密院判官、绍兴民军总督官迈里古斯率部将黄中取上虞，与方国珍部下冯万户斗，迈里古思兵败，驻东关，单骑驰归，被御史大夫拜住哥杀于私第。迈的部将黄中率其众复仇，尽杀拜住哥家人及台府官员掾史，以告于张士诚。十月，士诚乃遣其将吕珍以兵守绍兴。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东下衢州、婺州（金华），逼近方国珍所据的庆元、温、台诸地。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招集兄弟商量，说：“方今海内虽乱，而元运未终，然惟建业（南京）善用兵，威振远迩，恐吾兄弟不足与抗。不如姑示顺从，以观天下之势。”众以为然。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于朱元璋，并献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金织文绮百匹。三月，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献朱元璋，且以次子关为质，朱元璋命关返还。六月壬戌，朱元璋还应天（南京）。九月，朱元璋复使博士夏煜往，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并令国珍“奉龙凤为正朔”，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心持两端，觇伺成败”，因而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后又以疾辞。国珍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又在谋士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复致书曰：“福基于至诚，祸生于反覆，隗嚣、公孙述故辙可鉴。大军一出，不可虚辞解也。” 国珍害怕朱元璋派军来攻，复为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元璋复却之。五月，方国珍、张士诚运粮十一万石至大都，方出船，张出米。从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国珍每年派出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大都（今北京）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至正二十二年（1362），朱元璋部苗帅蒋英等叛乱，杀胡大海，持其头奔投国珍，众皆庆贺。国珍说：“今纳叛人，是见小利而忘大信也”，命国璋拒之仙居。苗军于二月二十一日夜四更围仙居，矢石如雨。方国璋仓促应战，力杀十数人而遇害。苗军自台州奔福建。朱元璋遣使吊祭方国璋。五月，方国珍遣使至山东察罕帖木儿处，愿为之效劳，适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杀害，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对国珍使臣“于礼特优”。至正二十三年（1363）春，方明善调水军攻平阳州，九月破城。十月，方国璋葬于临海涌泉，元追封越国公，妻路桥於氏封越国夫人。至正二十四年，方国珍在上虞县城（今丰惠镇）修筑石城，周长13华里。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廷以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降朱元璋，方明善以兵争，朱元璋参将胡深击败之，进兵瑞安、温州。六月，胡深攻克乐清，擒国珍镇抚周清等。国珍恐。时刘基回乡葬母，国珍致书吊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乃遣使至应天，进贡方物，请岁输白银三万两，等待朱元璋下杭州城后，即纳土归附。元璋甚喜，遂命胡深班师。而国珍仍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企图形成犄角之势。至正二十六年（1366）九月，以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未几，进国珍太尉。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朱元璋军队攻克湖州、杭州，进而围攻平江张士诚。“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朱元璋见其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是年七月，朱元璋责令方国珍贡粮23万石，同时又致函以威胁。国珍集众议。郎中张本仁、左丞刘庸等皆言不可从。邱楠却反对说：“彼所言均非公福也。……公经营浙东十余年矣，迁延犹豫，计不早定，不可谓智。既许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谓信。彼之征师，则有词矣，我实负彼，不可谓直。幸而扶服请命，庶几可视钱俶乎？”国珍不听，惟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九月，朱元璋军克平江，消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十月二十二日，朱亮祖自黄岩进军温州，方明善败退海上，朱取温州。二十六日，朱克瑞安。十一月，朱亮祖率舟师袭败方明善于洞头三盘岛，复追至楚门海口，命百户李德招谕之。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国珍乃封府库，与国瑛等逃入海中。汤和率师追击，克定海、慈溪等县。朱元璋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汤和数令人示以顺逆，国珍见其诸将皆降，不得已乃遣子关奉表乞降。朱元璋览表怜之，赐书曰：“昔汝外示归诚，中怀谲诈。今势穷来归，辞甚哀恳。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率众来归，悉从原宥。”国珍乃谒汤和于军门。朱元璋得其步卒9200人，水军14300人，官吏650人，马190匹，海舟420艘，粮151900石。洪武元年（1368）正月，汤和送方国珍等至明京师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责备一番，没有治罪，授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京师，用其子侄宿卫左右。将余部和台州府县官吏200余人迁徙安徽滁州屯田。独赦邱楠，授韶州知府。洪武七年（1374），方国珍卒，享年五十六。 淡出九峰之守望东南——为方国珍起义正名 遗之青史的不公 元末，浙江沿海地区多灾多难，烽烟四起，英雄辈出。 洋屿人方国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盐民，他又是最早起兵反元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可以说，1348年是方国珍在黄岩打响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枪”——他比刘福通的颍州红巾军起义早三年，比张土诚在江苏泰州起义早五年。而当时朱元璋还在皇觉寺做和尚，四年后才走出庙门，加入郭子兴领导的北方红巾军。 方国珍活跃在东南沿海达二十年之久，在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大舞台上，他和许多黄岩人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悲壮历程，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对方国珍，当代史学家的评价并不高。这是遗之青史的不公。 我手头就有一本《元史》，是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邱树森编的。书中下了这样的断语： “元末农民起义中，除了主力军红巾军外，还有一些既不信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为号的起义队伍。他们之中以张士诚、方国珍两支队伍规模最大、力量最强。但是他们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的表现都不好。” 当我在故乡青葱的田野上走过，迥望泛着银光的宁静的河汊，遥想着儿百年前揭竿而起的褴褛众生。民族的记忆是不该湮灭的——况且还是写进历史编年的大事。方国珍们微渺的脚印，也不会转瞬即逝。晚风从林中吹过，飒飒作响，梳理着我理性的思绪。中国古代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这就像一棵长成的大树，已无需浇水培土。在不同时期，园艺家们总是按自己的观念与想像，对这棵“树”进行不断的“修剪”“整形”。经过反复修理之后，往往使其原貌都有了改变——有的变成盆景，有的枝干被无情地扭曲，也更适合流行的政治“审美”。特别是把“史论”写进教科书后，进行“定型”，流弊更大。而历史人物又无法站出来申辩。不仅仅方国珍被画上了脸谱。误解?扭曲?以偏盖全，史学因此在当代一再迷失。在繁琐的学院堆积，在教条的无形桎梏中，思想真正冲出牢笼是不容易的。 用现在的观点，“既不信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为号”，说明是方国珍的起义军是“无神论”者，就是在几百年前也不是个好坏的标准——当然，为了反对朝廷，夺皇帝的宝座，总要闹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蛊惑人心或发动群众，说明“造反有理”。方国珍确定没搞这一套，这一方面他有些像《水浒》中的英雄，来来往往，出没波涛，是江湖上的豪杰。我很疑惑，历史学家给他下政治鉴定式的“表现不好”的依据是什么? 我在故乡，并未听说过方国珍起事后有什么劣迹，如杀人如麻、抢劫越货，或者摇身一变，当了官后大肆搜括民财之类。旧志上倒有记载，方国珍主事浙东三府时严刑法、修水利、兴办学校，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体逃脱不了三种结局：一是招安：二是失败，被朝廷镇压或在起义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中败亡；三是“成者为王”，或暂时为王，建立新的王朝。方国珍走的是极少有人走过的第四条道路，在风云变色、群雄并起、刀光铁血的乱世，他采取了一种“边缘政策”——他率领的起义军主要由水师组成，活动范围也限于在东南沿海，从地域上看也处于边缘，在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夹缝中，以退为进——造反和招降，妥协和战争，都只是手段与策略，诡计多端和足智多谋的区分并非只从定义开始。“保境安民”，等待“明主”，以求生存，这是方国珍的思想实质。方国珍颇有自知之明，从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是极少数从底层中崛起，而又没有头脑发热膨胀的农民领袖。 因此，他“得以善终”的结局，也比同时代几乎所有农民起义领袖都好。韩山童刚发动起义便被捕牺牲；小明王韩林儿与刘福通兵败后被朱元璋派去的人在“迎回’’的途中沉人江底；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称帝后被部下陈友谅杀害；张士诚起义后自封吴王，迅速腐化变质，最后被朱元璋消灭；陈友定结集义兵，镇压起义民众起家，忠于元廷始终如一，最后为元朝“殉葬”。方国珍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第四条道路”的研究，对于“保境安民”思想的研究，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我开始触摸到了中国农民压迫反抗的底蕴——对那怕是对暂时的安定和生存的追求。如何评价一个农民起义军，评价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反到底”就是“英雄”?这是一个大的命题。对于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也应当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更应有史实和正义的支持，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和正义。 中国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总是重复悲剧，包括他们领袖人物？ 需要走出的误区 区分其实是从定义和概念开始的——不管这个定义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偏颇，五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史学家不可能受到“异端”的教育，当时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当今天我们面对岁月凝结成的沉默着的山，提笔“编写”史书时，为什么不去追求一种坚如磐石、不为撼动古代的真实?追求动乱年代中底层民众希冀的更为本质的东西? 翻一翻最近出版的《中国小通史?元朝》，发现专家给方国珍下“表现鉴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方国珍是被“逼上梁山”的，大概意思说他不是个自觉的“革命者”，“方国珍谋反是出于无奈，他并没有真心实意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在这里，历史学家悭吝到连“起义”这个词都不给，而用了站在“元朝封建统治者”一边的“谋反”二字；二是说方国珍曾多次受了元朝的“招安”，“反复无常，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方国珍一直玩弄两面派手法，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三是当时北方大旱，方国珍曾为元朝海运漕粮，在历史学家看来，无疑又为元朝的灭亡“输血”。邱树森是研究元史的权威，又是《新中国通史》的主编之一，所以他这种对方国珍否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写黄岩的历史，就像不能不写杜范一样，也避不开方国珍。历史学家尽可以在书斋中圈点，文学家尽可以塑造出高大全式的农民起义英雄，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方国珍们，曾经一贫如洗，曾经穷窘苟活，曾经生若虫蚁他们是在不尽的饥荒、迫害中流离逃亡，是在绝路上揭竿而起的——这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开始，从陈胜吴广举起义旗开始，一次又一次重复过的，虽然有人叹息中国的民族先天缺血少钙，但是方国珍们天性就不是奴隶，这就是鲁迅激赏的“台州人的硬气”。 元末农民大起义前，黄岩人李大翁和蔡乱头都曾发动反元起义——可惜关于蔡乱头等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只说他们都出没海上。可见当时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元朝的地方统治机器还比较强大，对蔡乱头等进行反复追剿。感谢故乡的几位作者为方国珍立传，写下长篇历史小说《方国珍》。这部写得不错的书，之所以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也与历史学家们对方国珍不适当的“描画”有关——把他打入了中国起义中的“另册”。虽然讴歌，但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无人喝彩是很自然的——这就更显出政治上“平反”的重要。另外，这部书把蔡乱头写成一个路桥街的地痞流氓，一个流窜海上的土匪头目，我不知道有没有依据。黄岩土话“乱头”是有些乱搞的意思，大约这支起义军远未走上正轨。暴政横加，社会动荡，官也罢，匪也罢，当时黄岩一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认为，方国珍起义的动因绝不是个人的恩怨。至正八年 (公元1348年)，一个姓陈的佃主诬告方国珍与蔡乱头勾通，在官府的追捕下，方国珍与其兄弟朋友，逼举义旗。邱树森的《元朝》把姓陈的佃主，写成“方国珍有个姓陈的冤家”——这种说法貌似公正，其实很暖昧，使人想起了“动机不纯”： 同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士诚的出身与方国珍极为相似，以运盐和贩卖私盐为业。 《中国小通史?元朝》中说士诚“平时常受富户和官吏欺凌，尤其是把守关隘的弓兵丘义，常对张士诚敲诈勒索和侮辱，士诚等怀恨在心。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在当地贫苦盐民支持下发动起义”。郭子兴是定远的富豪，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说他“出身低微，没有*山，常受官府的气，平时结交江湖好汉，很有点名气”，溢美之词不少。 方国珍出身佃农，贩私盐为主，这是最苦、最危险的营生，经年累月的浪迹江湖，出身更加低微。他们不仅要受官府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富户的欺凌，盐兵的堵截。这些，在史学家的笔下都没有了，我似乎触摸到了那种隐秘的悭吝的内核。 客观的一般性的历史学几乎不存在，因而它们在某一天被刷新被淘汰的危险也就永远存在——这不管你是不是权威或名人。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对同一时期人物的评价需要用同一标准。尽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现象复杂纷繁，但我们只能选择正义与真理。 我很赞赏《水浒》的作者，无论是百万禁军的教头，官府中的刀笔小吏，还是和尚小偷地痞流氓，只要他们一走上造反的道路，在作者的笔下都是极有性格极有光彩的人物。 “守望东南”的战略 翻一部中国古代史，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称王称帝。在元末各路“英雄豪杰”中也是如此。“鸟位”可恨也可爱。 1351年八月，徐寿辉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两个月后攻占了湖北浠水，即在此建立国号天完的政权，徐寿辉称帝。后来陈友谅谋杀徐寿辉后，建立汉国，仍自称皇帝，登上宝座、 1354年正月，张土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占领苏杭后，又称吴王，在苏州大兴土木，营造宫殿、 1355年初，刘福通推韩林儿在安徽亳州称帝，国号为宋、 1358年，明玉珍人四川后，一占领重庆，就自称“陇蜀王”，1363年，正式在成都建立“夏国”称帝。疆域不大，也挺阔绰。 1353年，郭子兴带一万多人进占滁州城后，也自称为王。 1364年，投奔郭子兴部起家的朱元璋建国，即位称吴王。 起义最早的方国珍先后数次大败元兵，在大闾洋全歼江浙行省水师，在陆上消灭浙东道都元帅泰不华元兵……在群雄纷争，天下大乱的时代，方国珍尽管打出了一片天地，治理着东南沿海宁波、台州、温州三州，势力甚至达到了绍兴和杭州，并进入了吴中之地，但他犹如独立的大树，始终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称王称帝。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 据黄岩县志载，谋士张子善曾向方国珍献计，进取中原。而方国珍意在保境安民，说： “朝廷虽无道，犹可延日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适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这是让入耳目一新的声音。他采纳刘仁本建议，招贤纳土，兴浙东三府儒学、水利、严刑法，民安居乐业。 人生的成功不仅仅是机遇，也是对机遇的看法和把握。方国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农民起义领袖，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不能说一个起义领袖不想做皇帝，不想夺取“鸟位”便“胸无大志”，“没有真心实意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 方国珍这种清醒是从实际出发的。 浙江偏于东南一隅，黄岩更是近海，高山丘陵大海，军事迥旋的余地小，得天下者得中原，方国珍起义军的主力是水师和战船，而不是在大平原上惯能征战的步兵和骑兵，这就使他离开浙江，远征中原角逐变得困难。而且，当时江苏、安徽、山东已形成几支农民起义，及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的元朝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南有福建的陈友定，要突出东南一隅，困难重重，十分不易。方国珍采取“守望东南”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有传说说方国珍在黄岩西门外上兆村造过地坛，现在那里的小地名仍叫地坛里，在小南门外天皇寺东侧造天坛，后平毁不彻底，尚有斜坡遗址，这些都有待考证。即使有天坛地坛，实际上也用作祭祀。至于说方在黄岩城南造过御花园的传说，则不可信。未登宝座，没有王宫，何来御花园?方国珍后期主要坐镇宁波而不在黄岩。 方国珍的“保境安民”思想，与他接受刘仁本的建议分不开的。 刘仁本字德元，号羽庭，黄岩羽山人，是方的同乡。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也给他加了一个很现代的定语：“地主阶级的政客”。至正十四年，方国珍统辖台温，刘仁本应聘为幕僚，辅助方国珍创立基业。我无法猜测，这位才高学富的进士，怎样一步步走进方国珍的阵营。刘仁本曾受命在庆元、．定海、奉化兴儒学，修上虞石塘，建路桥石桥，办黄岩文献书院，修杜范词，名重一时。方国珍海运漕粮时，刘仁本任枢密院副使，负责海运，连续三年出没风涛。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部攻占温州，刘仁本被捕后被押往南京。这位当过和尚作过盗贼的暴发户式的皇帝，对士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和仇恨，何况刘仁本还是方国珍的智囊，他自然更不会放过。次年三月，刘仁本遭受朱元璋的酷刑，被鞭背溃烂而死。刘著有《海道漕运记》一卷、《羽庭诗集》四卷、《羽庭文集》六卷，他的学问人生，竟在烽火的年月里，浓烈得让人心醉。清中叶戚学标的《论刘仁本》评曰： “元、台、温数百万生灵，不致尽困于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有以潜消而默化”，可见他对当时人民和社会的安定是有功的。晚清王菜在《台学统》中评刘仁本曰： “戎马倥偬之时，独能笃志儒修，振兴文教……其文采风流亦足辉千古矣。” 历史发展的标准和人民的标准 理想的旗帜已经被污水所染。思路是研究历史的道路问题。其实，我们的史学界，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专家在研究中，一直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桎梏。即使用极端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方国珍也是不该被否定的。 农民起义，是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大爆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农民起义进人一定阶段，即夺取了政权——地方政权和全国政权后，从量变到质变，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了。起义成为政权的更迭的推进器或者说改朝换代。由于姚雪垠先生太钟爱笔下的李白成，迟迟不肯承认李白成在进入西安后实际上已成为大顺朝皇帝的事实，还把他写成一个农民起义的高大全式的英雄，这成了长篇小说《李自成》令人遗憾的不足——李自成们变质和失败，难道仅仅是进入北京城后开始的? 我想对一定阶段农民起义军或起义军建立的地方政权的衡量，只有两个标准：有否有利或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建立的政权是否为老百姓办好事，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标准和人民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方国珍都是值得肯定的。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带有破坏性和建设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农民的短视，起义领袖对称王称霸的热衷，都变成了值得讴歌的革命精神。爆发起义，攻占几座城池后，便匆匆。拉把交椅，登上王位，不幸，最后多数因失败成为流寇。农民起义，一方面极大地撼动、以致最后摧毁一个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由于被压迫者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在起义过程中也对社会和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称赞的刘福通建立的宋政权三路北伐，其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率领。《二十四史纲鉴》记载，这路宋军攻破山西辽州后，曾“在塞外各郡县大肆掠夺”，烽火千里。宋军出大同，攻占兀上都后，又把元上都所有建筑付之一炬。邱树森在《元朝》一书中，称宋军“占领上部，焚宫殿，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兀上都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这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都有记载。“军常无留行”的关先生、破头潘在上都仅停了七天，进行了流寇式的洗劫，高岱《宋事始末》记载： “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兴和、中都诸郡，军声大震。乃还兵东至高丽界，焚上都宫殿，攻陷辽阳”，“上都宫阙尽废”。可是一些史学家光从“政治”上着眼，全然没有意识到上都的艺术珍品和华丽的建筑物遭到焚毁，这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极大破坏。在至今所能看到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发现方国珍像同时代的关先生这样烧杀劫掠，或像汉王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及张士信暴发户式的迅速敛聚财富、腐化坠落的记载。方国珍的哥哥方国璋，曾授仙居县丞， “清除陈年积案，民悦吏服”。 为“海远漕粮”正名 自六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漕运东南粮米供给京师，汉唐时就已开始。由于中原战乱，江浙地区便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元朝建立以后，大都所需的粮食，主要仰赖于江南地区供给。元代南粮北运，主要是通过运河漕运和海运，再辅之以陆路运输。史载自从会通河开通以后，后来又用郭守正的建议开凿通惠河，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每年通过运河运米到京师的多达五百多万石。 近海航运虽然不始于元代，但从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不久，即开始通过海道漕运粮食，以解决北方粮食不足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元政府的一个创造。海上漕运粮食的航线先后有三条，起初是沿长江，进入淮河，再通过黄河人渤海，沿着海岸北上人京畿。后来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发出，沿长江出海，绕道山东半岛，经烟台、蓬莱人渤海的航线的开通，如果信风正常的活，从浙东不过十多天便可到达京师。虽然海运由于风浪的颠簸，每年多有船只沉没，但省了河运民工牵纤挽船的劳苦，节省运费，算起来还是比河运要便捷得多。元代，设置了京畿、江淮两个都漕运司，在漕运司下又设分漕运司，以督责漕运事务。1287年，设立行泉府司，专门负责海上漕运。在平常情况下，每年海运粮食从元初的几十万石，增加到二三百万石： 元末，黄河溃决，运河堵塞。红巾军爆发起义的直接动因，也与强征民工“治河”有关。大起义爆发后，江淮地区陷入战乱，出现了各支农民起义军和元朝军阀割据的局面，再加上连年灾荒，民不聊生。1358年正月，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被起义军攻克后，河运粮食完全中断。 孙晓春在“精评”《元史纪事本末》中说：“当南方起义军取得一定战果之后，起义军将领也在急剧地蜕变，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各部首领忙于划分势力范围，割据地方，根本无意北伐。更有甚者，方国珍、张土诚竟然接受元朝的官职，派军队攻打北方起义军。”这一段所谓“精评”，有许多不确切之处。与张士诚曾攻打过刘福通的红巾军、袭击围攻安丰城不同，方国珍并没有派军队攻打过“北方起义军”。只是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渡江南下相继占领了苏州、常州、湖州，攻破杭州，虎视浙东时才与方国珍发生了冲突。元廷命方国珍为江浙地省参知政事，命发兵征伐，方国珍命方国璋与方行围攻太仓，率五万水师上阵，七战七捷，直逼苏州，迫降张士诚。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但他并未乘胜扩大地盘，回师宁波后仍老老实实地守望浙东。 至正二十一年，元廷命方国珍海运漕粮，授刘仁本为枢密院副使，连续3年，海运张士诚江淮之粮30余万石。邱树森在《中国小通史·元朝》中写道：“1358年、1359年京师大都发生了大饥荒……从1360年到1363年，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在政治经济上，为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输血打气”。 既然北方发生的是大饥荒，有成千上万人饿死。那么，海运漕粮，无疑有救灾性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道主义的善举，是漫长的流行压迫中坚持着的一种珍贵的价值，怎么变成了“输血打气”?元朝皇帝一小伙人，吃不了几十万石粮食。我想即使灾荒，大都的皇帝和达官贵人都不会饿着。为了让一个政权早几年垮台，宁愿无数百姓饿死，赤地千里，这就是原则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现在，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大的干旱、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国际社会都要进行救灾援助，即使一个国家因爆发内战，国际社会也要千方百计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救援，包括粮食和药品。不需要深奥的探求，不需要溯本求源，历史科学从本质上说也是人文科学，既然我们不排除主观性即“人”的介入，而我们更木应忽略历史上的千千万万灾民，对他们同样需要倾听需要尊重。 被侮辱和被压迫者的记忆，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当元廷派伯颜帖木儿到浙江游说时，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打动了方国珍，使曾经阻断海运漕粮的方国珍慨然应允，拿出战船，还派刘仁本督运。时间的流驶，应当从简单的“阶级斗争”的亢奋里冷静，面对着挥不去的饥馑的阴影，面对着无数濒临死亡的人群，面对着北方的旷野和血泪，我当然不愿掩饰自己的观点，写下这段文字，是为着信仰的独立，为着心灵的精神，也试图对旧的方法论实施革命的扬弃，同时，也为我蒙冤的同乡正名。 悲壮的落幕 乱世之时，风云际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方国珍起初并没有看出朱元璋是个“真人”，对他也采取了观望、戒备、等待的策略。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大军下衢州、婺州，派使者招谕。据《二十四史纲鉴》载： “方与其下谋曰： ‘方今元运将尽，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次年三年，方国珍“献出”台、温、庆元三府，实际上先献出三府的地图。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国家重点项目，其第八卷由元史专家陈得芝任主编。在这部书中，称方国珍“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通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和官职”。这显然不是什么褒义词。 看看朱元璋封方国珍什么官职——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当时福建在忠于元朝的地方军阀陈友定的控制下，这个任命无异于调虎离山或画饼充饥，方当然心里明白其中的险恶，要派他去攻打陈友定。他只好“诈病不赴，唯受平章印诰”。投向朱元璋*不住，他只好又转向元朝，讨个正名，好留在故乡“保境安民”。方国珍写给朱元璋的这封信，道出了他起义以来的心路历程：“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恩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 至正二十二年，苗军王保叛朱元璋来降，众皆庆贺。方说：“今纳叛人，是见小利而忘大信也”，命国璋拒之。方国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身亡的。其实方国珍倒并非真的考虑“小利”“大信”，而是怕招来麻烦，祸水东引。他同时暗中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以图共抗朱元璋自保。 朱元璋登上王位后，先饮金杯，后加白刃的文武臣僚何止万千，明初的政坛血雨腥风，一片萧杀。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方国珍幸存，可谓是个例外。方国珍率2．4万余部与 400艘海船降明归顺后，洪武二年，任命方国珍为资善大夫、广西行省左丞相。明太祖可能是为了试一试方国珍是否想东山再起，欲擒故纵。方国珍请求留在南京，“准食禄不事官”——在人家的眼皮下，要口饭吃，朱元璋比较放心。我想朱元璋放心的，应该是方国珍起义以来，尽管曾称雄一方，但始终没有称王，不会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方国珍的晚景是很凄凉的，1369年，他死于南京，终年56岁，葬于南京城东20里玉山。 作为方国珍起义的策源地，黄岩人被大批流放，这是极其悲惨的一幕。“余部和台州府县官吏200余人迁徙安徽滁州屯田”，而在逼迫下迁徙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黄岩十室九空，山野变得荒凉而萧杀。方国珍的子女亲友也在其中。方国珍们曾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英雄末路，又令人黯然神伤。不管是“反复无常”也罢，“保境安民”也罢，千里行贿、几番诈降、夜潮奔袭、舍生血战，方国珍已经用尽了他的智慧，在逆境中奋起，逆风中飞扬，追求生存和安定的希望依然微渺。方国珍降明后，迁居南京，杜门谢客，消灾避祸，惶惶然躲过了朱元璋滴血的快刀，苟活下来。但他的悲剧阴影无法抹去，这是无可逃脱的时代的悲剧。 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戏终于落幕，落幕后的世界仍是一片黑暗。 洪武十一年，方国珍之子方行因一首小诗，被人告发，从濠州流放到云南，这位曾任“参知政事”的诗人，走上了第二次流放的道路。“人生失意无南北”，他常常独坐沉思，喟然长叹，追怀风起云涌的岁月。明正统元年(1435年)沐昂编成了流放在云南的流人诗选《沧海遗珠》，其中收入了方行的32首诗。钱益谦《列朝诗集小传》也记载有“举族累祸”的方行，但他误把方国珉之子方明谦也当作了方国珍之子。时间虽相距不远，已恍若隔世了。 历史纵有沉浮，世事后人评说。 我们即将跨人2000年，新的千年的太阳，将最先照亮东海边的石塘——那里正是方国珍起义军当年战船群集，帆樯林立之地。时空与方位有时有惊人的巧合。国民党退出大陆、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一江山岛战役也曾在这一带海上打响。二十一世纪，历史的响箭将再一次从弯弓般中国海岸线的中部发射? 方国珍的“边缘政策” 通过对方国珍一生的了解，不难发现，其政治生涯的最大特色就是曾数度受到朝廷招安，这也构成了方国珍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特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果大体有三种：一是招安；二是被朝廷镇压；三是建立新政权。而观察方国珍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你会发现它与这三者都不是十分相符。方国珍在黄岩沿海发动起义，与朝廷周旋近20年。他曾屡次受朝廷招安，但他的招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被招安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招安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招安，他受封却不轻易交出兵权，而他的官位也是有名无实的空衔，自己也无意担任。如他曾授“徽州路治中，未赴，仍据海道”，元朝廷封他为太尉、江浙行省参政时，他也没有去杭州做官，而是仍守浙东。方国珍对待朝廷就一直采取着这种“边缘政策”。 那麽，方国珍采用的这种“边缘政策”原因是什麽呢？我比较认同周建灿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的一些分析。 首先，方国珍是在沿海的黄岩发动起义的，参加起义的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渔民，水军是起义军部队的主要兵种。起义军以海为家，以东南沿海为根据地，十分善于水战。这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由于起义军部队主要由水军构成，因而能够充分的利用当地沿海的地理条件。他们出入自如，当形势好转时，可以到陆上活动，而一旦当有官兵来镇压时，又可以退入大海。方国珍在与元朝军队的数次交锋中就是利用大海而占尽上风，多次大败元军。这也是他能够活跃于东南沿海长达2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相反的，由于浙江偏于东南一隅，黄岩更是近海，使得军事回旋余地小，而且起义军多由水军构成，不适合内陆作战，这都使方国珍进入中原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在当时，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地已经形成了数支农民起义军，以及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的元朝军阀武装割据势力的局面，方国珍的起义军要想突出东南一隅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困难的。面对这种形势，方国珍则采取了一种“守望东南”的战略。在这期间，有人曾向方国珍献计，要其进军中原，而方国珍却意在保境安民：“朝廷虽无道，犹可延日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适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方国珍的实力在不断壮大，但他并没有一味的扩大地盘，仍是老老实实的守望浙东。这种情况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上是不太多见的。 第三，作为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方国珍对敌我性质有着较深刻地认识。站在元朝朝廷的立场看，他们是不太可能真心实意地去收编起义军，并让一个反贼的首领如朝做官的。而招安很有可能是用来瓦解起义军的手段，一有机会还是会被赶尽杀绝的。对此方国珍有着清醒地认识，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他对待朝廷的招安并不是一味的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反其道而行，利用招安与元廷周旋，以积蓄力量，确保东南沿海的安定。他不轻易交出自己的军队，对朝廷的委任也大多不去赴任，所以一旦当朝廷作出对它不利的举措时，方国珍便会义无反顾地“入海反元”。 方国珍的“边缘政策”，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农民起义的内涵：对安定和生存的追求，哪怕那只是暂时性的。方国珍的“边缘政策”和“保境安民”都是这一内涵的体现。 海权枭雄方国珍 刚才拜读了一个关于郑成功的贴子，立刻想到了元末的枭雄方国珍。方的主要事迹见《明史 - 方国珍传 - 卷 123》。这里就写写他，以博大家一哂。 方国珍（1319年—1372年），又名谷真，黄岩洋屿人（现属路桥），号称元末第一个造反的群雄，“长身黑面，体白如瓠，力逐奔马。世以贩盐浮海为业。”从长相、身体素质来看，确实不同凡响。古时候盐铁专卖，对私盐抓得很严，当时贩私盐和现在贩毒差不多，所以私盐贩子一般都有很强的武力，元末另一个群雄张士诚也是私盐贩子。不过方国珍在海上畈盐，则兼有海盗身份，这和郑成功家族有相同的地方。 “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讨之，兵败，为所执，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寻叛，寇温州。元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兵往讨，覆败，被执。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招之降。已而汝、颖兵起，元募舟师守江。国珍疑惧，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授徽州路治中。国珍不听命，陷台州，焚苏之太仓。元复以海道漕运万户招之，乃受官。寻进行省参政，俾以兵攻张士诚。士诚遣将御之昆山。国珍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降，乃罢兵。” “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宁波）、温、台之地，益强不可制。”，“元既失江、淮，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而无以难也。”方国珍割据浙江，地盘不算大，对元朝的威胁也不大，但与郑成功一样，他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可以保证海上运输，这样他在元庭中就具有重要地位了。 十九年，方见朱元璋势力日渐强大，于是投向朱元璋，朱“拜国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事。”实际上，方“阴持两端”，接受了朱的“平章印诰”，同时“国珍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元累进国珍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分省庆元。”这样方和老冤家，也是老同行张士诚勾结起来，为元朝运粮。想来张士诚的地盘盛产粮食，方则拥有强大的舰队，两者勾结共同支持元朝，以便与强邻朱元璋对峙。是所谓“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显然浙东的沿海地区，物产并不富饶，如果在陆地上作战，方军肯定不是朱元璋或者元朝的对手，但*着强大的海军，方确实可以“海阔凭鱼跃”。不过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之后，长江以南有实力的群雄就剩下方国珍了，为了解北伐元朝的后顾之忧，朱元璋必然对方国珍用兵。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参政硃亮祖攻台州”，“征南将军汤和以大军长驱抵庆元”，方的陆军显然不是对手，干脆“帅所部遁入海”。凭借海军优势，朱元璋一时也无可奈何。此时方可以像后来的郑成功那样，远遁台湾，继续和大陆王朝对抗；也可以接受招安，毕竟他曾经接受朱的官职。经过一番权衡，方接受招安，“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数岁，卒于京师”，算是寿终正寝了。 据我所知，方国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军起家的割据势力，如果哪位高人知道其他的类似人物，不妨告知小弟。虽然孙权也曾经*海军四处航海，但他的主要势力还在陆上。孙的航海活动，包括与辽东公孙的往来，只是陆上活动的一种延伸。方国珍则不同，“国珍兄弟始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割据一方之后，完全*海军维持自己的地位，是不是有点“海权”的味道呢？ 这种“海权”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是空前的，明末郑家只是步其后尘而已。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海权”政权只是异类，终究不能成事。郑家的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纵横沿海、出入长江、围攻南京，也曾经割据台湾三代之久，最终的结局还是被消灭。相形之下，方国珍比较明智，陆上基地丧事之后，选择了投降。从方的性格来看，这个叛服无常的人必然不会顽抗到底。他的这个选择，对他本人、家族、属民未尝不是好事。总共从方起兵，到归顺明朝，前后将近 20 年，浙东一隅之地基本上没有遭到兵燹，方国珍功不可没。 查古可以知今，海峡对面的统治者，如果能有方的能力、气量、见识，也算中华之福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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