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地方武装抗战史略 浙西是个历史的变化着的地理概念,抗日战争时期的浙西,是指位于钱塘江、富春江以西以北的浙西北地区。这一地区,东滨杭州湾,西以天目山脉与安徽分界,南以钱塘江与浙东相望,北沿太湖与江苏相连。依照当时国民党浙西行署所辖的区域,它包括22县,即:杭县、余杭、海宁、海盐、平湖、嘉兴、嘉善、桐庐、分水、昌化、新登、富阳、于潜、临安、安吉、孝丰、吴兴、长兴、武康、德清、崇德和桐乡。这一带,一半是山区,一半是平原水网,物产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世称杭嘉湖“鱼米之乡”。可是,这么美丽富绕的土地,在日寇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下,却是一片千疮百孔,生灵涂炭的凄惨景象。 八一三上海抗战,鏖战近3个月,奋起抗战的上海军民渐渐不支,日军更调兵遣将,迂回包抄,于 上海失陷后,日军即分兵两路向南京大举进攻,一路沿京沪线正面进犯,一路沿太湖以南迂回作战。国民党在上海、南京之间,虽然设了两道防线,但并没有起到阻击敌人的作用。 日寇深入,局势危急!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绝续之时,浙西儿女奋起抗战。瞬时间,在浙西的土地上,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他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游击武装群雄竞起,遍地揭起了守土抗战的旗帜。据不完全统计,在浙西沦陷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先后兴起了七八十支游击武装。 活动区域比较广泛的游击武装有:朱希、汪鹤松的“孝武安长吴”吴兴军游击队,刘参的“孝武安长吴地区游击队”,张玉如的“吴崇桐边区游击队”,王玉麟的“东战场第一游击区第三团”,吴良玉的“东游二纵第二大队”,吴辞炎的“东战场游击第二总队”,王柏青的“铁血团”,以及曹绍文、田文龙部队,王玉成部队,曾洪的“湖滨抗日义勇军”和沈子球的“余临孝边区游击队”等。 活动在海北与沪杭铁路沿线地区的游击武装有:平湖县的孙祥珍、陈新民和沈俊生之“沪杭地区游击大队第一、二、三队”,海盐县的汪贤甫之“沪杭地区第四游击队”,嘉善县的陈荫祖、陈耀宗、顾纯基等部队,嘉兴的姜维贤、张銮基、范春生、张鹏飞等部队以及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钟灵部队和双枪王八妹之部队等。 活动在吴兴水网地带的游击武装有:郎玉麟的“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李泉生的“人民抗日义勇军”,郑子平的“抗日反汪军”,温永之的“吴兴第二自卫大队”,以及刘现、熊秀楚、张宗寿、左宗襄、李正鸿、杨安生、丁正潮、周义吉、金家让、王右人、张声举、姚维德、施公安、朱洁民、沈登清、赵忠泉、潘永宁、鲍于杏、唐连、陆锦鳌、冯小琛等部队。 活动在安长孝于山区以及其它各县的游击武装有:安吉李广勤游击队,金月龙“安吉自卫队”,以及徐阿清、程义芳、杨子郎、郑梦兰、沈锉、杨林超等部队,长兴吴有秋之“长兴人民抗日义勇军”以及胡长元、藏鸣皋、尚杰民等部队,孝丰黄阿根游击队,德清许俊卿、周明三、刘开江等部队,武康曹渔舟部队,于潜吕世扬、周先炼等部队,余杭洪宗扬、王元贵等部队,杭县王志忠“杭县自卫队”等。另外,还有很多在山区活动区域比较广泛的游击部队,如谢升标之“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杨树先之“抗敌义勇军”,郭竟志之“东南抗日义勇军”以及一七六师游击队、李源村、赵安民、吴口天、雷少堂等部队。 以上这些游击武装,在历史上褒贬不一,评价各异。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队的性质、组成成份以及各部队之相互关系等极为复杂的情况所致。 从部队的组成成份来看,其士兵大多数是浙西的青年壮士,他们生活在浙西,战斗在浙西,流的血汗都淌在养育着他们的这块土地上。但从部队的领导人来看,情况则比较复杂,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和受党的影响的积极分子,如郎玉麟、郑子平、李泉生、朱希等;有的是进步知识青年,如温永之、姜维贤、施公安等;有的是国民党落伍军人,如王玉成、曾洪、唐连、陆锦鳌、主柏青、刘参、汪鹤松、张銮基、陈耀宗、谢升标、洪宗扬等;有的是地方富豪和开明士绅,如王元贵、沈子球、曹绍文等;有的是帮会中人,如熊秀楚、周明三、张玉如、刘开江、冯小琛、李正鸿、郭竟志、吴良玉等;有的是旧的地方上的保卫团队、水警队中人,如丁正潮、鲍于杏、许俊卿、王志忠、王玉麟、杨哲夫、张宗寿、藏鸣皋、左家襄、徐阿清、程义芳、杨子郎、郑梦兰等;有的是旧的地方官员,如王右人,杨林超、金月龙等。 从部队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他们收集了国民党正规部队败退时,沿途抛弃的枪械,挟持了武装,就自封为王、自作主张,各自为政,各自生长、政由己出、权由自生,银饷也都取之于当地人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一般都特别看重地盘和势力,相互间并吞磨擦、损人利己、大鱼吃小鱼的火并战也就时有发生。但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第一,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政府的逃亡、我党我军在这一带力量的薄弱,所以这一带一度成为无人管辖的地区,自发的抗日武装,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调度和引导,一定的“内耗”是难免的。第二,即使是游击部队间发生的火并战,也应具体分析和对待。比如,陆锦鳌、姚维德及李泉生等部联合攻灭陈兰英部队的战争,就是正义之战。波滔滚滚,难免泥沙俱下,陈兰英部队就是以抗日为名,以流氓抢劫为实的土匪部队,他们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当在铲除之列。再如,各游击部队联合剿灭反动迷信武装红枪会的战争,也显然具有进步性。第三,尽管游击部队间时有矛盾和磨擦,但是他们在反奸伪、反投降的斗争中却是一致的。比如,国民党浙江省军界头目、曾任省政府主席的周凤歧,是长兴八都界周家村人,他受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恩宠”,派特使来浙西收编部队,组织伪军。结果,不仅无一人随从响应,反而造成一个慷慨激昂的打击奸伪的运动。不久,周逆在上海被我志士击毙。再如,名为“东南抗日义勇军”的程万军部队,由于最后终于经受不住敌伪高官厚禄的引诱,走上了投敌当伪军的可耻之路,在浙西成为过街老鼠,众叛亲离。程部二团团长田文龙为抵制程万军投敌,高喊“打倒汉奸!”口号,最后被敌击毙,程部副司令曹绍文因拒绝投降而身陷囹圄,最后被程万军迫害致残。 抗战初期蜂起的浙西各游击部队虽然组成成份各异、部队性质不一、相互关系复杂,但他们的主流是团结抗战,矢志报国,以抗日为重,共赴国难。关于这一点,有史为证。 例一,血战全公亭 夷平宝爷庙 例二,收复乌青镇 协战白马塘 1938年初,日寇忙于发动溯长江西侵的攻势准备,浙西一带敌伪据点兵力薄弱,形势极有利于敌后抗日斗争的开展。3月中旬,“孝武安长吴地区游击队”司令刘参和吴兴军令司朱希及吴崇桐地区司令张玉如共同协议进攻乌青镇。18日下午2时,张玉如部按计划率先迂回离乌青镇五六里处之白马塘,不巧与分坐7艘汽轮之近300名敌寇遭遇。由于日军汽艇行驶灵快,不及张玉如部全数靠岸登陆,即被鬼子发现,并遭敌机枪扫射。张玉如部数船中弹进水,许多士兵半浸在水里回击,已经登陆的则伏在塘岸向汽船射击。正当白马塘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朱希、刘参按预定计划,分道进袭敌巢乌青镇。白马塘之敌为张玉如部所阻,无法撤敌兵援救,朱希、刘参遂乘虚攻克乌青镇,并迅速前往白马塘增援,新市刘开江部也闻迅赶来助战,魔战至晚,敌人留下200余尸体,狼狈逃窜。 例三,奇袭新塍镇 再战白云桥 新塍是嘉兴西北的一个大市镇,距乌青镇仅20余里。1938年3月,乌青镇被我克复, 事隔一年以后,即 例四,弋获屠手鸟汉少将 狙击敌酉佐藤师团长 狙击敌酉佐藤师团长的战斗,发生在海盐沈荡。1938年8月底,敌佐藤师团长正在杭州、嘉兴各县检阅部队。正当他在沈荡检阅时,奉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命令,要他于9月初赶往上海,出席华中军事会议。佐藤计划于 例五,巧设鸿门宴 伏击月亮山 1938年2月,一股日寇闯入余杭王家村,该村富豪王元贵巧设鸿门宴,派其妻八跪出迎、酒肉“款待”,这股日寇一个个被灌得酩配大醉,然后摇摇幌幌向村外走去。这时,王元贵已组织壮丁勇士埋伏在村口“等候”,将鬼子全部击毙。此次灭寇,大快人心。但是,鬼子为了报复,驰来大队人马,将全村毁焚。被激愤的村民,纷纷投王元贵而来,一支抗日游击武装随即成立,后来发展到500余人枪。 伏击月亮山的战斗,发生在安吉梅溪镇。 以上所述之主要范围仅限于民间游击部队之抗日斗争,至于国民党正规部队所进行的几次抗日战斗,如长兴、广德边境之大松岭伏击战,川军师长饶国华殉难,六二师三六八团血战吴兴轧村常乐村以及区寿年之一七六师的天目山告岭抗敌战、新编三八师八八团的嘉善祥符塘搏击战,一O八师武康攻城战、六二师桐乡攻城战等,均因不属本题之范围,所以概不涉及。 (本文摘自《湖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胡世明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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