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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G·A·科亨，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2009年去世时，很多英美主流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德沃尔金写的。德沃尔金的很多观点跟G·A·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1960年代开始认识，天天做学术辩论，立场相反，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又曾经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他们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A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尔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派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现场的学生大呼过瘾。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这个态度在G·A·科亨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他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比他早十年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这本论著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例子，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他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G·A·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居然跟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他总共有三本，前两本读烂了后，他用了十几年的工夫写了一本书，也是一本经典著作，就是用左派观点批判极端右派，但同时，他也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相信诺齐克的一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根本原则还是不一样。 我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他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G·A·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都是西方的，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请注意，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说我们该关注的是这个群体靠什么成为一个群体。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不能那么容易可以达至，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之所以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是因为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要说有立场的话，他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因此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彼此沟通，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只服从真理的原则，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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