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读书属于“悦读” 蔡汉以 2022-01-28 我深有体会，老年人读书与年青人读书是不尽相同的。当时我们年青读书，与“工作、职称、发展……”都有关系。因为存在着“本领恐慌”的缘故，所以要“充电”，以求在职场上能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使事业发展，不断地进步。如今我们老了，读书与“乐趣、心悦……”有关系。而与“工作、职称、发展……”几乎没有关系。 所以说，老年人读书属于“悦读”；年青人读书属于“阅读”。因为“悦读”目的不必很明确，也没有什么负担，不求闻达，只求从书中寻到乐趣，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就行了。而“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阅读可以改变思想、获取知识，从而改变命运。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 这些年我走在退休的路上，走着走着……觉得老人也要“悦读”书，从书中可以吸取合理的营养，保证人的心灵澄明与滋养，从而延续人的生命智慧。人生路上，书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读书能使人兴趣盎然。读书，正是对自己修养和知识上的一种弥补，找到自己所需的，用她们丰富自己，装点自己。这便是读书的乐趣。书，如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你想到的，也有你想不到的，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学海无涯，乐此不疲。读书能求知、求美、求善，能探寻生存的意义，思索生命的内涵，感悟人生，提升智慧。 把读书作为一种乐趣，就如你拥有了这宝库的钥匙，读书中之趣、品书中之味，每个人都会因此而活得充实变得明智。 今天，我“悦读”了冯友兰一篇文章---《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冯友兰 （1981年10月） 很有些青年同志要我谈治学经验，具体地说，如何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我是有些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现在就从掌握材料谈起吧！ 怎样算是掌握了材料呢？我把材料都收集齐了，比方说买了很多很多书，算不算掌握了材料了呢？还不算。我把这些书都读了，算不算掌握了材料了呢？也还不算。只有不但是读了，而且是真正读懂了，那才算是掌握了材料。 怎样才算真正读懂了呢？司马迁曾经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董老（必武）咏赞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诗中说：“不唯明字句，而且得精神。”所得“心知其意”，“得精神”或者说领会精神实质，都是指真正读懂了。不过这说得还不具体，我们还是就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具体情况来说吧！ 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有本来的哲学史和写的哲学史之分。我们常常讲事物的“本来面目”，哲学史也有其“本来面目”，它就是本来的哲学史。写的哲学史，就是研究本来的哲学史的人所写的研究结果，是本来的哲学史的摹本。本来的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哲学史则有许多，哪一个写的最符合本来面目，哪一个就写得最好。 哲学家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作了反思，又把他的反思用理论思维的言语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的哲学体系。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怎么写的，他的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都是研究哲学史的人所首先要研究的，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真正读懂这位哲学家的哲学著述。不做这种工作，而只抓住他的片言只字，就断定他是个什么论者，从而批评之，这就是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对待今人，必定造成冤、假、错案；用这种办法对待古人，必定写不出本来的历史。 哲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一个什么事物的历史，就是要研究这个事物的发展。发展必有其规律，不会杂乱无章；发展必有其线索，有个来龙去脉；发展必有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环节。发展中的事物不是孤立的，必然受到它周围事物的影响或制约，而又反过来影响或制约它周围的事物。这些都是研究那个什么事物的历史时必须弄明白的。研究哲学史也是如此。哲学在历史中表现为各种派别，这些派别表示哲学发展的线索、阶段或环节，而且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是哲学发展的本来历史的固有内容，写的哲学史要把它们都写出来，特别要说明这些派别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得弄清楚这些问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得学习和研究。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也就算是真正读懂了。下面再进一步就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情况来说。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但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就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有所不同。其不同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语言，拿汉语来说，原有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汉语的文字一直到现在还是方块的汉字，其来源是象形文字。这都不利于用字尾的变化表示词性。例如一个名词，有其抽象的意义，也有其具体的意义。从逻辑方面说，其抽象的意义就是这个名词的内涵，其具体的意义就是这个名词的外延。专门表示内涵的名词称为抽象名词，专门表示外延的名词称为具体名词。这种词性的不同在西方文字中，可以用字尾变化表示出来，使人一望而知。汉字就没有这种方便。例如“马”这个名词，就其内涵说是指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就其外延说是指一切马。有时要明确地专指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在西方的语言文字中，可以把马的字尾稍加变化，使之成为一个抽象名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于“马”字之后加上一个“性”字，以表示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称为“马性”。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这个办法。因为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在语言文字中就有困难。战国时期，公孙龙作《白马论》，主张“白马非马”。当时以及后来许多人认为这是诡辩，因为在常识中，一般都说“白马是马”。其实“白马是马”和“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的，并没有冲突。“白马是马”是就马这个名词的外延说的，“白马非马”是就这个名词的内涵说的；“白马是马”的马字是就具体的马说的，“白马非马”的马字是就抽象的马说的，它说的是一切马所共同有的性质，是马性。如果在古代就有一种方法，在文字上表明马性与马的不同，那么《白马论》中的有些辩论本来是可以不说而自明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意义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以前的中国哲学中，术语是比较少的，论证往往是不很详尽的，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而且，以前的哲学家所用的是古汉语，即使是语录也记录的是古代的口语或方言必须用现代汉语把它们翻译过来，才能为现代的人所理解。但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就不能靠别人翻译过日子，所以语言文字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训练之一。 在清朝末年，中国人开始把中国哲学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开始重新反思的时候，人们就觉得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很不够用。那时候，西方哲学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思想界。人们开始在佛学中找术语用。佛学中的相宗是一种烦琐哲学，其中名词繁多。当时，就有一派人用佛学中的概念、名词，来解释、评论中国哲学。可是那些概念、名词，有一部分是相宗那样的烦琐哲学的虚构，是如佛学所说的“龟毛兔角”之类。而且，佛学著作翻译过来的文字也还是古文，所以越说越糊涂。 中国哲学中一个名词往往有许多用法。例如“天”，可以指与“地”相对的“苍苍者”，也可以指“上帝”，也可以指“自然”。这就是术语缺乏的一种表现。一个名词的一个用法就指一个概念，用这个名词的人，究竟是想说什么概念呢？有些时候，可以从上下文一望而知，有些时候就不容易确定。 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比较容易多了。有许多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可以用来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但是，翻译必须确切，解释必须适当。这也是不容易的。 中国古代哲学喜欢“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周敦颐为他的“太极图”作了一个“说”，只有一百多字。张载说的“心统性情”，程颐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都只是提出一个结论。可能程颐认为他的《周易传》就是他的结论的根据，但还不是直接的说明。这些结论显然都是长期理论思维的结果。研究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种过程讲出来，把结论的前提补出来，但是这种“讲”和“补”当然不能太多。就是说，只能把中国古代哲学家要说而没有说的话替他说出来，不能把他并没有要说而在当时实际上不可能说的话也当做他要说的话说出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太多了就夸张了古人的意思，太少了就没有把古人的意思说清楚，讲透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作正式的哲学著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材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记录的言论，可以说是东鳞西爪。因此就使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没有系统。如果是就形式上的系统而言，这种情况是有的，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没有实质上的系统。拿一部《论语》来看，其中所记载的都是孔丘回答学生们的话。学生们东提一个问题，西提一个问题，其问并无联系。孔丘东答一个问题，西答一个问题，其答亦无联系。孔丘并没有和学生们就一个专门问题讨论开来，深入下去，也许有吧，不过没有这样的记载流传下来。就形式上看，一部《论语》是没有系统的。就实质上看，还是有系统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就要从过去哲学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材料中，找出其实质上的系统来，用所能看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要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多不少。 总的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努力做到三点：第一点，具体地弄清楚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但每个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是不完全相同的。哲学家各有各自的思路，各有各自建立体系的过程。所以，他们的体系各有各自的特点。同是唯物论者，彼此不尽相同；同是唯心论者，彼此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各有各自的历史地位。这些弄清楚了，才能具体说明一个哲学家的体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体系决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体系，分割开来，填入几个部门之中。那就像把一个活人大卸八块，然后缝合，缝合即使成功，做到“天衣无缝”，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了。 第二点，必须具体地弄清楚，一个哲学家如果是对于某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他必然经过一段理论思维的过程。他可能没有把这段过程说出来。研究哲学史的人要尽可能把这段过程替他说出来，使学习哲学史的人可以得到理论思维的锻炼。 第三点，必须具体地弄清楚，哲学家所提供的世界观，使人们得到“受用”和教训。 以上三点，其实就是一回事。第一点做到了，第二点、第三点就自然有了。简单地说起来，学习、研究哲学史，对于一个哲学家，必须真正懂得：他想些什么，见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重要的是具体，因为历史的东西都是具体的东西。 这就叫做掌握了材料。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再寻找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对于哲学家的功过做适当的评论。上面的工作如果做得好，也许发展线索和规律就自然显现了，哲学家的功过也自然显现了。果能如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算是做到家了。 现在有些人说，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是注重掌握材料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更是注重掌握材料的。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不就是要掌握材料吗？问题倒在于，掌握材料的“掌握”里有个立场、观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很着重从一个哲学体系的社会效果，来对于这个体系以及建立这个体系的哲学家进行评价在进行评价的时候，评价者的立场、观点问题尤为突出。 解放以来，许多哲学史工作者都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工作指针，我也不例外。这种愿望，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运用了。就我个人的经历说，尽管解放以后真心实意地学习这种新的立场、观点，但是我的立场、观点究竟转变没有？转变得怎样？自己却难以做出判断。可是，我还在继续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必须做出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既然难以判断自己的立场、观点如何，也就无法相信自己了，只有模仿别人，依傍别人了。所谓“别人”，先是苏联的权威，后来是党内的权威。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就向苏联“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然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进行类推和比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顿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恢复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必须是自己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这在中国的传统中叫做“修辞立其诚”，也就是从肺腑中来，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子摹画来的。在一次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做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现在继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照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我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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