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自由——《天鹅绒监狱》节选之三 撰文：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翻译：戴潍娜
谣言都是这么说的——自由是艺术的必要条件：任何背离其反权威本质的努力都会将艺术扼杀；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人，至少在其创作过程中是这样；没有自主性的艺术是伪艺术；艺术意味着无际的敏感、不受限制的想象力；艺术是偏见的坟墓，现实的虚拟，自我的反思，感性的形式，不妥协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快感，一盏神秘的魔法灯笼，和砰的一声甩门的声响。艺术是永恒的革命。 这些事实上都是很新近的概念。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艺术才被看作反权威的代名词。也只是从那时起，艺术开始被公认为个体意识抗争质疑世界秩序的象征。肯定艺术自主的重要性是资本主义文明承诺的一部分。不过，这段时期在漫漫的艺术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唯有当我们回想起古希腊和古埃及的艺术时，才会意识到，不去反权威的艺术原来也是可能的。诚如去抱怨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缺乏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如此，艺术天生抗拒权威、抗议权力的大名已经远扬。说到底，这观念还是在坚持艺术本性的不可改变。许多人把我们社会主义新文明里艺术的泛滥视为希望的标志，不论他们具有审美价值与否。他们继而相信，艺术是自由的同盟。在专政的压迫下，知识界不可避免地要奋起反击。乐观的外人幻想着权力和艺术只有在交锋时才会产生交集。 这些旧观念的徘徊不去表明：极权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的光阴还不足以实现文化的认同。我们这片世界发生了巨变，艺术却保留了其原有的本质。比较起一时一刻的对艺术反独裁冲动的遏制，一些更为阴险致命的诡计不幸得逞：艺术自由表达的需求已被大大消解了。这里头艺术家们的协作可谓功不可没。当然, 没有几个艺术家会公然承认：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实为压迫剥削自己的帮凶。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艺术家们尽管也很烦恼，可还是感激地领受社会的关注，尽情陶醉在自己的效益里。就像中世纪那些自认为信仰禁欲主义的达官贵人们一样，这些艺术家们即便作为国家的雇员，还自恃为自由的使徒。 这些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极权社会主义的诞生初期，早年曾推翻旧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反叛他们的艺术家们貌似共同担当起反独裁精神（如今已死气沉沉）的坚强卫士。但这场源于错觉的联盟却始终是短暂的。自由艺术既没有此等倾向，也没有足以自卫的实力，它在日益增长的独裁压力下终于发生错位。如果艺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由党来代表，那么艺术将不再被视为艺术家的专属领地。许多艺术家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解放精神的胜利；可实际上，自由精神已被一劳永逸地废除了。反独裁精神最终乃是一派无以为继的纯粹自负。然而，艺术却存活下，且繁荣兴旺。 照此看来，兴许艺术本身是永恒的。不过这好消息只能够安慰到那些等待与外太空生物联系的人类。在我们要求雇佣艺术家政权下的审美中立以前，在我们呼吁尊敬的御用艺术家们重拾艺术自主以前，我们应该尽量想象出艺术的本来面目，哪怕是不求甚解：以未来的眼光审视过去。 一个简短的历史教训 还是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原谅马克思一时的错误：他相信文明的转折点——推翻资产阶级的典范革命，恰恰会在资产阶级最强大的西方先进工业民主国家实现。马克思的错误根植于他的仁慈乐观：他认为，资本主义向计划经济过渡必须与民主发展相同步，诚如此前工业文明诞生时的情形一样。如今随便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告诉你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相反，只有在世界的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才能迅速革命成功。它并非民主的果实，而恰是民主的缺失所致。 扩张的资本殖民至传统的专制社会。资本将这些封建的，父权制的，抑或宗族社会世俗化，继而将他们推向现代化。这些社会的零星部分被纷纷转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反独裁的民主精神——尽管它在工业社会业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独立于自身起源的传统——在后进社会里却胎死腹中。不过，即使没有相当数量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存在，资本在专制社会的现代化国有市场中依旧如鱼得水。 在资本由西向东流动的初期涌现出了现世偿还的思想。这些用经济学的诱人语言阐发出的思想，引得不安分的知识界蠢蠢欲动暗自鼓舞。马克思许诺了一个没有危机和阶级斗争的理性规划的社会，他指出劳动人民的不满将成为这个新社会的助产士。马克思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这种学说对于贫困东方的急于求成的知识分子，比对富庶多元化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更有说服力。这些革命家回避了道德的困境，寻求以武力对抗武力。激进的教师、学生、律师、牧师、艺术家、作家都纷纷与新旧统治者决裂。他们从不足道的监护人那里征用富国图强的思想，并将之挪用为被压迫者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彻底重组的意识形态对于许多人都有吸引力。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已在与封建势力的勾结中丧尽名誉。他们期待从资本主义的蹂躏中挽回一点民主。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那些将自由民主等同于谎言一概拒绝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于他们而言，民主仅仅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废除。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置于规划的首要位置，且对任何保护少数人权益的道义置之不理。资产阶级的自由被视作战术武器，或者干脆是个骗局。这些人信仰自我牺牲的革命思想和纪律，仿佛他们是为此而活。他们要求牺牲和承诺；他们拒绝一切不和组织权力直接关联的社会改进和精神提高；他们将自己的地下组织视作新社会的核心和典范。一战的危险和战败暴露了现行秩序的脆弱性，这也导致了许多普通百姓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追随。 不过，也千万别太醉心于计划社会政治前卫的历史，还有它那带来乌托邦、社会科学和工人运动的强大力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民主精神越薄弱，那些贫困的、有罪的、渴望自由和安全的人们，就越容易服从社会主义科学的指导。 因此，按“科学”组织起来的工人“自己的”国家就像个工厂。经济财务，劳动管理，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都被归入一个分层组织统一管理。作为如今社会总资本的所有者，国家机器同时也成为了知识界的代名词——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知识的监护人。 （在东方，“知识界”一词不仅适用于传统意义上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专业人士，也涵盖了那些从事的工作要求高等教育的人群。）脑力劳动和国家结构就好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里的肌肉和骨骼。 如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人们成为了可靠严密的中产阶级的成员。顶尖专家们则组成了的上层阶级，享受无可争辩的特权。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被赋予了政治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雇员。官僚机构管制着物品流通和文化宣传。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除了其独立性；作为回报，它获得了世界的一半，为此它须提供维护团结和解释权力的服务。 在这样的革命中，艺术难道还有任何机会保留其反独裁的本质吗？艺术家，作为情感生活的组织者，在这项转变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革命以前，他们一无所有。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权力的心脏，享受着为人民服务和组织团结的亢奋劲头。很少有人能顶住国家艺术家高威望的诱惑，他们已经和他们的新公众（协助运行国有化经济及其文化的中产阶级）密不可分。他们不仅是这群公众中的一员，也是其智力指导。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随之而来的特权。 所有这一切都会对艺术家及其艺术造成严重后果。艺术家的想法、感情、情绪都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实际情况是这样：早期革命艺术家们还得从旧社会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里习得斗争需要的激情。然而，似乎没有人对这一事实过分沮丧。如今只有在蜡像博物馆里还能找见独立艺术家的形象，紧挨着有组织的工人的蜡像。独立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的观众。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反独裁艺术公然谴责为反艺术的社会。 （本文选译自《天鹅绒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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