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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捐献出来用于科研的完整遗体还不够多。为什么人们死后不愿用自己的死去帮助活着的人呢？ 我宁愿被解剖
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利用留作科研的尸体。宾夕法尼亚州数字摄影学院拍摄 1993年我上七年级的时候，玛丽·C·威尔逊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发起了“女士基金会”的“带女儿上班日”活动，这个活动旨在告诉我们这些年轻女性，超越了我们的性别与身体之外，存在着一个巨大而广阔的世界。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讲，这个日子对我而言也算恰如其分，它奠定了我这一生对于人体的痴迷。虽然我的许多同学都是跟父母亲之一坐在整洁的办公室里，但我却是在一间解剖室里看着爸爸解剖死人度过了第一个“带女儿上班日”。 被解剖的男子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农，他被送来我爸医院的地下室尸检时穿着长袖衬衫和牛仔背带裤，这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不过现在想来这一点似乎很奇怪。几个星期前，我打电话问我爸为什么那个农民会穿戴整齐地送来尸检，又为什么会被送来尸检，因为即使在今天尸检似乎也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爸爸已经不记得这件许多年前的事情了，但他说有可能是因为没人目击到这个农民的死亡，在这种的情况下，他的医生可能会要求尸检，从而排除意外事故、自杀或他杀的可能性。至于衣服？有时会这样的。毕竟人死的时候通常是穿着衣服的。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他甚至不记得带我去过解剖室。“我带你去过？”他不太相信地笑着问道。“去解剖室？真的吗？” 对我来说，这段记忆很清晰。我记得那位农民是我见过的第一具尸体。我记得自己站在一间冰冷房间的边上，身上超大的手术服在脚边卷起。我看着爸爸穿着同样的衣服，摆弄着那个男人的裤腿。我记得自己在想尸体不会弯曲。当我爸最终把他衣服扒光全身赤裸地放在金属轮床上的时候，我能看到那个农民挺着大肚子对着天花板和蔼地笑着。我记得看着我爸把轮床推到屋子中央，把那个男人转移到一张解剖台上，上面照着强光，下面是一个下水道。我能听到他以专业的口吻用口述录音机录下每一个步骤。虽然我想不起来具体词句，但我仍然记得那些对我来说似乎就是一种外语。我记得手术刀在男尸身上切出的长长的Y字形切口。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看到我爸用史赛克电锯锯开男尸肋骨的外侧，然后像打开盒盖一样把他的胸腔打开。我还记得自己在想：那真的是我爸吗？ 尸检结束后，爸爸翻看着农民停止跳动的心脏。然后，他给我看在他戴着手套的手中那两个可怕的肿块，同时认真地给我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一个是死前形成的微小血块，另一个是死后形成的较大血块。在前一种血块中，血细胞混合在一起，血块中物质分布均匀，这是因为血栓形成时血液仍在流动。在后一种血块中，血细胞分散到了黄色和红色的不同血层中。如果爸爸发现了更多死前血块并用显微镜证实它们的确是死前血块，那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位农民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我不记得自己有觉得害怕或者不舒服，反倒是对自己眼前的场景感到敬畏；对我爸所做的工作感到敬畏；对一个人死后在他身体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敬畏。同时我此生第一次想到，在我死后，我的一部分会留在这个世上。 在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中，有一部分就是晚饭时和家人围在桌边听有关死亡的故事。当然这听起来很恐怖，但我们也只是在做许多家庭一起吃饭时会做的事情：讲述每个人度过了怎样的一天。对我爸来说，这样的一天通常涉及到垂死之人或者死后之人。 故事并不总是尸体解剖。有时，爸爸会告诉我们他收到了一大块外科医生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神秘增生组织。病人还在那边开膛破肚地躺在手术台上。爸爸会把组织快速冷冻，用一种类似熟肉切片机的东西把冻好的组织切成薄薄的横切片。然后，他会把半透明的切片放在载玻片上，染上紫色和粉色，用显微镜观察组织中是否有致命癌变的先兆。（译者：即HE染色，也称苏木精—伊红染色。）我小的时候，这个过程的名字——冰冻切片——让我想到了食品杂货店。 有些时候，冷冻切片会帮助挽救手术台上病人的生命：医生在癌症扩散前提早发现，当场切除增生组织。有些时候一切都太晚了。这时，爸爸讲话的声音会很沉重。 还有一些故事是确诊一种特别罕见的疾病。这时，爸爸会讲他翻阅医学文献和教科书，然后比较两张图像中紫粉染色的细胞结构，寻找特定的病征。 但我最喜欢的是验尸的故事。小的时候，这些故事好像鬼故事一样吸引着我，而现在大了以后，这些故事对我又有了一份不同的意义。（不过如今法医类型的电视节目到处都是，我想解决异常死亡的故事会让我们所有人着迷。）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女人用.357麦林子弹射穿了她丈夫的颈动脉。（译者：就是左轮手枪子弹。）还有一个是警世故事，一辆校车碾死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还萦绕在我脑海里。
接下来这个故事是朋友来家里吃晚饭或过夜时我必讲的一个，现在说出来倒让我奇怪为什么他们还会再来我家。故事发生在堪萨斯东北部辽阔的农田上，就从我爸下车时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起吧。他吃了一惊，转身去看等着带他去死亡现场的警长，警长慢条斯理地说：“别慌。那不过是在杀几条狗。” 我爸去那里是为了检查一对过世老夫妇有限的遗物，从而拼凑出来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根据邮箱里的驱逐通知和装了一半的车子，我爸推断那对老夫妇当时正在搬家，打算离开他们那间地板脏兮兮的窝棚。女人的病历显示她不能下地行走；她留在床上的遗物表明她是死在那里的。或许她一直在等她的丈夫装完车后把她扶进车里。可是在那个闷热的夏日，她的丈夫突发心脏病。无论是参考男人的医疗记录，还是根据留在窝棚和敞门小车之间土路上的行李箱推断，这个假设都是有道理的。女人既无法下地行走，也喊不来邻居，因为最近的邻居也在几英里之外，她只能慢慢地死去。 男人剩下的只有一块枕骨，就是他头骨下面的一部分。他尸体的其余部分发生了什么事呢？通过查访，县警了解到这对夫妻曾照料过一群野狗。这群野狗习惯了到窝棚这里吃残羹剩饭。当老夫妇去世后，饥饿的野狗就把他们吃了。 没错，这是一个可怕而悲伤的故事。然而对来我家过夜的小孩子来说，它就像一个鬼故事。不过比鬼故事好。 现在距离我那段“带女儿上班日”的经历已经过去了20年，尽管我还年轻，身体也还健康，但我一直在重温那幅尸检的场景，想着自己死后我的尸体会怎样。我们人类有一种对存在主义冥思苦想的独特能力；凭借这种能力，我们去理解现在与过去、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追溯出生命之路的逻辑终点：无论采取哪种预防措施，无论这条路是曲折迂回还是风景秀丽，总有一天它会结束。伴随这种想法而来的是那种犹如困兽一般令人瘫软的恐惧，当我克服了这种恐惧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死后会发生什么。一旦所有那些让我成为“我”的东西消失之后，我的身体会去往何方？ 我说的“去往何方”不是精神上的意思。许多人通过所谓他们会在来世或者经历轮回继续活下去的承诺来接受死亡，但我并不相信这些承诺。我既不认同老年医学专家想要根治衰老的观点，也不认同那些耐心等待奇异点的未来主义者（译者：这里所谓的“奇异点”是指技术上的一种飞跃，这种技术突破可以保存人类的思想，从而形成所谓的永生意识。）；对我而言，两者似乎都是在科学面纱之下逃避死亡的方法，只不过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而已。我说的是在我死后，我的躯壳、我实实在在的遗体会怎样。即便我已经死了，我也希望能控制自己的尸体何去何从。知道自己对这些事情有发言权能让我感到安慰。 死后立马被封在一个价值不菲的盒子里或者被火化的想法并不是很吸引我。我明白这种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给生者以安慰，但在我看来，我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被浪费掉了。我希望我的身体在到达它最后安息的地方前能发挥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想出一种方法，使我的死能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其中一个选择是把有用的器官捐给需要它们的人：眼角膜给失明的人，皮肤移植给严重烧伤的人，还有包括心、肾、肺在内的其他各种器官给生病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已经是一个器官捐献者了；那就写在我驾照上红色心形标记的下面。但最近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我就在想，对我来说捐献器官是不是最有意义的捐献方式。巧合的是，我的驾照今年底也就到期换证了。 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讲的是人们捐出来的完整遗体在研究和医学教育中的不同使用方式。当我在采访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和医生时，我意识到自己问他们有关使用匿名尸体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写文章。这些问题的弦外之音是我在问他们将会怎样使用我的身体，也是在问我该不该决定将自己的身体留赠解剖之用。
采访之后我认识到，要想研究人类的身体，只有真人才是最接近事实的。虽然有可用的替代品存在——比如计算机模型和碰撞测试用的假人，但其中没有一样儿可以替代真人。事实上，上述两种替代品都是根据从尸体上收集到的数据建模并调整出来的。如果没有真人身上复杂而真实的解剖结构作为输入信息，任何替代品都将不复存在。 人死后捐出的完整遗体永远不会有够用的时候。从任意一年来看，研究人员靠着捐给他们的尸体能够凑合过去，但如果有更多尸体，他们也总能用得上。获取遗体面临着一些障碍：捐献者或他们的家人必须同意；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法律框架；有些遗体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另外，并不是每套捐赠程序都像它们看上去那样运作，确保我的身体会被用于研究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一家州属解剖委员会或者一所医学院捐赠。 许多研究领域都需要尸体。比如，对人体损伤进行生物力学研究的科学家想要知道人体是怎么受伤的，这样他们才可以预防损伤的发生。他们设计出一些可以控制的测试项目，用以理解一具尸体可以承受的冲击。然后他们把这些测量结果转化成一套计算机模型或者一具假人，用模型或假人来测试并完善保证我们安全的防护装备。 我了解到，我的身体可以帮助人们改良汽车安全带或者火车中的座椅。我的脑袋能帮助设计师制作头盔，从而减轻橄榄球运动员在粗暴截球过程中、或者是士兵在炸弹爆炸的冲击波中受到的创伤性脑损伤。当研究完成后，如果我的家人愿意，他们可以拿走我的骨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想把我的骨灰洒在我曾经爱过的地方，我是不会介意的）。如果家人没来，我可能会和其他无人认领的捐献者一起荣获一块牌匾、一棵树或者一场隆重的年度典礼。 法医科学家也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尸体。少数几所大学会接受遗体捐赠并把它们埋在地下或者把它们埋在偏僻的树林里。然后，科学家们会记录下丽蝇、皮蠹甲虫和其他食腐动物将尸体吃得只剩骨头所需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轮回——成为野外生态系统或者森林地表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可能对死去的人来说，这看来是一个凄惨的结局。但由此得到的数据能够帮助法医研究人员确定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和他们可能的受伤时间，进而帮助执法人员破获谋杀案。 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我的身体可能最终会被用来重建一个特定的犯罪现场——吊在树林里或者塞在汽车后备箱里，这么做可以帮助法医解决一个案子或者帮助警察将一名杀人犯绳之以法，就像我爸曾经协助解决人命案一样。也许这么做会给一个悲痛的家庭带去些许安慰。事后，我的骨架可能会被当作法庭取证放在盒子里，有时也会被用作骨骼老化研究而继续活跃下去。 这些捐献方式都是颇具价值的遗赠，但是还有一种捐献完整遗体的方式感觉上更适合我，这是医科培训中一项悠久的传统。每位医学专业一年级的学生都要上一门大体解剖学，在这门课中他们会解剖一具人类尸体。这是他们的第一位病人，可能也是他们见过或者摸过的第一具尸体。当他们进入大体解剖室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看到二、三十具不同的躯体，一具具独特的躯体组成了一系列大小与形状各不相同的人体，令人眼花缭乱。 经历过尸体解剖的人告诉我，医学院的学生和他们的第一具尸体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这第一具尸体给医科生提供了他们从别处无法获得的知识；医科生会对这份馈赠心怀敬畏与感激。我采访过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你学到了知识，但在学习过程中你会油然而生一种赏识和一种对面前宏伟结构的崇敬。你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欣赏一具人体。” 如果我选择这种捐献方式，我的身体可能会去教一名未来的医生认识脊椎穿刺或排除阑尾炎的生理标记。一位外科医生可能会学会如何解剖我手掌中纤弱的神经。又或许一位病理学家可能会了解到死前血块与死后血块的不同。 选择你死后去往何处既是一个沉重的决定，也是一个几乎与他人完全无关的决定。许多人不想为这个问题操心，一些人甚至不愿去插手自己的身后事。至于我，我选择积极地面对；我也有幸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一张医学院的遗体捐献申请表就保存在我的电脑桌面上。也许到了今年的12月31日——我的生日以及我驾照到期的日子，我会填好这张申请并把它邮递出去。
布鲁克·波莱尔 布鲁克·波莱尔是一位科普作家。她的作品已见诸于《石板杂志》、《探索发现》和BBC的未来频道。她还是《大众科学》的特约编辑。她住在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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