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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拘押囚犯的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与其如何移送司法机关审判 锦衣卫既然拘捕人犯，当然要有关押犯人的监狱。《明史?刑法志三》称：“初卫狱附卫治，至门达掌问刑，又于城西设狱舍，拘系狼籍。达败，用御史吕洪言，毁之。”可见那个监狱的设施是很糟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介绍镇抚司狱的状况，其云：“镇抚司狱，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于堂下遥相望见。”这样的监禁犯人，真是非常残酷没有人性的。有的案子长期得不到审结的话，在锦衣卫被囚禁的犯人往往被监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如嘉靖年间御史杨爵先后在狱七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系狱三年。万历年间，御史曹学程系狱十年，临江知府钱若庚系狱长达三十七年之久。 锦衣卫审讯结束后，应移送法司拟罪。嘉靖时的刑部尚书林俊，曾因锦衣卫索要刑部未决犯的事，上疏称：“祖宗以刑狱付法司，以缉获奸盗付镇抚。讯鞫既得，犹必付法司拟罪。未有夺取未定之囚，反以推问者。”（《明史?林俊传》）可见明代审讯与审判的单位是有分工的，正如当代公安、检察与法院之间各有分工，公安只有侦缉的权限，检察是提起公诉，而法院则是审判单位。明代在宪宗成化元年（公元一四六五年）以前，锦衣卫把囚犯移送法司时，原本只是移送人犯及其口供，并不能附加拟罪的参考意见，即所谓参语。从那年之后，锦衣卫移送犯人至法司时，可以附送拟罪的参考意见，这样就变相侵夺三法司拟罪的权力。《明史?刑罚志三》讲镇抚职司狱以后，囚犯“大狱经讯，即送司法拟罪，未尝具狱辞，成化元年始令复奏用参语，法司益（被）掣肘。”那么刑部便没有办法更易北镇抚司所加的参语了，即有冤情，亦难以为其平反，同时也失去把审讯与审判分开的目的。照理对囚犯拟罪是刑部独有的权力，然而在一些重大案件上，锦衣卫往往请内旨以拟罪。嘉靖初的刑科给事中刘济曾上疏称：“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如（刘）最等小过耳，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明史?刘济传》）所谓“旨从内降”，就是犯罪案件，在三法司拟罪之前，已由锦衣卫拟罪请旨，或直接由君王授意如何拟罪。那么三法司的审判就是走形式而已，这样的话生杀予夺在予一人。所以崇祯帝会说：“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明史?刘宗周传》）在君王心目中，根本没有司法独立审判的概念，案子的审理以天子的喜怒为轻重，天子不问政事时，则以天子亲信的宦寺之喜怒为轻重，那样的审判就说不上什么公正与公平了。 （六）案例之一——东林大案杨涟等被刑讯的状况 不妨以天启年间魏忠贤当道时审判东林党人杨涟的案子为例，说明其刑讯审判的全过程。杨涟在天启时任左副都御史，他在天启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于是一大批人跟着上疏弹劾魏忠贤。当时是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理刑，先是锦衣卫有汪文言之狱，诏杖汪文言，革为民。这个案子已了结，为了锻炼成狱，是年十二月，复逮汪文言，目的是让他攀诬杨涟、左光斗等受熊廷弼贿，由汪文言证其词。于是由许显纯勘问汪文言，辞连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明史?杨涟传》言其事云：“许显纯严鞫文言，使引涟纳熊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涟别字也。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涟赃二万，遂逮涟。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涟素贫，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碧血录》载有杨涟留下之《绝笔》，称：“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监神之前，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久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打问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辩。血肉淋漓，生死顷刻。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仁，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徒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因而我累死之冤，及于同类。然则涟今日尚何爱此余生哉！”这份绝笔是从被囚押之犯人的视角来审视北镇抚司狱之黑暗，真是写得淋漓尽致，反映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秉魏忠贤旨意，残忍锻炼成狱的过程。 与杨琏同时入狱的还有左光斗，在狱中同样受到严刑拷打，清人方苞曾在《左忠毅公轶事》中记载史可法至狱中探望杨涟的同案犯左光斗的情形。我读中学时，高中语文课本中还收了这篇文章，故印象特别深刻。其云：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狱中之残酷黑暗于此可见一斑。前述《碧血录》还收有《狱中杂记五条》亦叙述镇抚司审讯过程，其云：“一入诏狱，声息俱遥闻，不能见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诏狱下单，素食于外，比如祖宗之显灵，家人送食，传单而进，比如子孙之祭享。’非久困于狱者，乌能描画至此乎？予入诏狱百日，而奉旨暂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与家人相见，前之遥闻者皆亲证也。予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视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复何忧哉？复何恋者？”又云：“诏狱所苦者五：拶也，夹也，棍也，钮也，镣也。所耻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药贴示伤也，跣一足亦示伤也，彼高坐谩骂叱咤也，我蒲服擎跪也。有此十者，即无追赃之苦，有幸生之路，丈夫犹不再辱，况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犹胜死耆寿而无子者；予以不梓死，犹胜死牖下而无闻者。”杨琏与左光斗在北镇抚司狱锻炼成狱时，还加上追赃之苦，可见其所受苦难之甚。那北镇抚司的监狱不正是活生生的地狱吗？ （七）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代以厂卫并称，都是君王特设的办理诏狱的刑讯机关，锦衣卫是由亲军演化而来的，东厂、西厂则是由内寺宦官直接掌握的刑讯机构。《明史?刑法志》称：“东厂之设始于成祖。”但没有说明始于何年，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内监》条记载：“东厂之始，不见史传，王弇州考据，以为始于永乐十八年（公元一四二〇年）。引万文康疏为证，意者不谬。其始侦伺非常，盖尚虑义师靖难，未厌人心耳，而中官之横始此矣。”看来明成祖朱棣对于自己的所谓“靖难”之役，始终是一块心病，抢了侄儿的皇位，采取那么残酷的杀戮以压制不愿追随他的士大夫，即位十多年，仍忧心忡忡，所以设置东厂，以侦缉任何不利于他统治的言论。人不能做亏心事，即侥幸得逞，内心也永远不得安宁，只能借助于特务手段，以压制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言论。明宪宗时，有内阁大学士万安曰：“太宗文皇帝……初令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事，犹恐外观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八年三月）从此可以知道厂卫二个办理诏狱的机构领班，一内一外，内外互相制约。关于东厂的组织，《明史?职官志》称：“提督东厂，掌印太监一员，掌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明史?刑法志》：“凡中官掌司礼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卫，最轻黠狷巧者乃拨充之。”从组织结构上看，厂与卫密不可分，不过是由内寺宦官管辖的一支特别的侦缉队伍，直接受命于皇帝。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内监》的内监条，亦曾讲到：“内臣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以俟奏毕，盖机密不便他人得闻也。历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间，始命司印掌礼太监麦福兼理东厂。至癸丑而黄文锦又继之。自此内廷事体一变矣。”从这里可以看到明代还是很注意各机构之间互相制衡关系，厂与卫是互相制约，又互相依附，即使司礼太监内部司礼掌印与东厂掌印太监之间，即使同在司礼监内，亦互相有一个保持工作机密的关系，所以东厂掌印太监向皇帝报告事项时，司礼太监要回避。这样即使在内廷，也保证君王能凌驾于近身太监之上，二者合一的话，时间一久，皇帝就会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架空了。内外制约，与内部的互相制约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保障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东厂设置的时间，几乎与明代相始终，前后长达二百二十四年。 关于西厂和内行厂的设置都是临时性权宜的设置，旋设旋废。《明史?职官志》：“提督西厂，不常设，惟汪直、谷大用置之。刘瑾又设西内厂，寻具罢革。”第一次设置西厂前后只有五年时间，自成化十三年至成化十八年（公元一四七七——一四八二年），西厂设置以后，即遭朝廷群臣的反对，《明史?商辂传》：“中官汪直之督西厂也，数兴大狱。辂率同官条直十一罪，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法不得已，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宪宗为此不高兴，追问是什么人主持此奏疏，商辂回答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最终明宪宗不得不撤销西厂，但不久又复置西厂。在明武宗正德时，《明史?刑法志》称：“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当时以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明史?谷大用传》称其掌西厂时，“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五月五日竞渡，诬以擅造龙船，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后来刘瑾被诛，谷大用辞去西厂的职务，西厂才销声匿迹了。武宗正德年间，可以看到西厂的活动也只有四年多。内行厂是武宗正德时，刘瑾主持设置的。《明史?刑法志三》讲到刘瑾“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这样一个以酷刑为能事的机构，刘瑾因事被诛后，“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关于西厂与内行厂设置的前后历程大体如此，可以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活动状况，主要应该注意东厂，因为其历时最久，影响最大。 东厂、西厂、内行厂其作为诏狱性质是相同的，都与锦衣卫相似，都是君王直接掌握的刑事侦缉机构，它的职能便是缉访官民中有无谋逆、妖言、奸恶之事，以及奸宄盗贼等重大刑狱案件，俗称东厂为缉事衙门，缉事，亦称缉访，过去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中有包打听，即东厂的档头。据《明史?刑法志三》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搒治之，名曰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东厂在侦缉外事时，更有甚者，崇祯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年）有御史杨仁愿言：“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明史?刑法志三》）这种侦缉的办法，实际上即今之放倒钩，即所谓钓鱼执法。可见此事古已有之。这是对付民间一般刑案的侦缉活动的状况。 东厂监视官府的情况，《明史?刑法志三》称：“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事，胥吏疏白坐记者上至厂，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正式上告的话，在厂内有直（值）房，盖上御赐的牙章，便能直达君王御前，而且无分昼夜。故人们见到这类人物，无不畏而避之。得旨后，派人拘捕、用刑讯问，刑罚极其酷虐，甚至能直接剥人皮。穆宗隆庆初年，有刑科给事中舒化，曾上言：“厂卫徼巡辇下，惟诘奸宄、禁盗贼耳。驾驭百官，乃天子权，而纠察非法，则责在台谏，岂厂卫所得干。今命之刺访，将必开罗织之门，逞机阱之术，祸贻善类，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为治。且厂卫非能自廉察，必属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属耶？”（《明史?舒化传》）如此由厂卫直接负责侦缉事务，反而打乱了政府各部门各自正常的职能。 厂卫除了主动侦缉外，还可以接受告发，由东厂所经手告发的事例，极具效力，因其能方便地打通上送的渠道。经东厂告发后，可奉旨将被告下东厂狱，或下锦衣卫狱，亦有下刑部狱的，而以奉旨下锦衣卫狱的为多数。东厂在缉拿人犯时，按规定需持原奏到都察院刑科签发驾帖，才能外出拘捕人犯，然而实际上厂卫往往并不按制度去取驾帖，直接拘捕人犯了。人犯在东厂审讯完毕，《明史?刑法志三》讲到：“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而锦衣卫再审时，东厂可以派人听记，所以锦衣卫也只能依从东厂的意志。天启年间，魏忠贤掌东厂，许显纯掌锦衣卫，锦衣卫审讯杨涟与左光斗时，“每谳鞫，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明史?阉党传》）许显纯是魏忠贤义子，他“拷杨涟、左光斗辈，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显纯叱咤自若，然必伺忠贤旨，忠贤所遣听记者未至，不敢讯也。一夕，令诸囚分舍宿。于是狱卒曰：‘今夕有当壁挺者。’壁挺，狱中言死也。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或不知死日。”（《明史?刑法志三》）由此可见厂卫鞫狱之惨状。 朱元璋在晚年曾焚锦衣卫的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四年）又下令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案咸经法司。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五年）朱元璋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成祖即位以后，先恢复锦衣卫狱，接着起用宦官，设置东厂，厂卫相结合，结果是使宦寺垄断朝政。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阉宦”上言：“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阉宦，无奉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明代的许多恶政都始于成祖，这一点朱棣难辞其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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