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法大师、当代草圣--林散之 林散之出生在当时的一个小康之家。但在１４岁的时候，父亲早逝，家道骤落。迫于生计，经父友推荐，到南京随张青甫画工笔人物，从此走上了学艺的道路。不久返回乌江，从乡亲范培开学习书法。范授以唐碑和包安吴的执笔悬腕之法。弱冠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张栗庵是前清进士，藏书甚富，学贯古今，书学晋唐，于褚遂良、米海岳尤精。３０岁前的林散之在张的指导下，诗文书画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因为张的大力举荐，林散之又得以结识了国画大师黄宾虹。黄宾虹感其学艺的真诚，非常赏识，说：“君之书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畦，惟用笔用墨之法，尚无所知，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接着又示之用笔用墨之道。又曰：“君之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见《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闻听此言后的林散之大为惊骇，“遂归江上闭门潜学……痛改前非，不辞昼夜，惟积习既深，改之不易，竭三年之力，稍稍变其旧貌”（见《江上诗存?自序》）。 在黄宾虹那里，林散之不仅明白了艺理，观摩到了唐宋以来大量的古碑佳帖，眼界日益开阔，理解愈加深刻，而且他受到黄宾虹以造化为师的治学方法的影响。黄曾对他说：“凡病可医，惟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林散之于是萌发了远游写生之念，挟一册一囊，从乌江出发，只身作万里远游。凡经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又转安徽之九华山及黄山而归，计跋涉一万八千余里，得画稿八百多幅，诗二百多首，游记若干篇。书画之艺，自是大进。 197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拟编发“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编辑韩瀚将全国征集的作品中选出二十余件送给启功先生评定。启老卧病在床，当看到林散之草书作品后，启功先生突然从床上站起，后退三步，脱帽鞠了三个躬。韩瀚又将林散之的墨迹带给赵朴初和顿立夫。赵朴初老说：“请代我向林老表示敬意，如果能得到此老墨宝，我将感到高兴。”顿立夫也竖起大拇指，连说：“能代表中国！”最后，韩瀚将所有准备刊登的20多件作品送到郭沫若寓所。经赵朴初、启功、郭沫若等人肯定，将其作品列于首位，这期日文版的书法特辑于1973年初在日本得以出版。排在特辑首页的正是林散之那幅惊世骇俗的成名之作——《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自此，林散之的草书名震东瀛、声名大噪，这时的林散之已是７０高龄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日本就流传“中国没有书法”的论调。1984年5月15日，以当代日本大书法家青山杉雨为团长的日本书道访华团在莫愁湖与林散之会晤。这位当代日本书坛泰斗对中国现代书法不以为然，当他在省美术馆见到林散之的作品后，当着所有中日陪同人员和翻译的面，在那幅刚劲、潇洒的草书立轴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走到郁金堂，他又虔诚地写了一幅大字赠给林老：“草圣遗法在此翁——后学青山杉雨。”并云中国书法有林散之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书家的骄傲，此后，日本书道界的访华团体来中国，都以能拜会林散之为荣，对其推崇备至。林散之则通过笔谈写下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先生过誉，我非天才。幼学书法，先写唐碑，然后由魏入汉。三十岁后，广采博学，尝试行书，六十岁方练习草书。顾念生平，寒灯夜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同年，北京《瞭望》周刊四十七期发表《草圣遗风在此翁》评介文章，林散之从此成为“当代草圣”。 1984年11月，赵朴初先生吟诗赞美林散之的书法：“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 林散之先生的书法，初从范培开得以入门；又从张栗庵奠定了书画和古文诗词的基础；从师黄宾虹，使他步入了艺术的堂奥。而１９７２年“中国现代书法选”特辑的出版问世，则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的地位，从一名沉埋于僻乡的民间艺术家，一跃成为轰动全国的名家。５０年代以前的林散之以山水画的创作为主。他的山水师法黄宾虹，力追南宋，喜画重峦叠嶂，笔墨淋漓。５０年代后始专注于书法。７０岁以后，书名掩其画名，又以作书为主。 从他师法的碑帖和家数来看，林散之是不计较碑帖的差别的。相比于那些尊碑抑帖或扬帖抑碑，固执一见的书家，林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撷取，保证了他日后将不会在某家某派里面讨饭吃，而是极早地为其书法宽厚的包容和涵纳能力做好了铺垫。和当代另一位书法名家沙孟海的临作相比，沙重视形神兼备和功底的扎实与否。而林的临作可以看出是属于那种重意不重形的一种。这和他接受过黄宾虹的教诲有关系。黄曾说：“书画之道，应以笔墨为主，无笔无墨，何以成画？古人千言万语不离其宗，口传心授，自有真诠。君宜静心观察其运用玄旨，重在参悟。”（见《江上诗存?自序》）基于这样的观点，林在临摹中始终是注重一种感觉上的把握，而不以形态的惟妙惟肖为目的。以个人的好尚趣味为中心，有意识地对那些风格不一的碑帖加以选择和理解式的临摹，是他的一大特色。他服膺李北海，自言于北海学之最久，在４０年代的临作中，点画的使转实在是过于生硬，但李北海的奇支侧生姿的意味把握得很有分寸。与此相似的《临颜真卿书李玄靖碑》，取秀润丰满，舍庙堂之气。７０年代临写的大量汉碑，无论粗重古拙，皆以雅逸清健的笔调摹习。从临作中，看不出他对传统有多么厚的继承功底。但恰恰相反，在他的创作中，却体现了他的学有渊源和非常明显的个人审美倾向。 在诸体书中，林最擅草书。林散之被世人誉为“当代草圣”与其所擅书体不无关系。他的隶书次之，多飘逸舒展。书于１９６３年的自作诗扇面《罗江》，一反常态，奇崛高古，不假修饰，反映了他在书学审美上的多向选择。他的楷、篆书作品不多，偶而为之，不甚用心，但多有趣味，是其草书的辅助，无论篆隶楷行草，他的笔调基本是一致的，静谧雅逸的氛围贯穿其终生的作品之中。若说林散之早、中、晚三个阶段书法面貌的变化，那就是线条上的锤炼日益娴熟。从师黄宾虹后的最大收益，是他以此树立起强烈的线条至上的意识。林对线条的特别关注，是在６０年代。书于１９６２年的毛泽东词《采桑子?重阳》和书于１９７６年的自作诗《太湖记游之一》可看作是所谓的锥画沙、折钗股、印印泥、屋漏痕、壁坼纹的形象化的体现。古人的形象比喻，无非力图说明线条的质感和力度以及其中立体的空间感觉。这件作品线条瘦硬，缠绕连绵，圆劲遒媚，润涩相济，纤纤细线，在纸上所留下的虚实相生的笔道，如同千钧之力的刻划，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林散之先生在书法线条上的锤炼在本世纪的草书家里，是无人望其项背的。把他的线条与历代草书大家作一比较，也是非常出色的。林终生孜孜石乞石乞，潜心书艺，他的理论很少，他的影响和魅力主要来自于那种精灵般变化无常的线条。这种线条意识在他的晚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是林散之不曾想到的。早年他就有些耳聋，晚年与人交流，只能笔谈，加以年迈，足不出户，一片宁静之中，专注于线条的塑造，外面喧嚣的书坛他几乎无动于衷。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里，由于书法艺术观念上的滞后和书法教育的普及性局限，从一些著名的书家到初学者，大多数都在斤斤计较着结字平正均匀的美观和实用上，对于线条的重视远远不够，甚至极为淡漠。而林散之强烈的线条意识，在新时期书法到来后，随着人们艺术观念的解放和对书法本质认识上的提高，愈来愈受到重视。可以说，林散之的线条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现代书家对线条的特别关注。这也恰恰证明了他笔下的线条魅力无穷。 首先是水墨的运用。其师黄宾虹曾经谈到的七种用墨法，在林散之的作品里，运用较多的是浓墨、淡墨和渴墨。书画虽然同源，但毕竟各有特色，混为一谈，非书非画，不算成功。相比于国画，书法中的墨色变化，历来比较单一。明代的董其昌，喜用淡墨，明清之际的王铎，常用“涨墨法”，可以说是水墨在书法线条运用中较早的尝试。但上述二家的试验都未脱离传统笔法基本的要求，而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运用水墨技法的，要属林散之了。在他成熟的草书作品里，渴墨与浓墨、淡墨常常是联系在一起应用的。由于长锋羊毫的蓄墨量较大，林在一些长条幅作品里，多饱蘸浓墨，一拓直下，中途不作停顿，直到笔中的墨倾泻干净为止。所以作品中黑白虚实的对比异常强烈。林散之用浓墨长于淡墨，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非凡的驾驭毛笔的能力，用浓墨书写的作品尤见笔力。而淡墨就不同了。书法中如过多地或不加控制地运用淡墨，极容易形成一些臃肿不堪的墨块，有墨无骨，失去了书法线条的基本存在形态。
【生平详述】 林散之的父亲林成璋是一位天性诚厚、无意功名的读书人，其个性与学养对林散之有直接的遗传与影响。林散之三岁即喜写写画画，五岁能对物写生，六岁入塾读书。自此至十三岁，七年间读完《百家姓》《千字文》、孔孟的经典及《左传》《古文观止》《诗经》《毛诗》《唐诗》等，又习作文、属对、作诗，习字则从描红入手，继临颜、柳名碑，十二岁已能为邻居写春联。课余又写生，或钩摹《绣像三国演义》《绣像水浒传》中人物，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因其顽皮，童年时闹出不少趣事。 林散之十四岁时其父病故，家庭生活艰难。此后，他发奋求学，先从和县陈姓廪生读书，继去南京从张青甫学画人像。十六岁时因疮疾返乡。诗文请教廪生范柳堂，书法从师范培开，并习武强身，十八岁应聘在和县姐丈家教书，并从张栗庵学诗方文辞，尽读其藏书，书法亦获其指授。十九岁娶赵姓女，次年，赵氏病故。二十一岁时大病垂危，幸张师精医道，获救。二十二岁被全椒富户盛家选为婿，妻盛德粹贤淑达理，善治家，使其专心文艺，相伴数十年，感情甚笃。
197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草书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合册。1981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画集》。1985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林散之诗书画选集》，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林散之书法选集》。198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其草书《论书诗卷》。 1984年5月15日，日本书道访华团拜访林散之，团长、日本书坛巨孹青山杉雨敬题“草圣遗法在此翁”为赠。同年，北京《瞭望》周刊四十七期发表《草圣遗风在此翁》评介文章。林散之“当代草圣”之称从此传颂四方。
【书画人生】 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学，专心致志，积学厚，涵养富，不仅其书法功底至深，而且，又因其做人之真诚和在诗主义辞及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超凡的极高境界。也正因为其书具有超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深。而认识愈深，也就更增敬仰叹服之情，可以说，他的书法艺术中蕴涵着其人之真、诗之韵、画之意。这是我们在解读林散之书法时不可不知的。 林散之生性赣厚诚朴，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办事出以公心，敢做敢为，如1931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林应五个圩长和当地老农的要求，出任圩董，统管全圩，接受政府救济，以防乡长发灾难财，坑害灾民。同时带领乡民们兴修圩堤。因其秉公无私，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声望极高。 又如1953年，江浦大旱。河塘干涸见底，田地龟裂，禾苗枯萎，此时江潮上涨，水位已高过堤内农田，急需挖开江堤，放水灌溉。林散之急找县委书记陈述自己的经验与建议，但此事非同小可，书记甚感为难。感情真切的林散之不由出言暴躁：“江水一定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书记理解，急召集会议，研究通过了林的建议，这一年整个江浦圩区获得了好收成。 林散之出了大名后，常有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学书者前来求教。其中有不少自命不凡者，出示作品本想得到他的赞扬，不料他不通世故，劈头就是数句直言相告，遭致来者怨恨不已。也有不少真诚求教者，接受其指教，认真学习。林每见有所进益，喜形于色，交谈甚欢，往往还主动作书为赠。杰出诗人、书法家高二适，人多畏其性烈，好骂人，敬而远之。然他与林二人间则互为仰慕，常诗书往还，或相叙不知日夜，互相引为知己不可多得。可见林散之待人、交友皆对之以真诚，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林曾说：“文艺家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欺世。”他自己正是“做真人”的楷模。 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 “不及，非人也”为座右铭，并取号“三痴生”。他痴情于诗、书、画，终生未曾辍止。 他二十六岁开始编纂的《山水类编》，全书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内容采自数百种文献，历时三年余完成。在当时，可谓一大工程，他人未曾做过，可见其心志。 1930年，林曾将此书抄本携去上海，请其师黄宾虹审正。黄仔细阅过，并作了眉批，并打算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抗战起，末果。 他牢记黄宾虹“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通过几年节衣缩食，积累了一些旅费，便于1934年三十七岁时决然打点行装，告别老母妻儿，孤身出游。费时八个月，历经苏、皖、鲁、晋、豫、陕、川、鄂九省，游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峨嵋山、庐山、混江、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二百首，并观摩沿途历代刻石书法，胸襟与眼界大开。此举亦少有人实行，可见他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毅。后又两游黄山，在名山大川中体验方法，寻觅新意，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这对其后来诗、书、画高逸格调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林散之少年时即显出诗才不凡。今尚存其1914年十七岁时自订诗集《方棠三痴生拙稿》，内书目作诗词一百一十六首，以行书或楷书书写，大部分作了修改。其诗文老师评曰：“词旨清婉，用典浑切，凤呜高冈，自非凡响。”其平生，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如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常沉思，忽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 他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体会最深，自我评价也最高。他在八十多岁时曾颇为动情他说过：“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动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这是个目的。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 '四人帮’时，家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常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自下已蒙各方面努力，存印下来，可以留给后人看看。” 这一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林散之治艺，志在与古人争一地位。他一生奋斗，标尺放在这一高度；二是他自评诗、书、画，以诗为第一。从其所叙保护诗稿的经过，可见其倾注感情之深。《江上诗存?启功序》中盛赞：“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题赞中则有“老辣文章见霸才”句，评价极高。 林诗颇近于唐人白居易、宋人杨万里的情调，朴实无华、清淡中见真情。这种意境正与其个性气质相表里。可是，这饱含着老人一生才华与深挚情感的两千几百首旧体诗词，今世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其妙处呢？但其抒情写意的诗词往往见题于画作上，与画境相辅相成，并臻其妙。或见之于书法作品中，其诗词的意韵成为其书法笔墨、风格的深层内蕴，故其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中充溢着浓厚的诗的韵味，此非常人所能及。故可以说，其诗韵乃其书之魂！
林散之十三岁学画人像，并学工笔人物画，后又自学山水画。二十余岁时，其书法工楷书、隶书、行书，工笔人物画师陈者莲、黄慎，山水画宗王烟客、王石谷，在皖东已小有名气。三十二岁时，经其方诗文辞老师张栗庵推介去上海投师黄宾虹，为其艺术生涯中重大转折。黄为诗、书、画、印“四合一”的艺术大师，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林从学两年，书画笔墨之道深得教益，眼界大为开阔，见识大为增长。又获读黄师大量藏书，并聆听教诲，学问大进。这两年的收获，对其一生艺术的攀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林在中国画上尝试表现现实生活，1955年创作了长卷《江浦春修图》，直接取材于宏大的修圩筑堤工程，饱含着他的切身体验和深挚情感。这幅长卷成为解放后国画界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之一。 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趣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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