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 “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 “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照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 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 ——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 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 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 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 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 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