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神”的见解

bdcxrh 201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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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神”的见解

赵洪钧

总之，有必要对温补法的源流和理论问题作些说明，以便网友们更好地理解“火神”帖子，并恰当运用温补法。

自觉有责任阐述温补法，还因为这个派别源于河北。

真正的中医学术派别是从金元时代开始的。即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他们的创始人都出生于今保定附近而且基本上同时出现——刘河间略早。

有人称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金元四大家”。说刘河间是寒凉派；张元素是脏腑辩证派；张从正是攻下派；李东垣是补土派。这是不准确的。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河间派——重用寒凉。攻下不远寒——张从正还是重用寒凉。

易水派——重用温补。补中不远甘温——李东垣重用甘温。

于是，到了明代（包括清初）以上两派演变成温补派和反温补派。

李时珍、张景岳是旗帜鲜明的温补派，徐大椿是旗帜鲜明的反温补派。

寒凉派后来演变为温病学派，本文从略。

温补派发展到顶点，代表人物是明代的赵献可——代表作《医贯》。

徐大椿特别反对他，专门写有《医贯砭》。言词非常激烈。

李东垣的温补重在参芪；张景岳则大量用熟地；到赵献可才重用姜桂附。

这是温补派演变的大体情况。

读者会问：这样有名的古代医家各持一端，我们该听谁的呢？

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我的看法是：徐大椿不愧学验俱丰，名重一时。他大约３次奉诏晋京为皇家治病，著述很多，各科水平都相当高。就学理而言赵献可不如徐大椿，但他特别重用温补也颇有可取。

试看当代普遍重用清解（抗菌素几乎无不寒凉），却出现了“火神”，本人也大体赞同重用温补——为了补偏救弊。总之，寒热之辨至今仍是大问题。

最简单的取设自然是看病时辨明寒热。

不过，这回答不了为什么同是中医却有截然不同的两派。

看来，不但中西医要结合，中医内部也要融会贯通。

到底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拙见如下：

医家的主张和当时常见的病种有关系。但是，河间、易水之争不能用时代不同来解释，因为张元素比刘完素大约只小１０多岁。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对经典的理解不同。

刘完素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是：《素问玄机原病式》。他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又说：“六经传授，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疾”。于是，他自然要用寒凉。

张元素的著作一本也没有传下来（珍珠囊不是完整的书）。有人点校的《医学启源》是伪书，我曾经专门辨伪。张元素的九味羌活饮倒是辛温之剂。王好古专门有《阴证略例》，可见是与不承认伤寒有阴证的河间派针锋相对。

或问：这两派得失如何呢？

我看都有偏颇，但是就伤寒而言，刘河间根本否认阴寒之证，偏颇更明显。李东垣把大疫完全归咎于内伤，也是门户之见。但是，他创用甘温除热则是空前之举。也是温补学派的奠基人。

第二个原因，大约是补偏救弊。

河间之学传到南方，最著名的传人是朱丹溪。他的“相火论”是“火热论”的演变。他尖锐批评《局方》重辛温或辛燥，也是河间本色。在我看来，他的成就不太大，试看他的名方——二妙散、保和丸等，都不是重要方剂。

朱丹溪是主张“阳有余，阴不足”的，他主张养阴。

张景岳则相反，他主张“阳非有余，真阴不足”，可见河间易水之争，至此仍然阵线分明。只是张氏最喜欢大量用熟地。

第三个原因，与时代有关。古时热病为害最大，其中热证最多。从伤寒到温病，主要区别只有一点：伤寒家重在护阳气，温病家重在养阴液。特别是明末大疫流行在吴又可的家乡。他看到的都是瘟疫，而且适于痛下、数下。中医热病学从此一变。不过，吴氏还不是重用辛凉解表，也没有完成透热转气、清营、滋阴、润燥、开窍、凉血等法。这是清代的事。

赵献可是明代人，直接继承薛己的思想，上溯就是张景岳、李时珍、李东垣。

他倡言“命门之火”是人体之本。于是应该把他看作中医史上第一个“火神”。重“命门之火”自然喜欢用桂附干姜。

他对五行六气的看法是反传统的，怎样说的请读者自己查。

那么，是否古代治热病该重用桂附呢？

显然不是。

近代河北名医张锡纯先生，人称张石膏。他最善于用白虎或人参白虎治热病表里大热，甚至经常单用石膏。可见那时热病仍以热证最常见。

张先生也提出过，热病是演变的。他年轻时也曾经喜欢用景岳之方。

不过，总的来说古代热病规律基本一致。只是有时在某地以某热病流行为主。

那时，治热病还是兼采伤寒、温病两家之法为好。

近３０十年来，人类的疾病谱大变。过去很常见的严重热病病种大都消失或很少见。常见的只有感冒了。

再加之，抗菌素供应十分充足（经济考虑且不说），输液手段普及。更加之，开发出可以静脉用药的中医清解制剂——如双黄连、清开灵等用得很滥。于是，表里大热证也很少见，化燥伤阴几乎不见。最常见的偏差就是过用抗菌素和中医清解制剂造成的阳虚、气虚和阳虚水泛等。滥用皮质激素后果更严重。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要提倡温阳补气来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