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伯山
和谐社会是一个平衡与稳定的社会，但这种平衡与稳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与稳定；同时，和谐社会又具有一定的时空相对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和谐，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重在构建，它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过程。
历史上的徽州，从南宋以后就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人们努力地追求社会的和谐，构建那个历史时期的和谐社会。当下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结与借鉴历史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徽州和谐社会的三大基础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有前提与基础的。古代徽州社会之所以是个和谐社会至少是拥有了三个基础性的前提：
其一是徽商的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是一切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的根本基础。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本土经济的主体千百年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戉经济，“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一年的收入仅供三个月的支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南宋时徽商就开始崛起，之后足迹遍天下，明清时期形成“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财富大量输回了故里，带来和产生了徽州本土的消费型经济，这就为徽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经济的保证。
其二是程朱理学影响极大，人们有一整套儒家价值观体系。
徽州是“程朱阙里”，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至深至彻。朱子思想是徽州民众强大的思想意识的支柱，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体系是徽州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体系，它打造的是一个道德的、诚信的和礼仪的社会。
其三是法律法规相对完整，人们的契约意识很强。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有法律的，明代有明太祖朱元璋亲定《大明律》30卷，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它上承 《唐律》，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法典；清代最初有顺治四年（1647年）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30卷，之后几经修订，至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钦定大清律例》47卷，为中国历代历朝法典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志。除此之外，徽州各个宗族还都有族规家法，民间还有民间习惯法，它们是与国家的法律、条规一起共同构成了徽州人必须恪守的法律、法规体系。而历史上的徽州人，契约法律意识又很强，徽州社会又号称“契约社会”，至今仍大量遗存的徽州契约文书就是明证。
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坚持及新型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法律法规的健全及法制社会的培育，也应当具有基础的前提意义。
二、徽州和谐社会的四个关系
社会本身是人及人的各种关系的综合体。古代徽州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中，重在有效地处理和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1、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古代徽州人在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努力地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即选择自然、尊重自然和师法自然。这在徽州人的人居环境的营造上体现最为明显。
古代徽州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村落组成，而每个村落的选址都是极有讲究的，它无不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尽管这种考虑有时是以风水堪舆的形式进行的，风水堪舆之说在徽州之盛以至于徽州又称“堪舆社会”，但其内在实质是在对自然作一种理性的、以人为本的自然选择。为尊重自然，徽州人村落的规划、房屋设计总是“就形而居、就地而型”，绝不轻易侵占和破坏自然而成的环境，村落自然地坐落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各建筑形式多样、错落有致，显得十分的和谐与完美。徽州的建筑是徽派建筑，它一般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就需要有采石场，但徽州人的采石绝不是开山炸石，而是要努力地保证自然山体和植被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掘洞取石，“花山谜窟”就是具有这样功能的人工石窟。为保护生态环境，徽州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大量的禁山碑、禁山约、禁鱼碑。而徽州的庭院、园林、天井、漏窗等则无不在努力地师法自然以利用自然。
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处理，既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对人自身生存环境的维护，间接的还是对人心态环境的呵护。对此，徽州古代社会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2、人与人的关系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指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社会的和谐恰恰应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社会不和谐的消解基础之上，关键是看矛盾的解决方式如何。
总结古代的徽州社会，我们发现：“礼法兼治”是徽州社会处理与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徽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礼为先”、“法为度”，大行揖让之风，由此，矛盾很少激化。而一旦矛盾激化，纠纷产生了，则徽州人也不会采取械斗等暴力形式加以解决，而是随之激活了一个产生于徽州社会内部的内在调节机制，一步步地化解矛盾。其逻辑进程是：首先，当事者双方进行协商，然后形成一个凭中人的和约、议墨等，以议约的方式解决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则同族的人诉之于族老、祠堂，不同族的人诉之于乡约、文会，以仲裁与调解纠纷；而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极解决方式是鸣官诉讼，通过打官司以维护各自的利益。
徽州社会的上述经验与做法在今天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3、人与社会的关系
和谐的社会还要有效地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古代徽州人所持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服从与报效。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在古代的徽州，宗族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永远是大于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的，而国家的利益又是至高无上的。这表现的方面很多，在此仅举对我们今天有启发的两点来说明。
其一是徽州人的公益意识，它非常强。徽州的乡村有许多公共和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建亭、筑堨、砌坝等，这些大都是由村民的捐输而成。过去我们一般只知道徽商热衷于报效社会，殊不知这还是徽州全体民众的普遍行为，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在有些地方甚至是沉淀为了一种习俗。如祁门县闪里镇的坑口村每年要在农历七月初一这一天举办“路会节”，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义务干一天公益的活，如修路、除草、清理河道、打扫村庄公共卫生等，村里在这天还要杀一头猪，全村人一起吃。此风气从唐代一直延续至今。
其二是徽州人的赋税意识，它非常自觉。现在我们总是说 “纳税光荣”，而历史上的徽州人从来不认为纳税光荣，而恰是认为不纳税可耻。依法交纳国家的税粮在徽州人看来是再当然不过的事，而不交纳则是不可能的。有时徽州人为交纳税粮而要卖田、卖地、卖山、卖房屋。这些都有大量具体的例证。
4、人自身的关系
要做到社会的和谐首先就要做好人自身的精神与心灵的和谐。对此，历史上的徽州人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徽州人的一生都有自己执著的人生追求，它源自三个方面的动力，也体现了追求目标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现实的压力以求生存的追求。徽州最大的现实是山多地少土瘠人稠，境内的景色尽管优美，但从人的长期生存、发展的角度看，环境还是十分恶劣，特别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上存在严重不足。因此，现实的压力，逼迫徽州人时刻要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自己的周围环境和现实条件之外寻求生存之路。这就产生出了一种原动力，驱使着每一个徽州人在其一生都要努力奋斗。第二个层次是宗族的呼唤以“亢吾宗”的追求。徽州是由中原一带的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有着唐宋遗泽的宗族社会，每一个宗族都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为最高利益代表，将“亢吾宗”作为宗族发展的最高追求，以之规束和要求着每一个族人，呼唤族人的不懈努力。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的责任以“平天下”的追求。徽州作为“程朱阙里”，儒家文化有着厚实的沉淀，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自觉和不自觉地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
正因为历史上的徽州人都有着上述执著的人生追求，于是他们就能在此一以贯之的追求中有效地调整着自己，把握好对自我的关系。
其二，徽州人的闲暇生活十分健康和充实。一个人自我把握的情况如何，闲暇生活是重要表现。重文重教在宋代的时候就已沉淀为一种社会习俗，徽州人的闲暇生活总是以趋文附教为主流，学子攻读，士子博文，妇孺老翁吟诗作画者也不计其数。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民间不具其名的诗集、文集、楹联集、曲谱、唱本等就非常多。徽州的乡村社会和宗族更是积极倡导和引导这种健康的群众生活，办文会、兴诗社、请戏班、搞节令等。徽州民间有许多禁约、公约，若有人违约，处罚的内容往往有“罚戏一台”；对游手好闲、滋事赌博者，不仅族规家法严禁，世人更是鄙视，历史上的禁赌碑、戒赌约等至今就遗存很多。
坚定了人生追求，我们就不会无所事事；健康了闲暇生活，我们就不会无事生非。和谐社会本该如此！
三、徽州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
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古代的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千百年的稳定，源于民间社会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机制的存在十分关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族内部救济的保障
在徽州，人必有姓，姓必有族、族必归宗，每一个人都是宗族之人，而每一个徽州宗族都将体恤、救济贫困族人看成是睦收宗族的基本要求，形成制度，写进族规、家法和谱训中去。徽州的宗族都有族产，这些族产，除用于宗族祭祀等活动外，再就是用于办族学、资膏火和救济宗族孤寡贫困者。故历史上徽州很少有“叫化子”。
2、社会慈善救济的保障
徽州是儒家文化的深厚沉淀区，乐善好施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这尤其是在徽州商人的群体中表现最为突出。徽商无论是在经商的外地，还是在家乡的本土，都有大量的义举，设置了义田、义仓、义屋、义冢等以回报社会，救济贫困者。至少是在清中期以后，徽商的这种乐善捐输还在一些行业里形成了“定例”，其行为具有了组织化性质，从而进一步成熟了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
3、民间经济互助的保障
历史上徽州民间互助的形式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民间经济金融结会的互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就藏有大量的会书，其中仅《祁门谢氏会书》就有18份，均是成册，同出一户，历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四代。
4、医疗社会化的保障
徽州历史上医学十分发达，南宋以后是形成了新安医学学派，影响极大。新安医学除了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成就很大外，其从业人员的社会性特点还有：其一，宗族性。徽州的宗族为了保证自己宗族的兴旺与发展，总是要努力地提高宗族人口的出生率而减少死亡率，于是，培养和扶持族内的医家并使之世代相传，就成为一种习俗。族医的存在实际上是构成了徽州宗族分工的一部分，他们是宗族的健康使者，而业医的家族更是世代相传，少则几代，多则二十余代，构成医学世家，形成新安医学史上非常鲜明的家族链现象。其二，伦理性。深受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新安医家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仁心济世是他们基本的价值追求，重义轻利是他们共同的道德特征，尽管业医也是作为了一种治生的职业，但其职业化的过程却有着很强的伦理性。徽州人经商则为“儒商”，而业医则为“儒医”，业医者一般都具有很好的医德，自觉地担负起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
5、极少战乱的历史
徽州“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山隔险阻，历史上兵燹很少，除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军乱曾对徽州本土造成过灾难外，其他时期徽州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平和的发展环境之中，这也是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千百年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事无巨细的工作是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和谐社会构建上的种种努力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但其基本理念和做法在今天还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