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2日，再有一个半月就会度过102岁的燕园人瑞侯仁之先生逝世。就此，中国又跑了一个民国时代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家，真是哀伤。
侯仁之先生有“中国申遗第一人”之称，但我以为这一称呼意义不大，仅在正陷于申遗热的社会有公众舆论影响而已。申遗，即使申请成功了很多，也不是创造。一边前所未有地破坏民族、历史遗产，一边热衷于申遗，不过是满足一种民族主义虚荣，可能连最基本的保护也未必能做好。
侯仁之先生作为一名学术家，其价值终究要决定于其学术成就。就像出身于那个时代的学者基本都涉猎较多一样，侯仁之先生也是一个涉猎较多的学者，但他更属于专业型学者，并非文人型学者，更不是哲人。这个特点令他在自己的主业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就，突出在三个方面：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二、北京史研究；三、城市规划学开拓。这三个方面的核心是历史地理学。
侯仁之先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化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中国研究、教育机构在1956年开始设立历史地理学专业，似乎它仅仅只是一个专业而已，但这个专业不得了，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显学专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理学会及很多大学都设置了这一专业和研究机构，不仅学者如林，更是学生如云。对这个显学领域，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构成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派，而侯仁之先生则是被视作为宗师级的人物。由此可见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地位之高，名望之盛。
（资料图：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1911.12.06—2013.10.22）。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哀伤于侯仁之先生去世之机，我想粗略地从相关学术演变史角度，议论一下侯仁之先生的学术意义。
《周易·系辞下》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这就是天、地、人三才。《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在天地之间，故中国史、卜传统极其古老。史为史官，专门记载历史，所以中国史籍非常发达。天则有天文，史、卜都有专门负责，故中国天文记录在世界上最为详尽，典籍浩繁。人立于地上，人、地关系最为直接、紧密，记史即记地，所以史、地结合乃至一体，关于地的专门研究反而较弱。天、地、人三才，人立于中，构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实在宇宙，在学术上就形成一个以历史为基本，天文、地理结合一体的传统。
就地理学本身而言，以现存典籍为依据看，首先是以《禹贡》《山海经》为代表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由《汉书》专门的《地理志》开端，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鲜明特点是以史学为基本的地理学研究，被称为“沿革地理学”，本质上属于“历史的”地理。如果按照现在习惯的学科划分逻辑来说，沿革地理学与其说是地理学，不如说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就是历史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门。自《汉书》以后，凡中国修史，必不能缺少一个地理部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尽管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系统性，但天文、地理则始终保持着完整的系统性。总合而言，《汉书·地理志》开端的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的新阶段，更是构成为了一种主流传统。
在《汉书·地理志》之后，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朝徐霞客的游记为代表，中国形成有另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具备两个基本特点：一，私人性；二，游记性。这两个特点体现为个体的科学活动，甚至形成有“郦学”，比较《汉书·地理志》的传统来说，更偏向于自然地理学，或者可以说包含了更多自然地理学的内容。
从形而上的角度说，中国上述基于天、地、人三才理念的地理学，总的特点是将历史与地理、人文与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综合”特色。在人与地的关系上，中国古典学术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将人的活动与地的变动密切联系。在西方，孟德斯鸠以前仅有零碎的思想，孟德斯鸠以后经过洪堡才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们并没有中国这样如此突出的学术传统。在中国到梁启超时更是一变，他空前突出了地理与历史、人文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地理的影响及基础作用乃至决定作用，甚至将学风也从地理角度给予了分辨，在形而上建构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
从梁启超经胡适、钱玄同的过渡，钱玄同则与顾颉刚更同是疑古派领袖，作为胡适弟子的顾颉刚于1934年创办以自己学生为基本作者的《禹贡》半月刊，进而1936年又成立禹贡学会，这些以顾颉刚及其学生为队伍的人群一时形成巨大影响，甚至被称为禹贡学派。禹贡学会实际上就是接过了沿革地理学传统，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上进行集中研究。从梁启超到禹贡学会，西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有了专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彼此基本属于同步发生。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禹贡学会所进行的研究仍然属于沿革地理学而不是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我很难赞同这一观点。从形而上的本质而言，沿革地理学就是历史地理学，只不过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和方法上说，中国古典的以地理志为系统的学术与现代历史地理学有所差别而已。所谓沿革，乃是历史之一种。如果只从形式而不是从形而上说，进一步以中国传统为标准，则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成熟非常悠久，在西方的发生是非常年轻的。中国古代与欧洲的区别，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先进得多，弱于他们的是在自然地理学方面。
事实上，仅仅从概念而言，1920年代中国已经流行“人生地理学”（即人文地理学），1923年梁启超门生张其昀也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专文，人文、历史与地理结合的现代性学科化已经成为潮流。《禹贡》半月刊所发表的文章中，属于行政区域沿革研究的文章只是小部分，即使认为这部分文章只属于沿革地理学而不属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章也还是占了大部。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当中实际上是一个侧重纠葛。一种是历史的地理学，一种是地理的历史学。历史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地理的历史学是地理学的分支。以历史为重点的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发达的传统，以地理为重点的历史地理学是西方的特色。禹贡学会既保持了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的特色，但是，从学科而言，总体上仍然属于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正是在这一点上，侯仁之先生后起进行了突破，形成了一次专业革命。
侯仁之先生早期最重要的老师是洪业、顾颉刚，洪业给了他向地理学发展的关键性指点，他在读本科时就发表不少论文则是由顾颉刚的《禹贡》半月刊提供了平台。顾颉刚最重要的弟子是何定生、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刘起釪，侯仁之先生则不属于最重要之列，但是，侯仁之先生后来与谭其骧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两位专业奠基人和代表。我以为，他们两人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两种风格乃至可以说两种流派。
这里说个本人插曲。中学时候我非常喜欢地理，也被认为是特别有地理学天赋的人，准备高考时候也立志向地理学方面发展，但1980年高考时候，原本理科不错的我准备的是文科，但地理专业志愿归为了属于理科报考，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地理学志向。地理学在大学阶段属于理科，但原本高考属于文科报考，要从文科比较好但有一定理科基础的学生中招收。这也说明地理在中国的身份曾经文、理不明。
侯仁之、谭其骧都属于文科，都是历史专业出身。两个人的区别，谭其骧并没有专门进行过地理学训练，而侯仁之先生则于1946年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读了博士，接受了专门的地理学训练。就历史学而言，谭其骧较早成名，功底非常扎实，但从地理学而言，侯仁之先生则比谭其骧更有专业基础。这样，他们就形成了特点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体系。他们同属于历史地理学这个大范畴，但是，谭其骧更继承数千年传统，侯仁之先生更具有开创性；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的分支，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则属于地理学的分支。
至此，我想我已经应该把侯仁之先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说清楚了：作为地理学分支的历史地理学，中国从侯仁之先生奠定。不过，侯仁之先生把历史地理学整个地规范为属于地理学的分支，我则不敢赞同。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