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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不是帝王的好品质

2013-10-28  啸海楼

 

(剧照:《甄嬛传》中的甄嬛和雍正皇帝,图片源自网络)

如果要我列出历史上三位最勤政的君主,我会说是开创帝制的秦始皇、明朝的朱元璋与清朝的雍正。

《汉书》记载了秦始皇的勤政程度:“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秦朝时纸张尚未发明、应用,文书通常写于竹简上,秦始皇日夜操劳,每天批阅的竹简达到一石。一石,相当今天一百二十斤。有人统计过,一石的竹简大约有三十万字。这个批阅量是非常惊人的。

朱元璋的勤政堪与秦始皇媲美,他自述:“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天未亮)即临朝,脯时(下午五点)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白天忙得焦头烂额,夜晚还要仰望星空。

雍正皇帝之勤勉也不输前二位帝王,他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连那个曾经鼓动别人造反的曾静,在见识了雍正“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的勤政之后,也大受感动。

这三名皇帝的勤政,看起来令人不得不佩服。相信也有人会大加赞赏,甚至认为这才是君主的典范。然而,我们深究下去,便会发现,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朱元璋、雍正帝,其勤政的表现,其实都是君主专制的逻辑使然。《史记》称“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所以秦始皇不能不日夜理政,“不得休息”,司马迁都忍不住借“侯生”之口,骂他“贪于权势至如此”。朱元璋则是因为废了宰相制度,以君主之位侵政府之权,才需要起早摸黑、日理万机,黄宗羲对此评曰:“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清代更是将皇权专制发挥得变本加厉,所谓“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雍正自己也说,“但云委诸有司,则六部之事付之六部,为天子者惟有端然高拱而已,岂不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显然,雍正对“垂拱而治”的华夏治理传统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事必亲为,权出于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君主制下,帝王超级勤政,无非是皇权专制的表现,越勤政,越专制。所以我说,“勤政”实在不是皇帝的好品质。有人要反驳了:皇帝勤政不好,那怠政才好么?不是。优良的治理形态,不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是像明朝的嘉靖、万历那样数年不临朝,而是建立“虚君共治”的治理构架,运作赖之合理的分权制度。

让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君主形象:宋代的仁宗皇帝被认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甚至有人看不惯宋仁宗如此无为、无主见,“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宋仁宗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不可凭一己之意专断行事,而是应该“付之公议”;公议通过,则由“宰相行之”;行之是否得当,则由台谏进行监察。这正是宋代形成的“共治”体制:君主端拱于上,但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政府(宰相)执掌;同时设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执政系统的台谏系统,负责对行政的监察、审查、问责。这样的治理制度,难道不比秦始皇、朱元璋、雍正的“勤政”更合理吗?

当然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离理想的“虚君共治”尚有很远的距离,也不可等同于现代君主立宪政体,比如皇帝拥有最后的决策大权,一些有专制倾向的皇帝企图“威福在己”。但大体的分权构架已经建立起来了,终宋一代,即便是在政治最败坏之时,君主的独断程度也远远不及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

君主最大的美德不是揽权,而是谦抑,不与政府争权。进而言之,政府最大的美德何尝不也是谦抑,不与社会、民间、市场争权?

(文章首发于《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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