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第二部分“意识和物质”里提出了几个令人深思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意识是对新情况，新环境的反应，是一个新思考和不断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新情况，新环境出现，人类意识不会产生反应。当不需要新思考和选择时，人类就会处于无意识状态。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出现浓烟（新环境），或发生呼吸疾病，如哮喘病（新情况）时，我们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才会意识到自己在呼吸，而且必需呼吸。我经常开车时练功，只要加个练功意念，就会哈欠连连，泪水不断。如果有几天比较劳累，出来的泪水沙得难以睁眼。别人奇怪我怎么能开车练功，因为开车对我已经是一种习惯性的无意识动作。在练功时，开车退出了我的意识范围，只剩下练功意识。只有出现特殊情况时，开车意识才会再现。因此，人类意识是对自己身体和环境改变的反应，是一个生物体的学习和应对改变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和进化。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意识始终与学习有关，与改变有关，意识理论就为科学地理解人类道德观铺平了道路。为什么呢？身体是我们意识的物质基础，身体有着原始的欲望，这种欲望总以一种“我要”的方式出现。而伦理道德总以一种“你该”的方式出现。按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你该”是最高道德律，是人类先天里的绝对命令，是“形而上”理性世界在我们身上的体现。“我要”是伴随我们物质身体出现的需求，是“形而下”物质世界的体现。“我要”和“你该”形成我们意识上的两个对立因素，我们需要不断面对它们的摩擦和矛盾，人类就在这种“我要”和“你该”的不断对立和挑战中，学习、调整、改变自己的意识和行为。
【我们间或会听到这样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给我发展个性的空间！绝不压抑与生俱来的欲望！，，”，，实际上有意识的生命必然与我们原始的自我欲望进行持续抗争。对自然状态的人而言，我们原始的意志以及相伴而来、与生俱来的欲望，显然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物质遗产的精神参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发展，我们行进在人类进化的前沿；因此人类生活的每一天都体现了我们物种进化的点滴，这种进化仍在积极进行中。，，这种转变的介质和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可遗传的自发异变。但是，对其中的选择而言，突变载体的行为和他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地且有决定性的影响。（参见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薛定谔认为除了基因突变引起人类进化外，人类的思考和选择行为也对人类进化产生着巨大影响。为此，他着重讨论了一个算术悖论：【看似有很多有意识的自我，但世界却只有一个。这是因为世界这个概念产生了它自己。若干个“个人”意识的领域有部分重叠，其中重叠区构成了“我们周围真实的世界”
（参见《生命是什么？》）】人类应该让自己意识重合部分符合“真实的世界”。
如何理解薛定谔的上述观点呢？让我们用“盲人摸象”的故事解释一下。我们假设大象是真实的世界，当5个盲人摸着大象的不同部位时，他们对大象的认识是不同的，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一条弯弯的管子。” 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个细细的绳子。” 摸到身体的说：“大象像一堵墙。” 摸到腿的说：“大象像一根粗粗的柱子。” 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一面大扇子。”于是，大象在5个盲人意识里的反映不一样了，虽然大象还是大象。
但是，如果5个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相同部位，比如都是大象的耳朵，那么，5个盲人会说“大象像一面大扇子。”5个盲人会意见一致地认为他们认识的大象是“真实”的大象，是一个不以他们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于是，５个盲人把“扇子般的大象”作为“科学”研究结果记录下来，不断拷问他们的自我意识：是谁创造出了“扇子般”的大象呢？
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也是这样。所有我们认为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实际上是我们大家知觉或意识的重叠，重合部分，换句话说，这个唯一的、我们称为“客观”的世界是由许多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通过精神体验共同制造出来的，就像５个盲人制造出“扇子般的大象”一样，我们的个人意识共同创造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1）存在一个真实世界吗？
2）如果有，我们能够完整完善地感知真实世界吗？
3）如何判定我们感知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别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薛定谔谈到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什么赋予柏拉图一生的工作和难以超越的显赫声望，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它的光芒依然没有丝毫减损呢？，，我认为原因是，他是第一个设想永恒存在的理念并反理性地把它作为现实加以强调的人，他认为这种理念的真实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实践经验，而我们所有的现实经验都来自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经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参见《生命是什么？》）】支持这个观点的强有力事例是数字和几何图形带来的启示。数学原理不是当人们发现时才产生的，它们也不因时间推移而变化。比如三角形定理，不论我们认识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和道理，即理性（理念）。又如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被人类证明，但从数学公式里可以看到除了１和２，每个整数都是两个质数的中间数或其算术平均值，因此，它是正确的。
柏拉图认为真实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无处不在，始终如一。就像“盲人摸象”故事里的大象，代表着客观存在，不以“盲人的意识”为转移。柏拉图的思想在早于他约100年的时候，已经被中国的老子提出了。老子在《道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说宇宙天地之道是恒常的“道”理，是绝对真理。但是，老子还说“道”是不能用语言或文字表述的。（注意：不是说我们不能认识它们）为什么恒常的道，绝对的真理不能用语言或文字表述呢？
大家听说过《禅师和茶》的故事：一位禅师给一个得道者倒了杯茶，得道者品了一口，禅师问：“茶味如何”？得道者笑而不答。我们知道“不答”是因为茶味无法说，其实，不止是无法说，更重要的是一说就把茶味限制在语言或文字里了。如果说茶有点甜，有点苦，，那么，甜和苦就成了茶味的一个限定范围，可是具有甜味和苦味的东西很多，又要定义它们和茶味的区别，就会越说越细，越说越局部了。这就是我们线性语言的限制，也是现代西方科学，包括医学的问题所在。一旦用语言描述无所不在的、恒常的“道”，
“道”就很难代表全部，而变成局部了。局部的东西就不是绝对真理，不是最高的道理了。所以恒常的“道”不可说。名也是这个道理。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父母一定先于孩子存在。我们给任何东西起名字，也必须先于那个被命名的东西存在，可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先于我们任何人类存在，它是宇宙中产生万物的规律和道理，我们怎么能给“道”起名呢？因此，我们命名的东西一定不是“道”的本体，不是恒常的“道”理了。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认识这个不可说，不可名的“道”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人类能否完整完善地认识恒常的“道”，认识柏拉图说的无所不在、永恒的理念（理性）世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东西方哲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在《通向世界大同之路3》里提到康德终结了西方哲学唯理派和经验派的百年之争，但是很遗憾，西方缺乏东方身心修炼技术，无法抵达东方哲学的高度。
康德哲学思想形成的年代，正是西方哲学界唯理派和经验派争论陷入困惑难解的时期。欧洲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主义思想革命，它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政治革命的前奏。启蒙主义有两大思想支柱：理性和自由。理性指自然和社会服从统一的自然法则，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用自然因果律来解释。自由是指人有自由，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哲思敏锐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发现启蒙主义这两大支柱之间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始人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中的，当人类脱离了原始社会进入了有“统治和被统治”的社会状态时，即启蒙主义鼓吹的文明、科学、进步的时代，人才失去了平等、自由和尊严，由此，卢梭揭示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之间的矛盾。
康德认识到卢梭的发现使近代哲学陷入了一个困境，同时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因为【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参见张志伟的《西方哲学史》）】康德解释说知识是通过经验获得的，但是认识知识的形式是在经验获得之前存在于我们意识和身体之中的，因此是先天的。即，如果盲人们能用眼睛看，就不用“摸”的方法了。通过“摸”这种方式来认识事物是盲人们的先天形式。既然知识通过这种先天方法获得，知识就具有了先天性和普遍必然性。但是，“摸”的方法又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这个主观色彩又限制了盲人们理解永恒理念世界的能力。这种限制使人类不可能完整完善地了解真实世界，或说盲人们不可能“摸”到完整完善的“大象”。虽然盲人们摸不到完整完善的“大象”，却在“摸”的形式里，可以按他们的主观意志自由地认知“大象”。于是，康德解决了卢梭发现的问题，却又在人类局限和理念世界之间留下了一个沟壑，康德只好求助“上帝”来填补，这就无法解决薛定谔的算术悖论：如何让真实的世界和代表我们重合意识的“客观世界”合一，即人类如何克服“扇子般大象”的片面认识，感知真实的大象。
薛定谔认为东方哲学中关于意识与知觉的统一，天地人的整体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算术悖论。东方哲学思想虽然带有神秘主义，却直接否定了西方宗教和迷信思想。西方宗教认为存在永恒不变的个人，如上帝，他们主宰一切。如果我们通过触摸“大象”的局部，认识客观世界，我们“摸不着”作为绝对个人的上帝与神仙的局部，就无从认识他们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知觉他们，他们就只能存在于人类的主观意识里，不会存在于人类意识共同创造的“客观”世界里，也就无法论证他们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其实，有时人是很可笑的，我们常常不相信眼见的东西，如何会相信看不见的上帝呢？
东方哲学认为世界看起来像是由每个人的单一意识组成的，其实人类多重意识只是表面现象，实质只有一种意识，这个意识就是真实世界反映到我们意识里的影子。老子说的“道法自然”，“道”是宇宙规律的本体，法是“道”的运用，宇宙自然表现的是“道”的作用。在物质世界中，我们看不到“道”这个本体，却会看到“道”的作用，就像按身体本身而言，“我”似乎不存在，“我”这个本体要靠活着的我的手，我的腿，我的头，，，这些身体部分来表现一样。
5个盲人形成一个“扇子般大象”的共同意识，这个共同意识虽然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大象，但是“扇子般的耳朵”确是真实大象的一部分，是恒常存在的。人类定义的“客观世界”虽然是共同意识的集合，里面的确有真实世界的成分，而不是虚幻的上帝。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各部分的本性应该一致，系统内的性质应该相通互容。所以，人就可以通过部分，不断认识真实的世界，更可以通过身心修炼技术感知宇宙，感知“道”，达到东方哲学里说的与天合一，与道合一。这就是东西方哲学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的差异所在。
正因为人类认识的“客观世界”有真实世界的影子，这个真实世界就可以被检验、被验证。人类依此建立了科学信仰和与其对应的研究实验体系，使虚幻无基的宗教和迷信日见衰落，人类对真实世界的认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更新纵深。从远古到今天，人类从迷信到科学；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经典物理到相对论，从相对论到量子论，，，人类共同意识创造的“客观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变化着，就像５个盲人从摸到大象的耳朵，到后来共同摸到大象的鼻子和身子，明白大象还有像弯弯的管子和一堵墙的一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人类对自己行为的选择也在不断改变，适应着真实世界的规律和“道”理。所以，薛定谔说集体性选择对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有着与基因突变一样重要的影响力。
如果人类意识错了，导致了错误的行为选择，历史证明人类或迟或早一定会纠正自己的行为。从15到18世纪欧洲曾经杀害了约十万女巫，最著名的就是法国只有19岁、有着“天耳通”功能的圣女贞德，她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拿破仑上台后，封她为救国圣女，法国的民族英雄。今天西方科学界不仅承认特异功能，更在深入研究特异功能现象；西方宗教在17世纪烧死了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但是“日心说”最终还是被人类的集体意识所接受，成为我们共同认知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曹操杀害了华佗，华佗创作的气功技法“五禽戏”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医精华却被传承下来，在中国发扬光大，利国利民。而且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在钱学森，王淦昌，严新等科学家的思想指导下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因此，大道恒常，规律不变，时间会帮助人类判定感知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别，历史进程会纠正人类共同意识的错误选择。
我们将在通向世界大同之路(9)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通向世界大同之路9：宇宙大道笃定不虚
通向世界大同之路8：人类意识和客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