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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思辨研究方法本学期我讲的研究方法核心是思辨研究方法，大家对思辨研究方法了解得很少，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思辨研究方法的提出
思辨研究方法具体提出的确切时间无从考察，一般是指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前的研究方法统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思辨研究方法可以称为哲学研究方法，因为之前的科学没有分化，都统属在哲学的母体之中，所以各个学科的具体方法都可以统称为哲学研究方法。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观察法、实验法，当然这种观察是指进行自然观察，而不包括后来发展起来的实地观察，即人类学的观察，实验法当然是比较简陋的实验了，而不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比较精密的实验室实验。因为这些方法是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不能都归为近代才出现的，因而这些都是古老的研究方法。至于文献方法当然也是基本的方法了，因为许多知识都是间接的，都来自文献，当然也有直接从别人处听说的。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为哲学服务的，都是为了寻找根本知识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为了对人类社会和周围存在的世界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上述这些具体方法就是哲学研究从属的方法。哲学研究最终要归结到对事物根源的寻找，需要对事物存在本质的追问，这一任务都是形而上的，这就是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所以这些研究都属于哲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都自然也是哲学研究方法。
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研究自然都必须从现象出发，从现象中总结出规律，也就是说从变化的现象中找到不变的因素，找到事物之间的古固定的联系，从而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事物的依据。研究的第一步自然是进行分类和比较，即根据事物的不同表现特征进行分类，然后进一步比较其异同点，再进一步就是找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最后是给事物一个概念，即给事物下一个定义。这样就达到对事物特性认识的目的。
对事物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下一步就是看事物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即事物为什么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中，其内在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寻找必然就找到事物存在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或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物质存在。前者寻找的结果就进入了目的论，即世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存在，这个目的在宗教上说就是上帝，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第一推动力，包括大科学家牛顿都承认上帝的存在，把上帝作为解释世界存在的最后原因。唯物主义显然不这么解释，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存在是因为大家共同含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粒子，而这个粒子自身是能动的，这样就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那么，只要找到了这个最后的粒子，人类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透彻的认识了。这个假设也演变为后来的世界无限可分性原理。我们今天在分子、原子、中子、电子、光子基础上继续前进，确实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了毫微程度，似乎这种认识没有尽时，但这是否就把世界认识透彻了？
哲学认识达到这一步就陷入了迷惘，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哲学研究后来出现转向的原因，换言之，从本质上讲世界是不可知的，人类的知识能力有限，只能知道世界一部分。从而哲学任务不要期望去发现事物最后存在的本质，认为这个预期是不切实际的。由于这个问题的出现，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对认识论的探讨，或者说转向了对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探讨。这个探讨的真正开始是从康德开始的，当然休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哲学开始自我否定时，哲学对科学的统帅地位也就丧失了。各门科学分别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划分了自己的领地，他们都把独特的观察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从而也确立了各自的学科界限。为了区别传统的哲学对形而上问题的探讨，科学都把可观察、可验证作为自己独立的依据，在这个时候，科学研究方法就是归纳法，就是从现象中归纳出一般规律，然后再用现象事实进行验证，从而达到高度概括的程度。这个寻找普适性原理的过程被称为自然科学研究的通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则。这就是科学研究代哲学研究而起的实证研究时期。
传统的哲学研究即对形而上追求的兴趣衰落了，但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实证科学的兴起而消亡，因为就自然科学研究而言，它所提出的所有结论或定律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完全普适的，都存在被证伪的可能。克服这个逻辑上缺陷一直是实证科学努力的方向，但这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尽管后面的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充分运用了数理逻辑工具，但无法完全证明的问题始终存在。故而“完全证实”只是一种假设或预期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有了后来的后实证主义即证伪主义的出场。
证伪主义的出场宣告了实证主义计划的破产，也为传统上打上非科学的学术平了反，关于对事物本质追寻的方法的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自然科学的运用精确定量的方法也不再被看为唯一的方法了，关于事物本质的探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从此方法打破了唯一主义而走向了多元主义。而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精神科学研究方法此刻又有了新的发展，它吸纳了实用主义哲学主张、现象学主张和解释学的主张而演变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质的研究方法。该方法秉承该方法始祖们的主张，认为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探讨最注意的是对精神现象的探讨，是对事物背后的意义的寻找，而这类对象不是客观的可观察的，而需要依靠人的心智进行理解，这个理解过程是一个心灵沟通的过程，换言之，假如没有心灵沟通，理解就是不可能的。所谓“不言而喻”常常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因为在人类社会交流中常常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言传的，只能通过意会的方式进行传达，包括许多技巧的传达，也是无法运用语言来表达的，但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意会的。对于这些现象，运用定量的科学方法一般是没有什么结果。此意味着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而言是不适应的。
不仅如此，对于人文科学的许多现象，都很难运用科学研究的一套程式，而必须运用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也就是思辨研究方法。哲学、历史学、论理学、伦理学等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传统的思辨方法。因为他们很难采用自然科学程式进行精确定量与测量，当然采用数学表达也是勉为其难。人文科学虽然是不怎么实用的，但无人能够否认其价值，而这些东西常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的所系，缺了这些东西，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灵魂就将不存在了。
但思辨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呢？
二、关于思辨研究方法的界定
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人对思辨研究方法进行清晰的界定，但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人们的确认。国内教育学界方法论方面的专家如叶澜都提出思辨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再如潘懋元先生也提出思辨研究方法是根本的研究方法。大家都认为思辨研究方法的鼻祖是苏格拉底，他就是运用辩论的方法来阐释和解答问题。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当然是《理想国》，它所使用的对话方式就是一种思想辩论的方式，通过辩论使人们从现象认识达到本质认识，或者说使人们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程度。
我们说思辨研究方法对于思辨研究领域是最有用的，但思辨研究方法却是普识的，即它渗透到一切研究活动中，甚至可以说渗透到一切的思维活动中，如果说思想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不得不使用思辨方法。因而思辨研究与思辨研究方法是两个概念。
不少研究著作中都提到理论研究方法，其实他们所指的即是思辨研究方法。但他们为什么没有直接指认是思辨研究方法呢？原因就在于思辨研究方法本身被污名化，把它代表不科学的方法，为了与此进行区别，因而避免使用这个词。这个词在英语中应该是哪一个词更为确切一点呢？SPECULATIVE METHOD可能是一种表达方式，但这个词就指的是一种猜想的非实证的或没有验证，因而是不准确的。用DIALECTIC METHOD是否更确切些呢？这似乎与辩证法又有些混同。这个词用法的根据是：哲学研究都无法脱离辩证法，可以说辩证法是哲学的灵魂所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是建立他的辩证法基础上的，从而阐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使事物达到了统一，否则他的体系就难以建立。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将黑格尔的头尾颠倒了一下，即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转变或改造唯物辩证法。这些都说明辩证法一直是哲学的最高方法，它的地位从柏拉图开始就已经确定了。 前面讲到对于思辨研究方法没有统一定义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越来越严重。有人把思辨方法笼统地称为理论研究方法确实有点不具体，也显得学术气息差，因为当人们继续追问理论研究方法是什么呀？是否还有非理论研究方法啊？这又该如何回答？
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思辨研究方法究竟是指什么。通俗地说，思辨研究方法是对一个理论命题进行分析辩驳的方法，它的出发点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理论命题是思想观念的反映，它代表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它的基本单元是概念，它的表达形式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常常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一个复合判断，而且常常是隐含的复合判断，即在该判断中隐含了其前提判断，如果人们对其前提判断不熟悉的话就很难分辨该判断究竟是正确与否。该点也是思辨研究方法运用的困难处。
我们知道，一个判断的形成并非头脑一热的产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常常是结合了多种知识经验背景，如果一个人的知识面狭窄经验履历短浅的话，很难发现一个判断背后的蕴意。正是因为这样，许多文章看上去很高深抽象玄妙莫测，就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经验背景局限的结果。如果我们站在了知识的前沿，就会一眼洞察一个判断的出处，那么该判断的正确与否自然一目了然。所以，学养功夫不够自然在实际运用中便显得左支右绌。而我们说分析一个判断的正确与否或有无价值关键就是在对其前提判断的确认与否。
严格地说，思辨研究方法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方法，即从一个基本的前提出发，经过一个小前提的演变，最后达成一个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就是以命题出现的判断。一个新命题的提出常常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因为小前提变化而出现了新的结论。这个基本前提常常是人们所公认的定理或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关键就是对小前提的判断和把握，如果小前提能够成立的话或与基本前提不存在矛盾的话，一般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否则的话就很难成立。这是一般情况。有的情况是小前提成立，所遵循的大前提似乎成立，但得出的结论却难以被人们所接受。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大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不周延的，因而按照小前提进行进一步推论时就发生了问题。这个要做的是修改大前提，但这是非常基础的研究，做这样的工作非常困难，没有很好的功力是无从驾御的，往往研究者此时容易被引入泥潭中。因为要理清基本命题的头绪也确实是太困难了。
一般来说，我们在进行推理的过程中事先要确认一个认为是无疑的命题作为前提，这个命题即已经获得大家公认，不至于引起质疑。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命题作为前提的话，那么你遇到的麻烦就大了，因为前提不怎么成立，你所有的推论都是不可靠的。而你要论证这个基本前提又超过了你自己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畏惧思辨研究的原因，因为它牵涉的知识太广，对个体的理论素养要求太高，而且必须时时把握自己的逻辑主线不能偏离，故而难度太大。我一般认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不宜以从事思辨研究，而认为实证研究较为合适。对于部分基础比较好的博士生则可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这样的学生也是少数，大多数是不具备这个素质的，因为理论素养需要积累，不是旦夕之间养成，我认为至少需要十几年的研究训练之后尚可从事这样的研究，从书本到书本的人多半不适宜这样的工作，因为其挑战性太强。
概括起来，思辨研究方法就是对理论命题进行辩驳分析的方法，其中理论命题提出是极其关键的，能否提出一个有价值的命题决定了研究的成败，如果你提的一个命题本身没有价值，那么辨来辨去是没有意义的，别人会认为你是在说废话的。这样提出一个新命题往往是在追踪前沿问题之后出现的，试想，你提出一个别人不太关心的事情的一个说法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前沿问题中出现了许多争议的看法，你的意见是倾向于某一方面，所以你试图把它证明完全，这样就出现了新论。因而可以看出，思辨研究方法在针对时代性极强的命题时往往有其不可替代的能量。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特别具有实用价值，因为我们国家处于改革过程中，一切都没有规范，缺乏基本公认的学术常识，所以一切都是可以争论的。特别是当官的头脑容易一热就出现个新名词，他们的观念并不成熟，他们仅仅是凭感觉进行思考而已，这个时候就需要学者为其完善了，学者的任务就来了，就是分析他们的提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当然御用文人的话就拼命地为当官的意见做注脚，说明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正学者则是从批判的角度来说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刊物比较盛行理论文章，就是与这种大气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研究方法的价值
前面已经附带地说到了思辨研究的价值，这里再系统地阐述一下。思辨研究方法对于一个形而上命题而言是必须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从事该方面的研究。例如探讨某一事物的本质，你根本没办法运用其他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只能从定义出发，从界定本质的含义出发进行研究，如此就引出了冗长的话题。一般而言，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都习惯上使用思辨研究方法。可以说，基础理论研究是最接近于哲学研究的。
从事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所使用的主导性方法也是思辨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往往也是命题在先的，这些命题常常不是通过日常观察出发的，而是在博览古今之后得出来的命题，他们所使用的事实很少是直接的事实，都是间接的事实，即通过记录下来的事实，这些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大事实，与个人直接感知的具体事实是两回事，在处理这些事实时就必须有一种超越的心理进行把握，如果你陷于具体的事件中则无法理出头绪。所以人们常说是非功过历史自有评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如果你站在眼前的角度看，似乎这样是合情合理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就不是这样的了。而且看历史的借鉴意义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历史近观不可，远观同样不可，只有放在适当的场景下进行观察才是有意义的。
其他的科学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也常常使用思辨研究方法，因为他们都涉及到一些普遍的命题，如果不对这些普遍的命题进行回答，局部的回答是没有意义的。凡涉及到此类问题，常常是思辨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如果你的理论思维水平不够高，则无法把握，这些都需要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事物而看到事物普遍意义的眼睛。可以这样说，但凡涉及到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的回答时，思辨研究方法的价值最能够得到体现。其他研究方法都难以超出局部的、微观的限制。
有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宏大命题失去了存在意义，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宏大命题的价值始终存在，因为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这个精神的体现就是一个宏大命题，靠琐碎的、局部的、微观的研究是不能张显其意义的。当然这些宏大命题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研究的，更不是每个学者都适合研究的，适合进行此类研究的仅仅是少数人，也可以说是极少数人，这些是对理论有极端兴趣的人，当然也对历史极负使命感的人才适合进行的研究，我们一般把这部分知识分子称为普遍性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这类人不是日常所称的专家，专家只是特殊的知识分子或专门知识分子，他们只对本专业内的具体事物发表意见，不对普遍性的问题发表意见，而且这些也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四、思辨研究方法的普遍价值
思辨研究方法不独是适用于思辨研究或宏大命题研究的方法，也是我们从事具体研究的前提，该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思维训练，是一种专业训练，是一种关于学科领域基本问题理解的训练，没有这个基本训练过程，从事比较专门的研究是没有基础的，或者说你的所谓的研究与门外汉是没有多少差异的。我们经常说的有无学术性就是指有无理论品味而言的，或者说你的研究是否站在一个专业的平台上进行的。接受专业训练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不然你就会象一般老百姓一样进行思维，仍然是感性大于理性，看问题也常常盲人摸象，仅仅知道局部。专业训练就是使你知道你所在的具体方位，让你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说，而不是让你从头来。
做任何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基本概念，是运用现成的概念还是发现新概念这对于不同研究方法意义是不一样的。思辨研究的工作常常是运用现成的概念，是对现有概念进行梳理，使凌乱的概念走向系统化。所以思辨研究经常有一种体系化的癖好，不使一个研究是无头绪的。而对于质的研究方法而言，它常常是从具体事实出发的，它的目标是提出新的概念，即对一个事物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增加具体的感性的锚点，从而使之易于辨认。这种研究容易增加一些丰富的感性认识。但由于这种考察总是局部的微观的，不易于提出普遍性的命题。正因为如此其研究价值常常遭遇拷问。当然其遇到的最大拷问处在于所选择的事实或对象都是经过个体处理的，而这个处理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惯例，常常是偶然性的，使人感觉这种处理方式完全是从个体喜好出发的，从而使人怀疑这种处理方式的公正性。如果质的研究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处。
质的研究对于理解具体事物确实是有帮助的，但由于它失去了价值伦理的担当，其研究的意义更是遭到质疑。人们经常认为，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纯粹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尽管能够促进个体自我反思，但无进一步改进实践的旨趣。今天人们一般把质的研究作为工具使用，即了解具体存在的现状是如何的，把它作为行动研究的前期准备，而行动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改进实践。换言之，实践才是认识的目的。但这样已经超出质的研究范围。
从源头上讲，质的研究是人类学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中间借鉴了释义学的一些理论，精神科学理论为其注入了一定的动力，现象学提升了其理论品位，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混杂的理论基础，并无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但从总体上说它是对实证研究的反动，它反对实证研究的唯量化是从的心理，更反对实证研究从命题出发的研究思路，所以它把自己标榜为一种归纳式的研究方法，而传统的实证研究仍然是演绎式的研究方法，因为实证研究目的是为了验证命题是否成立，所以在严格限定条件之后观察某一变化后是否必然导致某一结果的出现。当然这个研究思路不是先观察后归纳的方式，而是在某一个基本命题成立前提下的进一步推论，只是运用实际的资料来验证这种推论是否正确。所以质的研究攻击实证主义仍然是具有理论的偏好，研究方式不是真正的归纳式的。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客观，实证研究一般是从局部观察开始的，它的目的是从局部推导出一般，然后再验证一般结论，不能说它是纯演绎式的，至少应该说它也是从观察出发的，当然它不可能是完全观察了。质的研究则主张完全从观察出发，完全走归纳的路线，这样的观察完全局限于当地的场景，把这种观察当作纯粹自然的观察，反映当地的质朴的现实。当然越这样做就越生动，就会避免传统的抽象化带给人的距离感，因而质的研究资料常常给人一种亲切感，很难使人摆脱具体场景的限制。因而这既是质的研究的优点，当然也是其局限。
我个人对质的研究的态度是：它在认识事物本身是有价值的，这对于训练一种观察能力，训练与当地人的接触能力，获得一种同情式的理解能力方面是有价值，也有利于认识世界的真实面目。我把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的前提或基础工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缺乏这种工夫，其他的工作则是一种空中楼阁。所以我把这种研究叫做资料挖掘的研究。但研究工作不能就此嘎然止步。我认为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实证研究，这也是质的研究否定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质的研究的否定。不做这一步工作就难以提出较具有概括性的命题，而这一命题就是西方社会学经常提倡的中观理论。如果理论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话则进入了思辨研究的范围，因为它提出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一般而言这个普遍性命题很少是完全可以证实的，而这一点也常常是实证研究所批评的无法证实的。
五、结语
思辨研究方法是从事思辨研究最适合的方法，也是从事其他研究的基本方法，思辨研究方法对于论证新命题的意义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特别对于发现问题具有意义。如果缺乏思辨研究方法训练，一个人就会被挡在专业的门外。但如果一个人太痴迷于思辨研究方法可能他的生活就会脱离实际。事实上，思辨研究方法就是进行逻辑思维训练的方法，是发现事物统一性的方法，当然也是发现事物永恒价值的方法，这一方法本质上是哲学的，因为它服从于人类寻找驾御自我命运的需求，试图通过寻找不变的法则应对变化万千的世界，这一想法本身就是智慧的，也是推进人类进化的动力，尽管人类从来没有完全能够认识自己，但这种驱动的价值却是无法抹杀的。
【】 实证研究还是思辨研究：哭着进去，笑着出来
刘良华
“正规的研究”只有两种：一是实证研究（含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二是思辨研究（比较研究、解释研究、批判研究）。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具体包括五种研究：（1）历史研究。（2）调查研究。（3）实验研究。（4）比较研究。（5）批判研究。前三者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批判研究是典型的思辨研究。比较研究既可以显示为思辨研究，也可以显示为实证研究。类比研究虽然是古老而神秘的思辨研究，可惜，现代学术制度往往不认“类比研究”为“学术研究”。这使“类比研究”大量地隐含在“教育散文”、“教育随笔”之中。
思辨研究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首选方案。强调思辨的人，把有没有思辨能力作为判断研究者水平的关键指标，甚至有研究者由此而贬低实证研究，认为实证研究只适合研究无生命的物理，不适合研究有生命的人。一般而言，思辨研究被理解为“哲学研究”，但是，哲学研究除了思辨的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更加迷人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按照法国人柏格森的思路，人类原本有两种相反相成的智能：一是理性（思辨）；二是直觉。可是，后来人们过于抬举理性（思辨）而贬低直觉，以至于直觉长期处于被遗忘状态。
可是，对于那些有科学研究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来说，那里的研究者会义无返顾地贬低思辨研究而推崇实证研究。他们更愿意把实证研究作为某项研究是否有科学性的唯一指标。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就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是科学研究。
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分歧与差异在于：
第一，判断的谓词不同。实证研究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思辨研究大量地显示为价值判断。实证研究追究某种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比如“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实证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的判断。实证研究的谓词为be，包括“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存在”或“不存在”。思辨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判断。
第二，推理的形式不同。思辨研究（尤其是“形式逻辑”式的理论研究）讲究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比如，“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但是，形式逻辑的危险在于：它不怀疑“大前提”的可靠性，它预先承认“大前提”（人是会死的）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人是会死的”这个大前提尚没有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更错误的结论。实证研究也有推理，但实证研究的推理更多地显示为归纳而不是演绎。而且，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对于“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实证研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重新证实或证伪“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就把它纳入研究。比如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式的综合式的判断：人是会死的或者人可以不死或者人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人是会死的”这个问题当作研究的假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只能证实不可证伪也因此不可怀疑的常识。既然已经成为不可证伪、不可怀疑的常识，实证研究就会认为“人是会死的”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它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做研究。也因此，类似这样的三段论对实证研究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由“人是会死的”推导出“这个小孩是会死的”，这个推理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它可以提醒小孩和所有人：必须珍惜时间，必须善待他人，等等。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它当作研究的课题。实证研究只负责研究那些可证实或证伪的隐匿的因果关系。对于那些没有因果关系的推理，实证研究一律拒绝。实证研究只研究两类问题：第一，那些表面上可靠可信而实际上可疑的判断，包括一些“常识”性的因果关系：比如人多力量大；穷人的的孩子早当家；自古英雄多磨难；教师的期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等等。第二，那些表面上一团乱麻看不出因果关系的现状。比如农村孩子为什么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
就难易程度而言，实证研究比思辨研究更容易操作。思辨研究似乎容易入门，思辨研究不过就是提出论点、论据、论证，但是，如何使思辨研究显示“有理有据”、“论证充分”、“有说服力”，却比较困难，需要长时间地修炼，而且需要研究者有“辩才”、具有辩论的灵气。相反，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似乎入门比较困难，但是，一旦掌握了实证研究的操作技巧，做起来就比较容易。 因此，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先尝试实证研究，然后，逐步采用思辨研究，并使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之间保持贯通的状态。若选择了思辨研究，初学者可能会“笑着跑进去，哭着爬出来”。若选择了实证研究，初学者可能会“哭着爬进去，笑着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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