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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又名曲子。至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焦循、王国维至以“一代之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被称作“诗馀”，不能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 近代学者之能深刻体察中国文化要旨者，无过钱穆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1]，对中国文学的文化精神阐释得最明晣、最深刻。他根据了中国的文化特性，分别就表达文学之工具、表达文学之场合、表达文学之动机、表达文学之借材、表达文学之境界与技巧五个方面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特性，略言之，有以下数点： 一、中国文学以与口语脱离的文言作为表达文学的工具，故能不受时地之限，既富普遍之意义，又能感发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心。盖古人以富于普遍性者为雅，囿于地域者为俗，以特富传统性者为雅，以限于时间性者为俗。崇古尚雅，实为中国文学最重要之特征。 二、中国文学是“为己的”文学，作者在创作时，主要是为自抒生命，他不是为某一个或某一些读者而创作，他心目中的读者，甚至可能是“百世以后，有知之者”。因为不需要迎合读者的趣味，故中国文学较多抽象性，重蕴蓄，富于沉思性与固定性。 三、中国传统文学乃就于社会某种需要，某种应用，而特加之以一番文辞之修饰，偏于政治性，若夫无其他动机，以纯文学之兴趣为动机，直抒性灵，无所为而为的文学，实中国传统文学之异端。也正因此，中国文学必求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终期达到一种以作家个人为中心的圣贤意境。 四、中国文学贵于有所为而作，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其取材是以作者本身个人作中心，而即以此个人之日常生活为题材。由此个人之日常生活，而常连及于家国天下。故对于中国文学作家而言，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技巧与风格，更在此作家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作家不因其作品而伟大，作品反因此作家而崇高。 五、中国文学要求作家的内心生活必与其外围之现实人生，家国天下息息相通，融凝一致，其文字表达之技巧，也必求与其内心感映人格锻炼融凝一致。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又强调与大自然的融凝合一。此即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 上引钱穆先生的观点，明白切著地阐发了何谓中国文学的正宗，何谓中国文学的主流。盖中国文学的主流，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个人之出处穷通，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只表现个人情志的作品，从来就被目为轻薄，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而词之得名诗馀，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从此则故事，可见一般人心目中，始终认为词体卑下，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 曲子词之初兴，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诗家语老杜、韩愈特重锤炼，宋黄庭坚至谓其“无一字无来处”。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此前一千多年，始终湮没不彰，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重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来看两首《敦煌曲子词集》中的作品便可知道： 凤归云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 洞仙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捣衣嘹亮。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方面，敦煌词文辞伧俗，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成为可以流传久远、四海广被的作品；另一方面，敦煌曲子辞多是代言之体，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不是“有感而发”，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作者的歌哭。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 至五代风气攸变。时有蜀人赵承祚编《花间集》，欧阳炯为作集序，中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之语。可知词发展到五代，文辞固已渐趋雅丽，但就表达场合而言，则既非宗庙朝廷，又非邦国盟会，乃是在花间尊前，是在豪门家宴、秦楼楚馆，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词之体格所以卑下，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 亦惟词之功用，最早是供“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是用“清绝之辞”，“助娇娆之态”，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多写众情众相，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词格调不及诗，此亦重大消息。 宋初欧阳修以一代名臣，而颇经意词作。欧词如《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据宋钱愐《钱氏私志》云：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愐父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园，客集，欧与此妓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公当少戢。 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而所为小词，则仅为座上侑酒，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又有《长相思》二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两词均是代言之体，“一就送行女子着笔，一就远行男子落想”[2]，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有《生查子》一首：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或以为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作，又有人认为欧词中凡涉绮艳者，皆是政敌托名所作，用以诋毁之。适见就词的表达动机而言，因其无关人格道德，故在当时人心目中，为一卑下之文体也。 前已引钱穆先生观点，说明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故后世之词论家，必为欧阳修曲护，认为他下面这首《蝶恋花》是一首有政治寓意的有寄托的作品：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 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 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说：“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可见，只有联系上重寄托、重政治抒情的中国文学大传统，词的地位始尊，才得与诗方驾并驱。 读古人诗，最宜依编年读之。则其人一生之行谊，社会时代之风云，尽收眼底。但古人词作往往不编年，即因古人诗虽则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然而每一首诗，都是时代的一个侧面，都可以就一滴水而见大海，但古人作词时，其内心往往与社会人生、家国天下毫无关涉，故编年与否，漠不相干。自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观之，宜乎词之地位，不及诗也。 词体初起时其格甚卑，已如上述。然早期词家，亦有能别开新面，复归于诗学大传统者。兹举李白词二首：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3]。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评价说，这两首词，抵得上杜甫的《秋兴》八首，并认为，“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这一观点，可谓直抉词心。我以为《忆秦娥》词是纪明皇挥泪别宗庙，仓皇西狩，而《菩萨蛮》则是寓盼官军恢复之意。因为符合了中国文学重寄托、重有感而发的大传统，二词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中唐刘禹锡仕途失意，遂就自身经历取材，如《忆江南》之志谪宦之情，《潇湘神》之寓屈骚之意，都不是当时那些流行于下层民众中间、但千年后只能凭藉敦煌文献苟延残喘的代言体词作所可望其项背。《潇湘神》一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有学者揣测，“词中是否以舜暗指永贞之政的后台顺宗李诵，以二妃暗指顺宗的左右手王叔文、王伾呢？”[4]我以为，就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这种揣测是立得住脚的。 中晚唐作者，尚有张志和《渔歌子》五首，表其隐逸之志，而词中物我融凝，天人合一，遂不胫而走，流传异邦，乃有日本国嵯峨天皇和词。可见能流传久远的，终究还是雅的、表达了士大夫情怀的作品。 上引数家，并不专力为词，故于当时词学大风气并无较大纠转。第一位拓大词的境界的大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钱穆先生说：“诗馀为词，亦专咏作者私人生活，与政治无关。李后主以亡国之君为词，其私人生活中，乃全不忘以往之政治生活。故其词虽不涉政治，其心则纯在政治上，斯所以为其他词人所莫及也。”[5]正可以作为王国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一语最好的解释。 从李后主开始，历代词人逐渐自觉地向中国文学的主流靠拢，词的境界也愈转愈深，词人的精神面貌、生命意识，也逐渐与诗人趋同。然而，词终究不是诗，词之佳处，又不仅以附丽诗学，政治性抒情为高。除了那些重寄托的作品，词中凡脱离了代言体的低级趣味，取材自作者自身生活，能表现作者真切的生命意志者，也都是可传之作。这一传统，从花间词人韦庄开始，经由北宋的晏几道、秦观，而到南宋姜夔、吴文英，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中国文学，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学，文学即人生，文学即作家之生命态度、生命精神。唐宋词也不例外。书名《唐宋词心解》，是受了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启发，它不是博士式的“为智识而智识”，不是学究们的“为研究而研究”，它是一位词人，在感知唐五代两宋那些鲜活的生命之时，所记录下来的一点感悟。也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之外，感受到那千古不磨的词心。
[1] 收入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4
[3] 《忆秦娥》中“霸陵伤别”一句，另有版本作“灞陵伤别”，霸陵是汉文帝陵，但唐诗中常以汉皇指代唐帝；又唐代长安送行，皆至灞桥而别，不闻灞陵，故“霸陵伤别”当为太白原稿，“灞桥伤别”恐系传写之误。“霸陵伤别”，实则是乾陵（唐太宗陵）伤别。诗词要蕴藉，便须用古代今，不能太着实了。
[4] 钟振振.词苑猎奇.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
[5]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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