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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

 谁与争feng 2013-10-30

作者:佚名 来源:凤凰网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每次科考,秀才的名额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但这关很不好过,要知道,康有为这样的“圣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只有三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一次,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废除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如此以来,清军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一败涂地,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但是,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口称赞留学外国的作用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六十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有意思的是,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四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的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

作者:佚名

来源:江南时报

发布日期:2009-08-23

科举活动自汉代启蒙、唐朝将其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末,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对统治王朝的人才选拔、改变社会构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到了清末,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但它被取消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过什么?

科举废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争论,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科举障阻新式教育,也障阻中国图存。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八股取士,导致政府实用人才匮乏。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朝廷抡材力弱,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极大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所谓“危迫情形”,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之后,趁机入侵中国东北,国事危亡。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并非论争双方,而是清朝政权本身。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弘祺说:“中国社会阶层是一个闭合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分别铺就金字塔的每一层砖,儒家思想成为砖块之间的黏合剂。若无外力入侵,这个体系相对和谐、稳定。”若废止科举,教授实用知识,将挤压儒家思想走向考试边缘。“黏合剂”干涸之后,砖块之间会否滑脱?若“黏合剂”被固守不放,能否抵挡西方国家坚船利炮?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难以抉择。

抉择犹疑者中,首当其冲是慈禧太后。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仅仅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我朝科举)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意无所发明,宜讲求实学,挽回旧习。”最高统治者的一声“讲求实学”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科举的运动似乎已然无法停止,四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历朝历次论争最多不过废而再立,不如清朝末年来得激烈、彻底。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说:“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在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

李弘祺对此不禁有所感慨:“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各种声音对科举废止的评价不一。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道:“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说:“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最大的不幸。”

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说道:“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曾于《五权宪法》等演说中赞扬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的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

100年后,当今学者仍然借鉴科考公平精神,反思当代考试招生制度。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认为:“近20年来,由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科举制度的价值及其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管理方法,尤其是防范作弊的方法,力图从中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

柯任达在他的研究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改革者废除了科举制度,他们让国家和公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西方教育制度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这套。现代教育体系需要大量的

经费,税收落到县里农民头上,他们的钱办起来的学校却远离他们的家,远在县城、省城或者一些贸易中心城市。农民此时哪里还有钱让孩子跑那么远上学?那个时候中国人口90%都是农民,科举被废除了,新式教育他们也享受不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奇生在论文《民国时期乡村权利结构的演变》中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绅士居于乡间。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养成都以农村为中心。这因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

“为维持基层统治秩序,抽取乡村人力和财税资源,国民党仍不得不借重和仰仗土豪劣绅势力,以对乡村社会进行控制。国民党政权愈深入,土豪劣绅僭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愈多,队伍愈庞大,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强烈。国民党惟有听任他们恣意分掠地方社会的权力和资源,以至于出现县政府对之‘防不胜防,撤不胜撤’的无法收拾的严重失序状态。农民赋税负担日益苛重,政府权威失坠,社会动荡混乱。正是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最终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1300年沉积的负重,清政府希望一举卸下,后世又需多少时间来消化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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