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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小说究竟如何抓住人的心灵?

 红瓦屋图书馆 2013-11-01

悬疑小说究竟如何抓住人的心灵?(附照片)

  本报记者 黄纯一 张鹏
  
悬疑就是人生
  悬疑小说似乎是考验人脑力的小说,但是对于悬疑小说家而言,他们理解中的悬疑小说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蔡骏用一个相当精妙的譬喻,解释了何为“悬疑”:“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你在听一个8点半结束的讲座,8点25分,你走出教学楼,在学校门口不小心被一辆自行车撞倒。而骑自行车的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异性。接下去,你们一定会产生某些纠纷,也许会叫来警察叔叔,也许会互换电话号码。从此,你们的人生也许多少会改变一下,甚至完全被改变。但如果你走出校门是在8点35分,那你也许就会与这个人擦肩而过,这辈子无缘相见。”
  这就是悬疑,也就是人生。“不管是差一分钟也好,一厘米也好,生活就完全不同。”他引用电影《霸王别姬》里的一句台词,程蝶衣对段小楼说: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悬疑”与否,就在于形式上的那么一点细微的差别。
  对于悬疑小说的类型,很多人有不同的定义,名称上也有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推理小说等不同说法。蔡骏表示,他所说的悬疑是个宽泛的概念,它可能包括了上述几种小说形式,以及狭义上的悬疑小说形式。他告诉记者,在欧美,“犯罪小说”这个说法比较常见,而在日本,悬疑小说一般叫做推理小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会把科幻的、奇幻的、神秘的、探险的等一切都包含在一起。在中文的语境里,其实不太适合照搬“推理小说”这个概念,会造成很多歧义。很多人认为,在中国,这类小说叫做“悬念小说”更为合适,即小说必须有非常强烈的悬念,从悬念开始,直到揭开悬念结束。这一类型的小说大都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悬念及严谨缜密的逻辑见长。
  在蔡骏的眼里,他自己是社会派悬疑小说的风格。“社会派悬疑”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在日本,其实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松本清张也是诞生100多年的前辈了。从他的作品《点与线》开始,50年代至今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作品。
  “社会派”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往往是由一个社会现象引起的,不单单是一个曲折离奇的事件,它不追逐诡计和智力游戏,而是关注社会心理和人性情感,探究犯罪动因和根源,因此不同于传统的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说。同时,它也并不与某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相关,而是将故事情节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凭借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力以及对人性的深度刻画,描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因此也不同于类似《达芬奇密码》那样的“知识悬疑”。
  “社会派悬疑”可以关乎到社会上每一个人,探讨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它所传达出的是一种接近于严肃文学的力量,让大众产生共鸣。社会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够对社会现实和人性产生一种根源性反思。因此,“社会派悬疑”小说传达的是一种接近于或相当于严肃文学的力量。它能够更为深刻地表达人们因社会身份、阶层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以及人在命运面前脆弱无助的现实。“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大部分的现实不尽人意,甚至是残酷的,这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主体,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幸运的,有太丰富的题材可以关注。”
  
悬疑小说的社会关怀更打动人
  正如对自己的定位一样,蔡骏认为,任何时候,悬疑小说最打动人的都是小说的社会性。最打动人的悬疑小说都是通过故事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某种社会问题,甚至更深层次的人性。
  比如在他的新作《生死河》中,涉及了一些关于中学教育的问题,包括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等等,很复杂也很微妙,可以说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注和写照。
  常常有读者觉得他最近的小说不如以往“惊悚”了。其实,现在的蔡骏不太考虑怎样来吓唬读者的问题了。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每个读者的感受和阅读体验不同,对不同情节的理解也不一样。他认为,需要用小说的整体感觉来打动读者,而不是通过某个片段或者桥段来“惊吓”读者,后者是比较低级的。这就好比国内的一些恐怖电影,常常故事情节支离破碎,通过一些所谓的恐怖情节的桥段和老套手法来吓唬观众,非常小儿科。“很多时候,悬疑小说里不用任何对恐怖氛围的渲染,就是写了一个人的命运,写社会的残忍和人性的真实。悬疑在其中,只是一种叙事方法。”
  故事好看与否首先取决于创意,同时叙事技巧也很重要。谁都无法成为另一个作家,每个作家都有其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比如斯蒂芬·金是蔡骏非常喜欢的作家,但他对于蔡骏的影响是在精神与主题层面,从小说文本来说差异太大,主要是语言与思维习惯的差异。“但作家的目标是共同的”,蔡骏说:“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悬疑小说走进殿堂,真正得到主流读者、媒体、价值观的认同。”
  但是中国的悬疑小说还不属于主流文学,这其中的问题,首先是时间,其次是认识。“社会派”悬疑小说在日本发展了五十多年,读者、作者、主流媒体等都有共同的认可,像松本清张、水上勉、东野圭吾等作家的风格都广为人知。
  尽管十多年来,悬疑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但是仍然存在社会偏见和误解。例如认为悬疑小说就是鬼故事,没有文学性,甚至觉得就是低俗地摊读物。但是,世界上的一些悬疑小说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进入文学殿堂的地步,比如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松本清张的《砂器》等等。蔡骏说,我们的悬疑文学有一天也一定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爱看悬疑小说?全因你对待记忆和信息“不公平”
  《闪灵》、《日落之后》、《盗墓笔记》、《地狱的第十八层》……这些都是常居畅销小说榜单的书籍。而这些小说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说种类——悬疑小说。
  在国内,“悬疑”概念属于舶来品。辞海、词源中,都没有这个词,能够查到的近义词仅仅有“悬念”,解释为:“是指作者为了激活读者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在艺术处理上采取的一种积极手段。”
  对于悬疑小说而言,“悬念”是关键,亮出谜面,藏起谜底,在适当的时候再予点破,使读者的期待心理得到满足。这是悬疑小说的魅力所在。
  悬疑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迅速拥有了一大批拥护者。悬疑小说为何受欢迎?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悬疑小说一方面利用心理学的原理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则在小说中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组织和推动剧情。
  如何让某种事物或者某个信息成为关注的焦点?
  人们通常会强调关注过程中的自主选择,然而,事实上,根据心理学中的“知觉原理”,“焦点关注”有主动与被动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根据自己的行为目标,主动选择将要注意的物体。而第二种情况下,人们为周遭环境中的刺激因素所吸引,其实是被环境中的客体“抓”住了注意力。
  当人们在阅读小说时,为了理解故事,他们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助于这一目标的信息上,这些信息往往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干。同时,那些略显异常、但还没有奇怪到足以抓住读者注意力的细节,则通常会被忽视。
  同时,人们的记忆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一丝不苟、公平公正,而是具有三类重新建构的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信息的真实性。首先,人们倾向于将太过复杂的信息简化;其次,某些“有用”信息会被格外突出和强调;最后,是强大的同化过程,出于某种自我认同感,人们会把陌生或不可理解的信息变得更符合自己的知识结构。
  趋平、精锐化、同化——小说家正是利用这三种“不公平”对待记忆和信息的心理原理,创造读者阅读的快感。
  人们在阅读时,倾向于简化情节,捕捉与故事发展紧密相连的有效细节,同时将那些看似突兀或是无用的信息省略掉。然而,由于“前意识”记忆的存在,这些信息其实并没有被真的扔进“垃圾桶”,而是悄悄隐藏在暗处。
  人们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当读到一本悬疑小说的结尾,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是这样!”这时,那些潜藏的记忆细节就跑了出来,人们将它们重新加工、重新理解。这也是悬疑小说可以做到出其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基本依赖。
  国内的悬疑小说还处于起步阶段,近日,国内悬疑小说畅销书作家蔡骏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艺术创想周,畅谈悬疑小说的“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学上的共鸣机制”,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对话蔡骏】 悬疑小说灵感来源于生活
  文汇报:您从2000年开始创作悬疑小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在风格上,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的变化?
  蔡骏:当时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悬疑小说,只是想写一个故事,写完后发现,可以归入悬疑小说的类型。一开始,当然会有对国外悬疑小说、电影的借鉴,包括斯蒂芬·金等等。后来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最近几年的变化比较大,以往写作可能偏重于故事,往往是一群人或一个人遇到一件离奇的事。现在故事本身已经不是重点了,我更希望能借着故事去表现社会问题。
  文汇报:创作悬疑小说的灵感主要来自何处?此前与现在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蔡骏:关于灵感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灵感无处不在。当然电影会给我带来启发,但是灵感更多地来自生活。生活中阅读、与人接触,甚至是一些细小的细节,看到外面天黑了,叶子飘落了,都可以将思绪带到小说中去。
  文汇报:作为悬疑小说的核心,悬念如何设置?您一般是如何设计情节的?
  蔡骏:我的写作习惯是事先把故事构思好,我会写很长很长的提纲,所以前期我会花很长时间做准备。有时候经常20万字的小说会有2-3万字的提纲,非常详细,有点象写剧本大纲的做法。
  对于悬疑小说而言,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是必要的。悬疑小说与其他类型小说不同,需要有比较缜密的全局观念,特别是中间要埋下很多伏笔,要有通盘的考虑,不断调整写作次序。
  关于小说的人物,当然都是虚构的,但角色必然带有现实生活的影子,部分会有原型,大部分则都是现实生活的影子,再加以性格的极端化。
  至于结尾,其实广义的悬疑小说中可以包容一些不可预知的结果,包括一些灵异的结果。但我近年来的一些创作都比较贴近现实。至于是否有开放性的结论我觉得完全可以,如果小说中大部分的悬疑都解释清楚了,结尾完全可以添加一个开放性的思考给读者。
  文汇报:怎样准备材料?您的小说中包含很多物理、医学等多方面知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些知识是事先有所准备,还是有了灵感再去找材料?
  蔡骏:我也并不是每一部小说中有很多知识背景,特别是近年来的创作涉及知识背景越来越少,比较偏向于现实。我平时自己阅读量非常大,军事、历史等知识我平时都会看,这些也都是我感兴趣的领域,然后都会自然地运用到创作中去。
  文汇报:与斯蒂芬·金、东野圭吾这些悬疑小说家相比,您的小说有何不同之处?或者说中国的悬疑小说家至今为止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
  蔡骏:当然,只要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肯定会反映出中国当下社会的特色。我的作品中可能体现得更多一些,因为我比较关注当下社会的现状。例如在此前的作品《谋杀似水年华》中,我想传达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反映当下社会的不公,这种不公是来自社会身份的差异。小说中写了一个警察的女儿和一个民工的儿子之间多年的感情纠葛,我觉得其中的关键主题是社会鸿沟。这种鸿沟每个国家都有,但中国尤其具备某种特殊性,像是城乡二元对立制度,这些是中国社会独一无二的问题。我想写出来给中国的读者们提供一个观看的角度。
  悬疑小说整个大类在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国外历史都很长。欧美从19世纪就开始了,像柯南道尔、爱伦坡等。日本在二战之前就开始有,中国直到最近十几年才兴起。从时间概念上来说不可同日而语。欧美、日本的基础,不管是作品、作家、社会和读者的认可度都远远超过中国。
  因为时间短,包括作家、读者以及评论在内的整个基础就比较薄弱。主流媒体对于悬疑小说都不太认可,读者接触这个类型的小说也很少,大多数35岁、40岁以上的人从来没有阅读过。而在国外,不仅有很多悬疑类杂志,人们也是从小就开始阅读悬疑小说。斯蒂芬·金这位大师从小学开始就非常喜爱阅读推理悬疑小说。他出生于1947年,属于“40后”,而在中国,到80后这一代才开始接触。
  虽然就悬疑小说本身而言,像斯蒂芬·金这样走进小说殿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相信随着国内经典作品的出现,中国悬疑小说走进殿堂的日子不会很远。
  
【相关链接】 什么是悬疑小说?
  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
  这是以悬疑电影闻名世界的希区柯克给悬念下过的一个著名的定义。
  广义的悬疑小说涵盖各种类型小说,包括推理小说、犯罪小说、惊悚小说、探险小说等等。甚至一部分严肃文学也能和“悬疑”挂钩,因为“悬念”作为情节推动器的一种,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然而,狭义的悬疑小说其实与推理、惊悚等类型小说都有所区别。
  以惊悚小说(恐怖小说)为例,悬疑小说与其虽然同源,但在欧美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却逐渐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恐怖小说大多会有一定的刺激画面,从社会、家庭、个人的角度挖掘人性中恶的本能和潜质,其代表作家为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悬疑小说则更加宽泛自由,不一定要有吓人的场面,也未必要有杀人放火的内容,更多的是设置一个悬疑性的开头,让这个悬念自始至终地抓住读者,并逐步地解开悬疑,从心理的角度影响读者。比如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精神病患者》、《蝴蝶梦》等等。
  大陆的悬疑小说其实是欧美“黑色悬念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黑色悬念小说是在硬派私人侦探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通俗小说。它成型于上世纪40年代,在50年代和60年代最为流行,其最大特色是充满紧张的悬念,关注的重点不是侦探破案和惩治罪犯,而是剖析案件发生的扑朔迷离背景和犯罪的心理状态,作品的叙事角度也不是依据犯罪事实的调查人——侦探,而是依据与神秘事件有关的某个当事人或案犯本身。
  
当代著名悬疑小说家 美国:
  詹姆斯·帕特森:被誉为美国惊悚推理小说天王,《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胜冠军。代表作《伦敦桥》、《一只大坏狼》、《四只瞎眼鼠》、《玛丽,玛丽》。
  斯蒂芬·金:作品销售超过3亿5000万册,以恐怖小说著称。代表作《绿里》、《魔女嘉莉》、《闪灵》、《肖申克的救赎》。
  劳伦斯·布洛克:美国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代表。代表作《八百万种死法》、《谋杀与创造之时》、《别无选择的贼》、《刀锋之先》。
  丹·布朗:创作主题围绕“科学”与“宗教”。代表作《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
  
日本:
  岛田庄司:新“本格派”推理代表。代表作《斜屋犯罪》、《异邦骑士》、《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占星术杀人魔法》。
  绫辻行人:新“本格派”掌门和旗手。代表作《钟表馆幽灵》、《黑猫馆手记》、《水车馆幻影》。
  东野圭吾:从“本格派”转向“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家。代表作《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放学后》、《神探伽利略》。
  宫部美幸:被誉为“松本清张的女儿”。代表作《邻人的犯罪》、《龙眠》、《模仿犯》。
  
欧洲:
  米涅·渥特丝[英国]:被誉为“悬疑小说女王”。其处女作《冰屋》获当年英国推理作家协会年度最佳新作大奖;1993年她的第二本悬疑小说《女雕刻家》荣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1994年她的第三本悬疑小说《毒舌钩》又摘取了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金匕首奖。被称为“推理小说女王”宝座,成为新一代的悬疑小说大师。
  施蒂格·拉尔森[瑞典]:已故的拉尔森代表作有“千禧”三部曲:《恨女人的男人们》(Mansom hatar kvinnor)、《玩火姑娘》(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和《空中碎阁》。(Luftslottet som sprangdes),这三部作品在她死后迅速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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