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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后走入了误区，出现了过度贬低，以至否定的倾向。认为农民战争只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于更极端的言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民战争所发生的历史背景，演变的进程及最后结局的具体分析，还原农民战争的本来面目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使人们对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也使那些错误观点不攻自破。 关键词：农民战争；历史地位；历史作用 对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自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这种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否定——肯定，从贬斥——赞扬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史学界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高度评价了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但随后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对农民战争的评价出现了无限拔高的倾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逐步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对农民战争的评价在逐步纠正左的错误，日趋客观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多贬低，甚至否定农民战争的倾向。 一、目前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战史是历史学的重点，对农民战争的歌颂占了主流。但是主流下有着不和谐因素，出现了否定农民战争作用的观点。最早的一次是在20世纪上半叶，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曾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讨论，有学者提出“农民战争破坏论”。李达认为，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在谈到战争对人口的剿灭时他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在谈到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时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暴动使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明末，农民暴动接踵而起，使社会经济复由繁荣而入于萧条。蒙达坦提出中国农民战争具有特别严重的破坏性，甚至比封建主的战争破坏性更大。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农民战争都阻碍社会发展。德国和俄国的农民战争都对新社会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但中国的农民战争发生于封建社会并无解体征象之时，这种农民战争只能对社会起到破坏作用。此前外国学者就有这类的看法。20、30年代，几位苏联学者就曾提出，中国的人民起义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的僵化状态的根源。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学界开展了“历史动力问题”的大讨论，并重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否定农民起义的思潮在这些讨论中再度兴起。董楚平认为，农民战争严重破坏生产力，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刘昶指出，农民战争是专制制度借以摆脱王朝危机，实现改朝换代的工具。专制制度通过这一机制不断地再生，重建，因此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王戎笙认为，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 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层出不穷，陈胜、吴广起义揭开了农民战争的序幕，唐末黄巢起义第一次提出了“均平”的口号，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田”的要求，将农民战争推到高级阶段。 根据农民革命起义的政治要求，结合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将农民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唐以前的农民起义，为低级阶段。农民的政治要求主要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这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相一致的，随着中国的封建社会向着全盛的阶段发展，农民的阶级斗争也是由低级发展到较高阶段，这便是唐宋两代的农民起义，在这一阶段，农民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平均财产的口号，这远远超过了前代农民起义所提出出的要求，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上了缓慢解体过程，农民的阶级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这便是明代后期的农民起义。这时，农民起义全面冲击封建制度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封建的分配关系，进行减租和抗租的斗争；反对封建的人身奴役关系，要求人身解放。明代后期的农民起义不仅在这些方面具有反封建性质，而且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特点，从而把中国农民的阶段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级阶段。（1） 仅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天启七年三月，陕西向水县人王二率领西安府北部的饥民冲进县城，杀死严催赋税的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李自成，幼年为地主家放牧，21岁当了银川驿卒，崇祯二年，加入王嘉胤起义军，后投奔“闯王”高迎祥。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继续领导这支队伍，在河南、四川一带活动。进入河南后，李自成起义军针对明末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入内城，统治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大顺军进京后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弱点，缺乏统治经验和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客观估计，因而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正当大顺军陶醉于眼前胜利的时候，盘踞在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便暗中勾结满族贵族，准备反扑克了。李自成感到北京无法坚守，便决定撤离。顺治三年，三月奔武昌，被淫雨所困，五月，李自成遇难。﹙2﹚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起义军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为封建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及为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明末农民战争第一次提出了‘均田”的口号，把唐、宋以来农民追求平等的要求，明确地集中到土地之上，均田作为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幻想，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实现，但它却表明农民对于土地的占有决定着贫富的差异的认识，已非常清晰，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以及农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农民战争对社会的作用是破坏还是推动呢？ 1、农民战争对于统治者的借鉴作用 最早的秦末农民战争，就是在秦始皇造宫殿、修陵墓、筑长城、赋役繁重，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同时刑法残酷，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起义军在陈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自立为王，后来发展到几十万人。继陈胜、吴广失败后，项羽和刘邦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于公元前206年，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西汉政权。统治者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还减轻刑罚，文景两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注意法纪，社会安定，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西汉后期，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由此引发的绿林、赤眉起义对其进行了清算。此后建立起来的较稳定的东汉政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多次下令释放和禁止残害奴隶，同时整顿吏治，使社会安定，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灾荒连年，广大农民无衣无食，在社会极为混乱的背景下，应运而起的黄巾大起义为其送终。隋朝初，国家统一，安定，人民负担较轻，经济繁荣发展，出现了“开皇之治”，但随着炀帝骄奢欲望的膨涨，营建洛阳东都，修造豪华的宫殿，修运河，征高丽，无休止的徭役，迫使千千万万的农民背井离乡，大量地荒芜，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连绵，沉重打击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士族制度。﹙3﹚唐朝初期，名臣魏征在向唐太宗上书时说“隋朝之所以账亡，是因为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 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城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干戈不戢”，才造成亡隋的结局。而他在谈到隋末动乱局面时则说“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这里说的“群雄”当是包括各支反隋农民起义军的。开国名臣对前朝的败亡和农民起义大多是这样认为的。唐太宗在总结亡隋教训时也认识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4﹚ 把为政的得失成败看成是有道或无道，而农民群众对有道之主是拥护的，对无道之君则是弃而不用。这里也没有半点责怪隋末农民起义的意思。于是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采取措施，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出现了“贞观之治”。同时通过各族人民参加隋末农民起义，汉族与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加深了，关系密切了，使得李唐统治者失去了制造了族矛盾的必要与可能，从而使得唐代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仅采取了若于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比南北朝的统治者开明。﹙5﹚由此可见，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对新王朝的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因而对他们所实行的政策也是有影响的。 2、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如果农民战争过早被封建统治阶级扼杀，那就将历史带入一个更艰苦的过程，80年代，有些人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前后史学界过分拔高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极左思潮，甚至把失败了的农民起义看作是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祸害，认为农民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具有破坏作用。其实，并不是农民战争对社会生产产生破坏作用，而是社会生产的破坏引发了农民战争。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皇帝，要推动历史发展方面，具有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他又是个暴君，在进行统一战争时期，把庞大军费全部加在人民头上，战争刚一结束，他又大兴土木，作阿房宫，治驰道，修长城。大量征用民力为社会所不堪，单只筑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役使的人力就达七十万人之多。同时又以三十万人防匈奴，五十万人征发岭南。这些服役者大都在饥饿和疾病折磨下死亡。隋炀帝也是一个暴君，大规模的征发徭役，修运河，发动对高丽的战争，造成社会极端混乱，民不聊生，出现“人乃相食”的局面。﹙6﹚在黄巢起义以前，广大农民已经因土地兼并而纷纷破产，被迫逃亡。如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渭南县水源乡三有400户，只剩下100户，其它州县情况大致相同。﹙7﹚封建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造成的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社会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系，也就更谈不上生产的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通过农民的革命战争，才将这种黑暗的统治推翻，或者给以严重的打击，使之受到削弱，从而给社会生产以及封建制度的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打击了腐朽的唐王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减轻了繁重的赋税以及战乱所带来的死亡，不仅拯救了在批劳动者，而且使许多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得以恢复社会生产。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最初以农民起义为前车之鉴，为了维护统治，也会采取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这些就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当时的生产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即使后来统治者进行反攻倒算，重新控制农民，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不能否定的，而促成这些的农民起义的作用更是不能抹杀的，之后出现了一个个的盛世局面，也正说明了农民制造了大量的财富，促成了生产的发展。 3、农民战争对于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作用 封建社会爆发的农民战争，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实际上都是根植于地问题之中的，每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起来，都必然在客观上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冲击，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农民在进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直接把一批官僚、地主、贵族杀死或赶跑。诸如秦朝末年，陈胜、吴广高举义旗，天下莫不响应，广大受压迫的群众立即“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为广大农民所怨恨的这些县令丞，大小地主的结局可想而知了。唐代后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兼并有增无减。唐末黄巢起义军所到之处，不是没收官僚和地主的财产，便是禁止他们兼并土地。攻占洛阳后，发掘并没收了官僚地主埋藏在地下的金银财帛，进入长安后，勒令长安的官僚、地主、富商交出全部财产，号称“淘物”，“富家皆跣而驱”﹙8﹚黄巢建立的大齐政权虽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土地政策，但起义军却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冲击了唐末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黄巢起义后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故五代的后晋有条件实行无主荒田一任百姓开耕的政策，南方十国和北宋初期的统治者也都奖励农民垦荒，北宋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便大有增加。在第一次明确提出“均田”口号的明末农民战争中，杀明朝的藩王、官僚、地主更多，往往使他们或者全家覆没，或者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这样大量在杀死、起跑广占田宅的王候、地主，当然会造成大量的无产田地，便于无地农民的耕种。同时，革命威势一起，地主威风扫地，也使得一部分农民借助革命的威力而敢于从地主手中夺得一些土地，使每一个朝代末期那种高度集中土地于少数不劳而获者手中的状况有所改变。 4、农民战争对于阶级关系变化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前期，这种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虽然作为残余形态而存在，但它已经与封建剥削紧紧地揉织在地起，使一部分生产工作者仍然为主人完全占有，是主人会说话的工具，处于毫无自由的极其低下的地位，这是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正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急风暴雨，在给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扫荡了这种奴隶制度的残余。农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大量地驱杀地主、豪强、封建官吏的同时，也无情地惩罚那些以剥削奴役奴隶而发财致富的大商贾，大手工业者及封建王公、列候，使许多身陷奴隶主，封建主的枷锁下的奴隶们得以解放出来。秦末农民战争中，有吕臣领导的一支“苍头军”，便是由奴隶组成的一支队伍。陈胜失败后，这支军归附了项梁，吕臣竟在楚政权下做了司徒，可见这支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固然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奴隶不少，更主要的是说明农民战争一起来，奴隶们便勇敢地投入了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他们或者光荣地战死疆场，或者在革命中摆脱了奴隶地位而得到解放。绿林、赤眉军中有奴婢参加，并且得到解放。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生产关系中最落后的这一环节便大大地削弱了。正是这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不断地冲击，解脱了奴隶们颈脖上的锁链，使得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残余渐渐削弱，最后解脱了封建制背上所背的这一沉重包袱，不仅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而且也是封建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进步。虽然由于地主们的顽固维护，使得蓄奴之风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直至明清，甚至解放前旧中国的一些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家内仍然存在数量不等的奴隶， 但这些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奴隶，而且这种蓄奴制度也是在农民战争不断打击下，越来越走向削弱的。 隋着土地私有制的日渐发展，国家控制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地主的佃农。但在封建社会前期的所谓佃农，他们与佃主之间不仅仅是租和佃的关系，而且还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超经济的强制和奴役。东汉王朝是刘秀在各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镇压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便“尊奖兼并之人”，对豪强地主奉行放纵政策。豪强贵族在东汉政权的纵容支持下，无不拚命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广占田宅，将大量的农民变为自己的依附者。形成“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状况。滥觞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而进一步形成起来的门阀士族集团，是地主阶级中的最腐朽的阶层，这时形成和发展的宗族、部曲等，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反动的一环，是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的地位降到了封建社会可能达到的最低程度，与农奴地位所差无几。这种腐朽的制度从开始出现之日，就受到了农民阶级的强烈反抗。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反复较量。东汉末的黄巾起义中，曾经杀掉了一批豪强地主及他们的刺史、太守。造成了“民人分散，地业无主”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是高门士族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时期。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中，继续把矛头指向门阀士族，给以王、谢为首的世家豪族势力严重的打击。士族制度的形成有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因而这种制度要退出历史台绝不是容易的事。通过这个时期数百次农民战争的反复冲击，渐削弱高门士族的势力，加上士族集团的内部斗争，以及庶族地主和少数民族酋帅的不断反抗，促使高门士族势力衰落下去。﹙9﹚隋末农民起义中，义军所到之处，得隋官及士族子第皆杀之，基本上打垮了门阀士族及荫客制。隋末农民起义并没有将世族门阀制度彻底摧毁。唐初政权仍然被门阀势力所把持，唐太宗曾编氏族志贬低山东氏族的地位，但其在朝廷仍有相当势力，武则天虽打破了关陇集团对于朝廷的把持，将政权开放给一般中小地主，可是在中唐以后朋党之争使门阀世族的势力仍然很大。在世族门阀制度下，贵族子第无才无德，也可凭藉门第做官，对政治起着极大的危害作用。 黄巢早在青年时代，就对门阀世族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况十分不满，后来，起义军所到之处打杀官僚士族地主，许多衣冠世族都被起义军杀死。起义军入长安后，“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此外，黄巢在称帝之前，又杀尽了李唐王朝在长安的宗室。起义军还焚烧了唐朝的宗庙，毁掉了唐朝的祖坟，破除了封建皇帝宗庙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黄巢起义军打乱了唐朝困有的封建秩序，贵族官僚地主大量被打杀，农民将领当上了大齐新王朝的高官。﹙10﹚经过黄巢起义的扫荡，唐末的官僚士族大地主多被杀死，门第风尚，全被摧毁。这种腐朽的制度被彻底铲除了。此，我国自秦汉以来，生产者遭受豪强地主役使的完全录属关系开始改变。到了唐代中叶，封建的契约租佃关系便有较多的出现。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有力推动，进入两宋时期，契约租佃关系便普遍发展起来了。在这种契约租佃关系下的佃农，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对地主无条件的服从的近似农奴地位的佃奴，而是契约性的佃农了。这种生产者较高地位的获得，正是农民阶级无数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农民战争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由发展而进入它的繁荣时期，生产者地位的改变也是一个方面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30页 [2]：《中国古代史》下册 朱绍候、齐涛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3]：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新论 攀枝花大学学报 黄英 1999年3月第16卷第1期 [4]：实事求是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苏双碧 {5}：《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四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12月第1版 [6]：《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11月第1版 [7]：《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8]：黄巢传 新唐书（卷255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9]：《中国农民战争史》 魏晋南北朝卷 朱大渭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5年10月第一版 263页 [10]：论黄巢的历史作用 南昌大学学报 俞兆鹏 2000年7月第31卷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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