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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欧洲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前后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中国制造”成为时尚与品位的象征
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17世纪以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常用它来治偏头痛。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此外，来自中国的漆器、扇子乃至轿子等都一度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时尚，包括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养中国金鱼等，这些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 “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马上引来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18世纪，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 “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18世纪前后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流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剧的风靡上。1735年，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戏剧热。伏尔泰又进一步改编，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一连演出了很多场。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上演了这部中国戏剧。据统计，仅在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科举被视为选官制度的蓝本
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这难免会带来许多弊端。到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蓝本。由此，法国在大革命后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引进了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有“欧洲的孔子”之称的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他的极力说服，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杨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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