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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辫子戏：在大快人心中死去
孟近仁/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至今，“辫子戏”的热播持续了一个十年。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和大众的普遍社会心理需求同时参与并支持着“辫子戏”的持续飘红——据相关调查机构提供的数据，1995年的《宰相刘罗锅》红透中国以后，《还珠格格1》曾创下42％的一周收视率新高，《还珠格格3》在天津电视台播出时以17.6％的收视率稳居首位；《康熙微服私访记3》北京地区的最高收视率达30％，内陆最高收视率达50％多；《康熙微服私访记4》在北京播出时有平均22%的收视率；《铁齿铜牙纪晓岚1》北京地区的最高收视率达30％；《铁齿铜牙纪晓岚3》的收视率为16.3％；《雍正王朝》在1999年取得了将近20％的收视成绩，并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康熙王朝》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的平均收视率为16.1％；《孝庄秘史》在北京播出时最高收视率15％，平均收视率12％，在湖南、湖北、江浙、台湾和香港，该剧创下了收视最高的佳绩。没有统计在内的还有一些“派生戏”和“跟风小制作”，这些剧目虽制作粗糙，文化内涵低下，但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在90年代到零年代中期的十年里，除了半路杀出的“韩剧”能望其项背外，而由“辫子戏”派生出的其他古装剧，反贪剧均没有像辫子戏这样的收视杀伤力。“辫子戏”的大热折射了那个年代的喧嚣与躁动，现在“辫子戏”已经渐入颓势，应该出来好好反思一下这让人恶心的“奴才”“主子”一家亲的清宫戏了。
透过重重影象与文本，不难总结出“辫子戏”在那个年代全线飘红的深层原因：一是打闹卖乖的疯女孩再配合清廷独有的奴才式小人的插科打诨刺激了民众“性挑逗”的庸俗心理，大众麻木的神经得到了浅层的性安慰和愉悦；二是，在这个日趋势利的社会里，民众对奴颜婢膝的势利眼和狗腿子的痛恨成为一种普遍情绪，而在辫子戏里这种小人往往被强大的君权和耿直的清官们所玩弄、侮辱，满足了人们虚妄的报仇心理；三是把大众对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的腐败，漠视民众以及外交上不够强硬等热点问题的不满，被修饰打扮后嵌进剧情叙事里，通过明君圣帝和清官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无疑满足了大众无意识的政治快感；四是电视剧商业机制的僵化直接造成了年产过千集的“辫子戏”，据说这种戏对制作商来说回报率很高，而且它制作经验丰富，可操作性强，是最赢利的剧种之一。五是官方的默许和暧昧的支持——歌颂帝王和清官的“不容易”，突现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出现“盛世”的主题；解决贪污要靠“组织”，对外强硬要有雄厚的“国力”等等“清宫模式”对那时候官方希望的“安定团结的大局”应该影响不坏吧？
清宫辫子戏的那恶心的嘴脸和发臭的奴才气终于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电视剧制作商肯定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点儿：再拍辫子戏终究会丧失民心的。首先，对满清这个让士人国民自称“奴才”的朝代的歌颂和美化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的批评。而且对满清的阴暗面的持续暴露和批判将引导民众热情的回潮。其次，把戏噱和“性挑逗”抽离后，大部分“辫子戏”的情节逻辑暴露无遗，对“辫子戏”的深度开发加剧了“情节同化”的危机，所以以“问题”为中心的“辫子戏”面临着情节单一乏味以及不能自圆其说的危险。再次，影视文学向严肃深沉的风格回归的趋势势必瓦解“辫子戏”的资本基础和群众基础，“辫子戏”内部的分裂已经很明显：“戏说”已经式微，严肃的“正说”开始流行。后来，“辫子戏”果然一改以前的吵闹和庸俗而玩起深沉和权谋，二月河的康熙、雍正、乾隆系列应运走红。幸好“正说”是戏份本来就很少，清朝皇帝也不过13个而已，所以想跟风炒作光编剧就是很困难的事，这种严肃风格适时地成为了“辫子戏”的掘墓人之一。因此说来“辫子戏”的确已经进入了癌症末期。所以，现在我们终于可喜地进入了“后辫子时代”。
但是不管怎样“辫子戏”的麻醉功能还在，社会心理安慰功能还在，它虚构的时空既是鸦片，也是给这个趋于疯狂的社会一针镇静剂。更关键的是，首都是当前的文化中心，也是影视资本的集散地，而首都人民对奴才时代似乎还有某种流连，而且还有一些有皇帝瘾的少数人、少数实力派还按耐不住内心的“皇族冲动”。资本和历史欲望是真正支撑“辫子戏”的隐藏在水下的冰山。因此“清宫辫子戏”做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要知道任何麻醉品药效都是有一定期限的，“辫子戏”再折腾也不过是回光返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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