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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的学术乃有大格局 ——杂忆吴师熊和 方勇 文汇报2013-11-11第十一版
图片作者：黄联勇 业师吴熊和先生仙逝已一载，我怀想在心，感念良多，常有意撰文追忆先生，然而思及同门皆承继先生学问门径，各开风气，光大词学领域殊多，唯吾一人，虽有幸忝列门下，却至今未能一窥词学堂奥，未免汗颜，因而举笔迟疑，恐有负于先生。今同门编辑先生之纪念文集，我虽为“教外别传”，亦理当从旁作些回忆，以摹写先生之侧影。 吴熊和先生得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真传，实为一代词学名家，而我所习重在先秦文学，稍涉汉魏六朝。能从先生求学，实属天缘巧合。1989年，我曾参加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先生的先秦文学博士生招生考试，但在面试后不久，杨先生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因我祖籍浙江，杨先生在面试时曾对我说起与任教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私交甚厚。故1994年2月5日，我从北方回家过春节，途经武林，意欲报考姜亮夫先生的先秦文献学博士生，然而姜先生已是久病在床。因此，杭州大学研招办便推荐我报考吴熊和先生的唐宋文学博士。我拿着先生家的门牌号，换了数路公共汽车，贸然前去叩门。幸蒙先生不嫌鄙陋，才得以随从左右，亲聆謦欬之音。 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我仅辑校过南宋遗民方凤的诗文，在词学研究方面并无基础，因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最终定为《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在吴熊和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经过我的三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题目，并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肯定。随后，我赴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了先秦文学研究上。在外人看来，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研治三年宋元文学，又不能稍窥先生词学之门径，未免留有遗憾。但我心内十分明白，吴先生的恩泽，并不止于指导我圆满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而更在于对我学术眼界与长期规划能力的惠益与提升。 自1994年9月入杭州大学求学后，我曾多次听闻，“文革”期间，吴先生仍治学不辍，没有荒费时间。我在中文系资料室所藏《四部丛刊初编》、《丛书集成初编》两部丛书中，也每每亲见先生的钢笔眉批，甚能见出先生用力之勤，用心之专，见解之新，使我感触甚深。同时，每当奉读吴先生的著述，或当面请益时，更能直接感受到其学养之深。先生非凡的学术见识，常使我受益匪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依照先生的点拨，阅读了大量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甚至连江南地区的大批方志、族谱也在我的搜讨剔抉范围之中。此一过程，为我大大开拓了学术眼界，也使我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有了整体的把握。日后，我之所以敢于着手《庄子学史》这样的大选题，甚至更大的课题，也深深得益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眼界之拓展。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期间，曾听该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一位年轻教授说起，吴熊和先生的文献功底之深、阅读面之广，在同辈学者中并不多见，尤其在词学方面，哪里多了一条材料，哪里少了一条材料，他都了如指掌。此言不虚。记得我在完成《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前两章后，将稿子送去请吴先生指教，先生即在上面增添了两条材料，对于支持我的观点甚有作用。而此前我虽经极力搜索，却并不曾发现。于此，更使我增添了对先生的敬佩之心。事实上，吴先生的博览并不限于专业书籍，而是延伸到了各个方面，他对于杂史乃至各类小说作品等，时有翻阅，得闲还与我们畅谈心得。我到上海工作后，创办了《诸子学刊》，每辑必及时寄奉先生，先生则对每辑都会通读一遍，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我将陆续出版的著作先后寄给先生，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2012年6月12日我把刚出版的《庄子纂要》寄给吴先生，先生14日下午就给我打来电话，除了表示高兴外，还说拟在病中读完此书（八册精装本），这真让我惊讶不已，已在绝症中挣扎的先生，竟然还有如此的热情与毅力关注学问！ 跟从吴熊和先生以来，我深深地感受到，学者需要有积厚之功，投机取巧是成不了大学问的。在当今社会的浮躁风气中，吴先生确实堪称厚积薄发的典范。他指导我们做学位论文，必须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底作基础，要求杜绝一切无根之谈。他甚至主张，硕士生应集中精力读书，可以不写毕业论文，以尽可能弥补现有学制所造成的缺失。近十来年，吴先生在与我的通话中，屡次询问我是否招到满意的学生，尤其对于现在的学生（包括本科生）不怎么读书感到十分担忧。吴先生的这些治学特征和思想，对我的治学以及指导学生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吴熊和先生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1994年9月，我到杭州大学入先生门下求学。先生第一次授课时就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是为了解放思想，不能去读某些硬性规定要读的书，这在当时是属于很有勇气的话，但对于我这位素来厌恶政治说教的学生来说却非常中听。此后几位同门一起去先生家请益，我便问起：治学是否要远离政治？先生却非常明确地说，脱离政治的学问属于小道，并没有多少价值。1997年12月上旬，吴先生因事晋京，下榻于北大勺园，我前往看望时，曾说起当时有位中青年学者，因染指政治，在短时间内身价百倍，先生以为我有羡慕之意，就告诫我说：政治生命短，而学术生命长。我1999年7月到上海工作后，有一次去杭州看望吴先生，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块写有“优秀共产党员”奖牌时，问起：“吴先生，您原来还是共产党员？”先生爽然回答：“我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对于吴先生的这些话，我一直琢磨着，渐渐明白：治学既要远避政治说教，又必须关注政治，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更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为学术”的学术，仅以学术谋求一己之私，是创立不了大的学术格局的。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文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各学科多人满为患，使青年学子们不免茫然。我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业时，曾在吴先生面前感叹：“现在研治学问者如此众多，如要冒尖，难乎其难！”吴先生却很干脆地答我：“现在从事学术者众多，却没有几个是潜心研究的；而过去虽然人少，大多都专心致志。”先生的话使我顿开茅塞，并逐渐提高了自信心，认识到做学问必须全身心投入，而不必以竞争对手的多寡为念。多年来，我常常将这一道理讲给学生听，相信其中悟性高者，必能由此认识到自身潜力，从而在将来的学术角逐中渐渐脱颖而出。 关于如何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吴熊和先生也提出了自身看法。我因为做博士后，又换了工作单位，延误了职称的评定，对此曾在吴先生面前略有微词，但先生对此事却看得非常淡然，认为评上职称只是迟早的事，而学术的成功则取决于强有力的后劲，若只图眼前利益，不顾培植后劲，终究不会有大的成功。吴先生从来不愿向学术刊物推荐自己学生的文章，也不愿意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言，在他看来，学生自己投稿，如被正常采用，说明大致已达到发表水平，而学生所撰的著作，到底有何优点，有何不足之处，则应该多让学术界来发表客观意见，岂能由先生来预作定论？至今想来，先生的这些识见都超越庸常，尽管在当下的社会风气中，人们往往不会选择这么做。 对我最有启发，使我获益最深的，莫过于近十多年来吴熊和先生对我的学术整体框架构建的指导。在完成《庄子学史》、《庄子纂要》等书稿后，我曾专程前往武林，登门请教吴先生，拟暂时离开《庄子》研究，到宋元明清开辟一方领地。但吴先生指出，先秦诸子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庄子又是其中的一棵大树，虽非独帜，可毕竟这样的大树在历史上非常之少，因此吴先生建议我不能放弃对庄子的研究。而且他还认为，我所创办的《诸子学刊》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哪怕现在停刊，也已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并劝我应当利用这些优势，在诸子学方面进一步开拓更宏大的新局面。在此之前，甚至在我来沪上工作之初，先生就当面或在电话中多次告诫我，上海最为我国南方的文化重镇，是曾足与京派相抗衡的海派文化所在地，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学术契机也很多，但如果把握不好，则易因小失大。所以先生要求我放弃一切小打小闹，以及那些普通人都能完成的题目，而是要选定几个好题目、大题目作深入开拓，力争完成一般人难以攻克的好题目、大题目。先生的这些建议，对于我把握好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内的整体规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先生常引夏承焘先生的话说：“大学者是出题目的，小学者是做题目的。”吴先生实为出题目的大学者，贶我良多！ 忆及以上种种，自入先生门下，我虽未能于词学得万分之一，仅为“教外别传”，但学术之精神本相融相通，先生之道德文章与学术理念更使我受益无穷。我对先生，既有身为门弟子的深切追思，更始终怀有对大学问家的崇敬之情！2012年11月2日，噩耗传来，我悲痛不能自已。念玉龙哀曲，已杳仙乡，纵中霄立雪，难唤钱塘。11月7日，我设灵位于沪上，率弟子二十余人，沉痛悼念吴师熊和。薪尽火传，先生千古！ 癸巳仲秋识于沪上（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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