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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的古碑情 ■ 文/ 汪小玲
（原载《徐学研究》2012年12月，总第24期）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是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他“见奇必探，遇险必截”，足迹遍及两都（南京、北京）十三布政司（相当于现今十九个省），并为后人留下了一部60多万字的日记体文学作品——被称为“千古奇书”的《徐霞客游记》。 这部游记记述了徐霞客大量考察古代碑刻（包括摩崖、题额、题记等各类刻石，下同）的活动。据初步统计，游记纪录有徐霞客考察古碑活动的天数为150多天，徐霞客考察古碑的具体地点（景点）为160多处，徐霞客考察过的、明确纪录了内容、或作者姓名的碑刻作品总量为220多块。这些数字说明，徐霞客考察古碑并非偶然、不是一时兴之所致，而是他旅行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游记记载：1637年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下文均同），徐霞客在广西融水真仙岩，“搜览诸碑于巨石间，而梯为石滑，与之俱坠，眉膝皆损焉”（《粤西游二》）：1639年正月初十，徐霞客在云南宾川鸡足山罗汉壁仰高亭抄录古碑，“风撼两崖间，寒凛倍于他处，文长字冗，手屡为风所僵。”（《滇游六》）——为了搜览、考察古碑，徐霞客历经艰险、常承受肌体创伤的疼痛，这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他不畏艰难的精神、对古代碑石文化的深切的感情，以及考察古碑的炽烈的热情。
一、徐霞客考察古碑频密的地区、地点 根据《徐霞客游记》，徐霞客考察古碑的活动，主要见于“楚游”、“粤西游一”、“粤西游二”、“粤西游四”、“黔游二”、“滇游四”、“滇游五”等七个部分内容。从时间上看，则主要集中在1637-1638年期间。此前，从霞客1607年初游至1636年大西南之行前，所见考察古碑的记述相对较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十年，游记内容散佚比较多：根据推测，徐霞客所写游记总计应有200多万字，而现存《徐霞客游记》60多万字，仅为其中三分之一，散佚的140万字绝大多数为这三十年。因此，1636年前徐霞客考察古碑的纪录比较少，并不表明徐霞客未对古碑予以足够关注。 从现存《徐霞客游记》内容来看，徐霞客考察古碑比较频密的地区主要有六处：一是在湖南永州境内，徐霞客于1637年三月中旬留下了5条考察古碑的纪录；二是在广西阳朔，1637年五月二十四日，仅仅一天，徐霞客就在游记里留下7条考察古碑的纪录；三是在广西融水，自1637年六月二十五至七月三日，不足10天的时间里，徐霞客留下12条考察古碑的纪录；四是在云南昆明，1638年十月二十五至十一月初七，半月不到的时间，留下14条纪录；五是在广西宜山，1638年二月二十六至三月十二日，半个多月的时间，留下20条纪录；六是在广西桂林，1637年闰四月二十九至五月十五、1637年五月二十六至六月初十，前后两次30天时间，徐霞客留下了51条考察古碑的纪录。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徐霞客考察古碑，最集中的省份是广西，最频密的地区是桂林。 再从具体地点（景点）来看，徐霞客考察古碑活动比较密集的地点（景点）有九处：①河南嵩山，1623年二月下旬，游记中有8条考察古碑的纪录；②湖南宁远九嶷山，1637年三月下旬，游记中考察古碑的纪录也有8条；③广西桂林虞山，1637年闰四月二十九，5条纪录；④广西桂林屏风岩，1637年五月十一，6条纪录；⑤广西桂林七星观，1637年六月初二，5条纪录；⑥广西融水真仙岩，1637年六月二十六至七月三日，11条纪录；⑦广西宜山龙隐岩，1638年三月初九，5条纪录；⑧云南昆明安宁北岭，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6条纪录；⑨云南宾川鸡足山，1638年十二月二十八至次年正月十九，13条纪录。——其中有三处密集地点（虞山、屏风岩、七星岩）都是在桂林。这进一步说明，桂林是徐霞客考察古碑活动最频密的地区。 那么，桂林何以成为徐霞客考察古碑最频密的地区？ 桂林山水之美，世人皆知。徐霞客自1637年闰四月二十八日进入桂林，到六月十一日离开，除了五月中下旬短暂前往阳朔，在桂林停留了三十多天时间，这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大量考察桂林古碑。 更重要的是，桂林是我国最重要的古碑聚集地之一，现存唐至清代碑刻多达约2000件，“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叶昌炽《语石》）就是对桂林碑刻的真实写照；从体裁上看，有题名题记、诗词曲赋、赞颂歌铭、论说评议、序跋书札等；从书体上看，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全。而在2000件碑刻中，尤以宋刻为最，据统计，桂林两宋留存摩崖、碑石书迹为480余件，这是全国其它各地无与伦比的，因此有“汉碑看曲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说。 北宋中后期，党争甚剧，士夫文人贬谪者接踵而至桂地，众多文人学士的到来，带动了文化发展。而南宋偏安江南，桂林及其所在岭南地区地位提升，它们北连湖广中原、西通贵州云南、南达雷琼交广，四方财货汇聚于此，于是桂林、岭南文艺空前繁荣。这些都是桂林成为宋刻聚集地的主要原因。 ——徐霞客在桂林，频密考察古代碑刻，既是出于他本人的主观选择，更是出于桂林碑刻众多的客观实际。
广西桂林水月洞，宋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并序》（拓片）
广西桂林，七星后洞，宋·范成大《碧虚铭》
广西桂林，琴潭,方信孺“琴潭” 二、徐霞客考察古碑的具体方式 徐霞客考察古碑的具体方式，从他在游记里频繁使用的词（字）来看，有以下三种—— 1．“读” 如：“读黄贞父碑……”（1636年十月十一日）、“石间镌刻甚多……急不暇读”（1637年三月十四日）、“亭四旁多镌石留题，拂而读之”（1637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大宋摩崖碑》）其书甚大而高，不及尽拭而读之”（1637年五月十一日）、“拭碑而读之，则西山也”（1637年五月十二日）、“拭左崖，再读跋”（1637年五月十五日）、“又有碑记二方，其一不可读”（1637年六月二十九日）、“有石碑，已磨灭无文，拭而读之”（1637年十月二十三日）、“穴侧亦有陈贤诗碑，已剥斑脱落不可读”（1638年十月二十九日）、“三塔各有碑，尤可读”（1638年十一月初七）、“侧有石碑，拭而读之”（1639年三月二十一日）…… 此外，还使用与“读”字含义相近的“观”、“辨”等字：“遍观诸碑，乃诗与祝词”（1637年三月二十六日）、“观其堂额，始知其祖名陈学夔”（1638年三月初四）、“以其草书多剥，有数字不辨焉”（1637年五月十五日）、“其后壁大镌‘寿山福地’四大字，不辨其为何人笔”（1637年六月二十九日）…… 其实，在游记中，未明确使用“读”、“观”、“辨”等字眼、而实际隐含“读”的考察方式的记录更为普遍。——甚至可以说，凡游记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纪录，都可以看作是徐霞客采用了“读”的考察方式的结果： （1）古碑的具体名称 游记中明确记述的古碑名称有48个：《周颠仙庙碑》（1618年八月十九日）、《戒坛记》（1623年二月二十二日）、《达摩碑》（1623年二月二十四日）、《张真人墓碑》（1636年十月二十三日）、《大禹七十二字碑》（1637年二月初一日）、《中兴颂》（1637年三月初十日）、《九疑山铭》（1637年三月二十四日）、《永福禅寺记》（1637年三月二十六日）、《袁子训碑》（1637年四月十一日）、《甘泉铭碑》（1637年四月二十七日）、《韶音洞记》（1637年闰四二十九日）、《舜祠记》（1637年闰四二十九日）、《太平岩记》（1637年五月初四日）、《大悲尊胜》（同前）、《西岩记》（同前）、《金丹秘歌》（1637年五月初六日）、《佘真人歌》（同前）、《养气汤方》（同前）、《遇仙记》（同前）、《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1637年五月初七日）、《桂岭碑》（1637年五月初八日）、《诸葛碑》（同前）、《元祐党人碑》（1637年五月十一日）、《壶天观铭序》（同前）、《大宋磨崖碑》（同前）、《吕公洞诗》（1637年五月十二日）、《张安国碑》（1637年五月十五日）、《程公岩记》（同前）、《开洞记》（1637年五月二十四日）、《来仙洞记》（同前）、《碧虚亭铭》（1637年六月初二日）、《登七星山诗》（同前）、《曾公岩记》（同前）、《方范二公漓山祠记》（1637年六月初三日）、《水月洞碑》（同前）、《柳侯碑》（1637年六月十六日）、《真仙岩记游》（1637年六月二十六日）、《真仙岩诗叙》（同前）、《春题真仙洞八景》（同前）、《党籍碑》（1637年六月二十七日）、《画鹘行》（同前）、《老君像碑》（1637年七月初一日）、《丹霞绝句》（1638年三月初九日）、《丹霞山建桥记》（1638年五月初一日）、《渊公碑》（1638年十二月十七日）、《泛湖穷洱源》（1639年二月十九日）、《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1639年三月十三日）、《石门桥诗》（1639年三月二十一日）等。 （2）古碑的作者 游记明确记录古碑的作者（撰文者、书写者、立碑者）有120人，按在游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世庙”（明嘉靖帝朱厚熜）、明高帝（明太祖朱元璋）、祖无择、寇武仲、苏才翁、裴迥、徐浩、陆长源、陆郢、米襄阳（米芾）、陆务观（陆游）、黄贞父、赵松雪（赵孟頫）、韩熙载、徐铉、颜鲁公（颜真卿）、李挺祖、方信孺（方孚若）、蔡中郎（蔡邕）、颜鲸、郑舜卿、向子廓、袁子训、元次山（元结）、邹浩、张南轩（张栻）、赵彦晖、李时亮、曹能始（曹学佺）、魏了翁、王骥、张西铭（张栻）、朱紫阳（朱熹）、吕好问、陈黼、刘仙（名景，字仲远）、寇准、张平叔（张伯端）、唐少卿、孔镛、俞大酞、范石湖（范成大）、侯彭老、赵岍、张孝祥（张安国）、李彦弼、吕愿忠、胡槻、刘居显、苏东坡、王之臣、莫孝廉、莫臣、李杜、朱经弇、熊氏、王宗沐、刘天授、吴国仕、许如兰、张维、刘谊、陈倩、张鸣凤、韩文公（韩愈）、杨芳、唐容、胡邦用、龚大器、韩忠献（韩琦）、黄山谷（黄庭坚）、李桂高、饶某、韩都宪（韩雍）、王贞吉、任粹、张居正、建文君（明建文帝朱允炆）、李侯、张运、吴文光、崇祯帝（朱由检）、张丹霞（张自明）、刘棐、彭挥使、朱公、傅宗龙、闵公、张涣、沈思充、“冷然”（杨师孔）、“燕泉”（何孟春）、姜思睿（谱明？）、御风、朱化孚、杨升庵（杨慎）、张凤翮、陈贤、汪从龙、宋按君、赵祐、张宪副、鹤峋居士、王士性、倪按院、程还、冯元成、毛堪、“白岳”、 王元翰、蒋宾川、李元阳、周懋相、黄华老人、罗汝芳（罗近溪）、朱泰桢、吴参戎、王英、王时、姜按君。——其中，东汉1人、唐朝8人、五代1人、宋朝42人、元朝3人、明朝56人，年代待考9人。 （3）徐霞客考察古碑后获得的新认识 游记大量记述了徐霞客考察古碑后在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所获得的新认识：1623年二月二十四日，徐霞客考察河南嵩山初祖庵中殿古碑，游记记述“碑言（六祖手植柏）自广东置钵中携至者”；1637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湖南宁远九嶷山玉琯岩考察蔡中郎《九疑山铭》，游记记述：“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而此为九疑山之中也。始知在箫韶南者为舜陵，在玉琯岩之北者，为古舜祠”；1637三月二十六日，考察九嶷山舜庙“露立一碑”后， 游记记述：“此山昔为瑶人所据，当道剿而招抚之者”；1637年五月初二日，考察广西桂林“曾公之记”（即《曾公岩记》），游记记述：“始知是洞昔名冷水岩，曾公帅桂今桂林，搜奇置桥，始易名曾公岩”；1637年五月十二日，在广西桂林中隐山吕公洞，考察《吕公洞诗》后，徐霞客写道：“余见之，更憬然喜，始知佛子岩之即吕公，吕公岩之即中隐也”；1637年六月初十日，在桂林琴潭岩考察“琴潭”二大字后，“始信‘陈抟’之果为音讹，而琴潭之终不以俗没矣”；1638年五月初三日，在贵州盘县一洞见“碧云洞天”题额，“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1639年三月二十四日考察云南永平观音山脊碑刻后知“昔武侯过此”……。 以上三个方面，徐霞客只有经过对古碑的“读”（泛读、精读，选读、通读等）才能获得。 2．“录” “录”，即是“抄录”。游记中大量使用“录”字描述徐霞客考察古碑的方式：“余喜其名，欲录之”（ 1637年五月初七，广西桂林穿云岩《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欲更录《程公岩记》并《壶天（观）铭序》。……入程公岩，录东崖记、铭二纸。……崖高石侧，无从缘拭，抄录甚久……复肩至岩中，缘拭数字，尽录无遗。……第以胡槻诗下刘居显跋未录”（1637五月十五日，广西桂林屏风岩）、“……录《来仙洞记》”（1637年五月二十四日，广西阳朔石人峰来仙洞）、“……此文纪诸胜为详，录之”（1637年六月二十六日，广西融水真仙岩《真仙岩记游》）、“余与静闻乃少憩山南三教庵，录张鸣凤羽王父所撰《方、范二公漓山祠记》”（1637年六月初三，桂林象山）、“……亟出纸笔录之”（1638年五月初三，贵州盘县碧云洞张涣等人诗碑）、“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云南安宁曹溪寺杨升庵著碑）、“录碑文于天长、善雨之间……有张宪副二碑最长，独不及录”（163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云南宾川鸡足山天长阁）、“……余因低悬其轴，以案就录之。……迨暮，录犹未竟”（163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云南宾川鸡足山兰陀寺殿前卧碑）、“有一碑卧楼板，偃踞而录之”（1639年正月初四，云南宾川鸡足山玉龙阁）、“余前过此，见亭中颓，不及录其文而去，故此来先录之。……录竟，日色西倾”（1639正月初十，云南宾川鸡足山罗汉壁仰高亭）、“遂至大碑后录其诗”（1639年二月十二日，云南鹤庆青玄洞诗碑）。 除了明确使用“录”字，游记还保留了大量古碑刻的内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录”字，但毫无疑问都是徐霞客抄录古碑的结果：1636年二月二十二日，湖南衡阳石鼓山合江亭石柱对联（“临流欲下任公钓；观水长吟孺子歌”）；1637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记，解缙七言绝句（“阳朔县中城北寺，云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1637年闰四二十九日，王骥《登虞山七律诗》（“帝德重华亘古今，虞山好景乐登临。峰连大岭芙蓉秀，水接三湘苦竹深。雨过殊方沾圣泽，风来古洞想韶音。同游正值清秋节，更把茱萸酒满斟”）；1638年三月初九日，广西宜山九龙洞题诗（“左行曰：‘百尺长兮手独提，金乌玉兔两东西’，右行止存一句曰：‘成言一了闲游戏’，及下句一‘赤’字”）；1637年五月十二日，广西桂林中隐山《吕公洞诗》（所抄录为长篇内容，此不引用，可参阅同日游记，下同）；1637年六月初二日，范成大《碧虚亭铭》和《将赴成都酌别七人题名》；1637年六月二十六日，唐容《真仙岩记游》、胡邦用《真仙岩诗叙》、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等；1637八月十四日，广西横县乌蛮滩马伏波庙立碑；…… 这些说明，“录（碑）”是徐霞客考察古碑的另一种行为方式。 徐霞客录碑，对于镌刻在高崖石壁者，往往借助长梯完成：1637年五月初七，为录桂林穿云岩《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由于“高不可及”，乃使“道士取二梯倚崖间，缘缘分录”，最后才得以录完（《粤西游一》）；同月十五日，在桂林屏风岩考察侯彭老《程公岩记》和范成大《壶天（观）铭序》，因“崖高石侧，无从缘拭”，不得不“以衣质梯”、并“肩至岩中”，才抄录了两碑文字（《粤西游一》）。当然，在更多情况下，无法寻找长梯，徐霞客只能攀岩登高、冒着摔伤的风险去录碑。 3．“拓” “拓”，也叫“摹（模）拓”。徐霞客古碑“摹拓”意识很强，他常以是否“可摹（模）”、或“可拓”来评述古碑的保存状态：1637年闰四二十九日，广西桂林虞山韶音洞，他见朱熹《舜祠记》、张西铭《韶音洞记》后，分别评为“尚可摹”、“字尚可模”；同年五月初九，在广西桂林三教庵见方信孺诗刻，评曰“犹完好可拓”；同年五月十一日，见桂林屏风岩古刻“字尽得松膏之润”，评为“如摹拓者然，虽蚀亦渐可辨”。（均见于《粤西游一》） 由于摹拓需要特制的工具、一定的专业技术，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徐霞客通过寻觅、借助当地拓工之力来完成。但这也往往给徐霞客带来两种后果—— （1）无法找到拓工时，只能留下遗憾 1636年十月初九，徐霞客在浙江金华智者寺见《智者寺碑》（即《重修智者寺广福禅寺碑》），该碑作者为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游手笔，而且难得珍贵的是碑阴还镌刻着陆游与智者寺僧行书手牍数篇，真可谓“碑楷牍行，俱有风致”。徐霞客本想找拓工代为摹拓，但终是“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浙游》） 1637年三月初十，徐霞客在湖南祁阳浯溪见颜鲁公书《中兴颂》，“时余病怯行，卧崖边石上，待舟久之，恨磨崖碑拓架未彻通撤而无拓者，为之怅怅！”（《楚游》） （2）虽然找到拓工，却遭到拓工的推诿、迁延、讹诈，仍然不能得到拓片、或满意的拓片 1637年四月二十七日，徐霞客为颜鲁公《中兴颂》，终于找到了一位姓王的拓工，但“工以日暮不及往”。二十八日，徐霞客先后找王姓拓工、范姓拓工、陈姓拓工，后二人都给予“水大难渡”、不可摹拓的回复，王姓拓工“索余重价”、但“终不敢行”。——徐霞客最终没有得到《中兴颂》拓片。（《楚游》） 1637年五月初九，徐霞客在广西桂林水月洞见范成大、陆游书碑（即《水月洞碑》），当即表示“当觅工拓之，不可失也”。但他怎么也没预想到的是，他为此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得到的是“拓法甚滥恶”的拓片：五月二十日，徐霞客找到拓工，并付拓工纸张费用后，与对方约定自己先往阳朔数日，回来后“索取所拓”，但二十八日徐霞客从阳朔回来时，拓工“所拓犹无几”、还留下“待八月间来取”的字条，见此不诚信之举，徐霞客也只能在日记中写下“殊可笑也”四字。二十九日，在徐霞客催促下，拓工“始市纸携具为往拓计”；六月初一，“拓者迁延索物”，只先拓来陆游碑；六月初三，徐霞客检阅陆游碑拓片，却发现“尾张上每行失拓二字”，于是“往令重拓”；初四日，徐霞客到拓工家，见重拓之拓片，“不特前番所拓者不补，而此番所拓并失之”，除了觉得“其人可笑如此”，徐霞客也只能对拓工说“当须之明日”。然而初五日到拓工家时，“碑犹未拓也”，只是拓工答应“今日必往，毋烦亲待”。初六日“抵拓之家，则昨日所期仍未往拓”，拓工表面上借口“墨沈翻澄”、“雨湿石润，不能着纸”为辩解，但“窥其意，不过迁延需索耳”。初七日，再去拓工家索要拓片，拓工要求加价，徐霞客“付之一笑”。初八日，徐霞客不得已加价，但拿到的拓片却是“拓法甚滥恶”。对此，徐霞客也只能“无如之何”。（《粤西游一》） 1637年六月二十七日，广西融水真仙岩，徐霞客探得韩忠献（韩琦）《画鹘行》大碑。碰巧的是，此时有县衙差谴僧道摹拓附近《元祐党籍》碑，于是徐霞客就请对方为拓韩忠献大碑。虽然，对方因故推迟到初四为拓，而且徐霞客为使对方便于攀登大碑崖壁，事先“运木横架”碑崖之侧，可以说费了一番周折，但他还是在七月初五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韩忠献大碑拓片，这与摹拓“水月洞碑”相比算是顺利多了。然而遗憾的是，“所拓甚草率”，且“字大镌浅，半为漫漶”，所以他不得不“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粤西游二》） 正因为请人代拓往往受制于人、且拓片质量不高，因此，徐霞客有时也亲自动手、摹拓碑刻。但他亲自摹拓也经常面临曲折—— 1637年五月六日，广西桂林南溪山刘仙岩，徐霞客见刘仙篆雷符和寇准大书，于是取出拓具摹拓，但由于“石崖欹侧，石雨淋漓”，“抵暮而所摹无几。”（《粤西游一》） 同年六月某日，徐霞客拓《老君像碑》，拓纸敷石岩上，“越宿候干”，但到第二天早晨去看时，拓纸不翼而飞；同样的事情在七月一日摹拓黄山谷碑刻时也发生，“昨晚所捶山谷碑犹在石间，未上墨渖，……亟餐而下，已为人揭去。”（《粤西游二》） 游记还记述了徐霞客拓碑所使用的工具—— 1637年八月初四日，广西北流都峤山灵景寺，徐霞客“见佛座下唐碑一通、宋幢一柱，刻镌甚古”，于是，“磨墨沛于石，取拓月于抽，以钟敲为锤，以裹足为毡，洗碑而敲拓之。各完两通，而日色已暮。”（《粤西游二》）——徐霞客选取的拓具有：“拓月”，即拓包；“钟敲（寺庙敲钟用的小锤）”，替代敲打纸面的小锤（也常为鬃刷）；“裹足（缠裹双足的布帛）”，替代裹缠拓包的绸布。 徐霞客除了请人拓碑、亲自拓碑外，也直接花钱购买拓片—— 1637年六月十八日，广西柳州，徐霞客在“拓碑者家”中，“市（即购买）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即苏东坡《柳州罗池庙碑》）。又见到柳宗元《罗池题石》，且“笔劲而刻古”，于是想多买几张，但在得知原石“已碎裂”后，“谢其新拓，只携旧者一纸，并韩辞二大纸去”。（《 粤西游二》） 徐霞客“读（碑）”、“录（碑）”、“拓（碑）”，三种不同的考察方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考察目的：一是认识目的，包括认识古碑的名称、作者和获得地理、人文、历史等方面的新认识；二是文学欣赏的目的，优美的词句、篇章、诗文，其文学意韵往往随着读者的反复品咏而更趋浓郁，而对于行旅匆匆的徐霞客而言，要能反复品味古碑美文学的意韵，他所做的只能是把古碑文字“抄录”、“摘录”下来,以期来日反复品味；三是书法欣赏的目的，如同文学欣赏，书法欣赏也需要反复品味，两者不同的是，文学欣赏源于汉字之“意”，书法欣赏取于汉字之“形”，不同的书法家创造的书法风格往往也是不同的，要想实现对风格多样的古碑书法风格的反复品味，对于徐霞客来说，也只能把古碑字形“摹（模）拓”下来。
广西宜山，白龙洞,“白龙洞”三字
湖南永州（零陵），柳子街柳子庙钴鉧潭碑
江西庐山，白鹿升仙台．周颠仙庙碑
云南安宁，北岭山坡,大书“虚明洞”三大字1
云南安宁，北岭山坡,大书“虚明洞”三大字拓片
云南昆明，沈家庄北“九曲龙宫”
三、徐霞客对古碑书法的评论 在游记里，徐霞客对所见古碑的书法，往往予以扼要评论。综合他的评论，可以发现他对书法所持的评论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 1．书当“古甚” 就是说，书法应当充分表现古代经典神韵。 然而，古代是指距今较远的时代，它相对于“今天”、现代而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今人”、“现代人”眼中，“古代”是一个不断演进、渐趋充实的概念：对于唐宋书法家来说，他们眼中的“古代”是汉魏南北朝时期，“古代经典”是“钟（繇）”、“张（芝）”、“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对于元明书法家而言，“古代”就不仅仅是汉魏南北朝、也包括唐宋，“古代经典”也不仅是“钟”、“张”、“二王”，“旭素（张旭和怀素）”、“颜柳（颜真卿和柳公权）”、“苏黄（苏东坡和黄庭坚）”、“米蔡（米芾和蔡襄）”也包括其中。——推重古代经典，归根到底就是对传统、对历史、对文化的尊重。不尊重历史、文化，舍书法传统不予继承，这样的书法创作无疑要流于浅薄。 在游记里，徐霞客表达他对古典神韵的推重，所使用的概念语词常为“古甚”、“甚古”，有时也使用“古拙”、“古异”—— 1637年三月十三、四月十一日，徐霞客在湖南永州见柳子街柳子庙“钴鉧潭”大字石刻，在湖南彬州见乳源宫附近“沉香石”三字，分别评为“古甚”、“镌字甚古”。（《楚游》） 同年五月初五、初七、六月初二，在广西桂林，徐霞客先后见乐盛洞“乐盛洞”、“玄岩”、七星观“一片云”等石刻，分别评为“古甚”、“字甚古”、“字甚古拙”。（《粤西游一》） 同年六月二十五、二十九、八月初四日，徐霞客在广西融水老人岩、真仙岩和北流都峤山灵景寺，见“寿星岩”、 “寿山福（地）”题额以及“唐碑一通、宋幢一柱”，在游记中评为“甚古”、“法甚古异”、“刻镌甚古”。（《粤西游二》） 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云南安宁北岭山坡温泉，“‘虚明’大书之下，又有刻‘听泉’二字者”——“字甚古拙”。（《滇游四》） 2．用笔“遒劲” 1637年四月二十七日，徐霞客在湖南祁阳龙山甘泉寺见《甘泉铭碑》，正文为邹浩书，小楷题跋是张栻，两人书法皆精妙，评为“笔势遒劲，可称二绝”（《楚游》）；同年五月初二，徐霞客评广西桂林渚岩洞张栻《“五美四恶”章》为“遒劲完美”（《粤西游一》）；八月十四、十五日，广西横县乌蛮滩马伏波庙碑、宝华寺“万山第一”题额，徐霞客分别评为“碑古字遒”、“字甚古劲”（《粤西游二》）。由此可见，“遒劲”是徐霞客评论书法的另一个常用语词。 “遒劲”，指下笔有力。当然，这种“力”，非指物理的“力”，而是指通过用笔书写使书法形体呈现为生命的气力。汉末蔡邕在他的书法专论《九势》中写道：“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就是说：遒劲的笔力，须表现在“藏头护尾”中；笔力的遒劲，才能使书法形体表现出人体肌肤般的圆润健美。 “遒劲”，也常指“笔势”、即用笔的取势：落笔前，要“静若处子”、蓄势待发；及下笔，要“动若脱兔”，果断而不犹疑、顺势而不牵强，做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在线条形态上，要如“惊蛇入草”、“飞鸟出林”…… 3．“飞动”、“放逸”、“遒活” 书法是一种艺术，艺术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艺术家对于艺术技法的精妙把握，以及在创作时高度的无拘无束。 徐霞客在评论古碑书法时，在表达书法家创作的自由时，所选择的词语有“飞动”、“放逸”、“遒活”等。如：1623年三月十三日，徐霞客游湖北武当山迎恩宫，见米芾“第一山”大字碑，评为“书法飞动，当亦第一。”（《 游太和山》）1637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湖南宁远九嶷山舜庙，见《永福禅寺记》，评为“书乃八分体，遒逸殊甚。”（《楚游》）同年五月十一日，广西桂林屏风岩张安国诗题，徐霞客评为“其字甚放逸。”（《粤西游一》）五月二十五日，广西阳朔兴平崖额“月到风来”，徐霞客评为“字亦飞逸。”（《粤西游一》）1638年三月初九，广西宜山九龙洞碑，“两旁题诗一绝”，徐霞客评为“字乃行草，而极其遒活之妙。”（《粤西游四》）同年五月初三，贵州盘县碧云洞张涣诗碑，徐评为“极遒强劲活可爱。”（《黔游二》）
徐霞客的书法评论，还有两点可贵之处—— 一是关注书法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这表现为：（1）高度赞扬与环境关系和谐统一的古碑书法：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云南安宁北岭山坡“虚明洞”三大字，他称赞为“‘虚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当之。” （2）对胡乱题刻、任意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谴责：1638年二月十四日，广西忻城罗隐岩，见某儒生题诗，“其题句鄙俚”，又有很多巡逻士卒“继题其下”，徐霞客愤愤评论：“岂以其为崔浩耶？”（难道都以为自己是敢于通过立碑方式暴露“国丑”的谋略家崔浩吗？）163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云南宾川鸡足山华首门，徐霞客见到“倪按院”题写的“石状大奇”、“石状又奇”、“石状始奇”、“石状奇绝”等四处崖刻，愤而质询：“山灵何罪而受此耶？”（山灵有什么罪过？凭什么要让它承受这种语义苍白、毫无意义的镌刻之痛？）1639年正月初九，云南宾川鸡足山传衣寺坊题“竹林清隐”，徐霞客明确指出：“所命，颇不称。”（这种名称，与周边环境很不相称）（《滇游六》） （3）悉心品味书法与环境关系中所包含的趣事：1638年十月二十六日，云南安宁北岭，徐霞客见杨师孔题额，后至温泉，见温泉上有人题“冷然”二字。联想到杨师孔表字为“冷然”，而眼前的“冷（然）”在“温（泉）”之上、被“温（泉）”反复熏烤，徐霞客不禁哑然失笑：“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滇游四》） 二是表现出理性批判的精神。 “尽信书，不如无书”，古碑是一种特殊材质的书，对于古碑的态度的也应该是批判地阅读、欣赏。徐霞客对这一点应该是有所认识的，因此，在他的游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古碑的质疑、批判：1637年四月十五日，湖南永州朝阳岩元次山题诗，徐霞客批评作者：“其岩在永州南潇水上，其时尚未合于湘。次山身履其上，岂不知之，而一时趁笔，千古遂无正之者，不几令潇、湘易位耶？”（《楚游》）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广西桂林冠岩有临海王宗沐题诗，徐霞客明确指出：“诗不甚佳。”（《粤西游一》）同年十月二十日，广西大新陇水“仙洞”，“壁间杂镌和州帅李侯诗数首”，徐霞客评为“内惟《邹洒洙》一首可诵。”（《粤西游三》）1638年五月初三，徐霞客在贵州盘县碧云洞，见张涣、沈思充诗碑，既指出“诗不甚佳”的缺憾、也盛赞“涣字极遒强劲活可爱。”（《黔游二》）
四、徐霞客考察过的名碑举例 游记中提到作者的、或据镌刻内容并结合相关资料可推测作者姓名的古代碑刻为220多件，其中不乏著名、精稀之作。现略选数例予以评述—— 1．徐浩《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 1623年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游览河南嵩山嵩阳宫废址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右则为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书也”。按，作者为裴迥和徐浩的“唐碑”，在嵩阳宫废址惟有《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常简称《嵩阳观记》），徐霞客所见自然是该碑。但徐霞客所写的文字里却存在着错误，因为该碑的“撰文”者并非裴迥，而是李林甫，裴迥实际上是“篆额”者。或许徐霞客写日记时记忆上发生了偏差。 徐浩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对唐朝书法风气发生了重要影响。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君（指唐明皇）之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米芾评论唐代书法一向偏激，在这不足三十字的短论中就体现出来了，他把“肥美”目为“肥俗”、把徐浩对肥美书风的探求说成是投机取巧、“以合君之所好”。但是撇开这些，它还是告诉我们：唐朝肥美书风盛行，直接原因是徐浩的书法实践。 其实，虽然徐浩开创了唐朝“尚肥”的书法风气，但并非他所有的书体都追求肥美。他的“肥美”主要表现在行书、楷书方面，而在隶书方面，他严守东汉经典隶书——“八分书”的写法：用笔上，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字法上，中宫紧收，左右舒放；章法上，行距紧密，字距宽舒。徐浩在这一方面被书法史学界公认为代表作的，就是徐霞客在嵩山考察所见《嵩阳观记》。同时，由于严守汉代隶书“八分”法，代表着唐代隶书水平的高度，《嵩阳观记》也被公认为唐代隶书并不多见的精品之一。
 河南嵩山嵩阳宫，唐徐浩书《大唐嵩阳观纪》碑  河南嵩山嵩阳宫，唐徐浩书《大唐嵩阳观纪》碑（拓片）
2．米芾“第一山”大字碑 米芾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为“宋四家”。他是晋唐以后师法“二王”而能自出机杼者，他的书法一向负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美誉。 徐霞客于1623年三月十三日在湖北武当山（太和山）迎恩宫前见到米芾书写的“第一山”大字碑，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评价：“书法飞动，当亦第一”。从“亦”字可以看出，徐霞客持这种评价基于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武当山确如米芾所称，堪为天下“第一山”。在这里，我们不必纠缠徐霞客对米芾书法“当亦第一”的评价是否恰切，也不必计较武当山是否真堪“天下第一”——审美因人而异、不同的欣赏者对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审美感觉；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审美对象也往往产生不同审美感受，这里只是说明，全国各地名山，立有米芾“第一山”三字的碑刻，多达28处，而且字体相近、甚至基本相同，可以说它们都是按照同一作品摹刻而成。换句话说，全国28处立有米芾“第一山”大字碑的名山，其所立米芾“第一山”碑，除了其中一处可能为米芾本人所题外，其余均非米芾专为题写，或者说，这些名山“第一山”的美誉均非出自米芾本人。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书法史学者、昆山书画院院长顾工先生曾进行专门考证，他的结论是：米芾题写“第一山”，初为江苏盱眙南山；其它各山均以此为底本翻刻；武当山“第一山”大字碑，为明代万历年间一个叫“李柏龄”的人物刻制。（参阅顾工《米迹争摹第一山——米芾“第一山”题字翻刻与流传考》，原载《顾工论书文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7月，第22-43页）。因此，徐霞客看见的米芾“第一山”，并非米芾专为武当山题写，我们不能以此作为米芾曾经到达武当山的证据。 湖北武当山,朝阳洞 米芾第一山
3．陆游《重修智者寺广福禅寺碑》 1636年十月，徐霞客大西南之行，途径浙江金华，在智者寺见“殿中一碑，碑阴手牍数篇”，为“宋陆务观撰并书”。 按，“陆务观”，即陆游（125—1210），字务观，山阴（浙江绍兴）人，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其实，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杨凝式）”，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 又按，浙江金华智者寺中“陆务观撰并书之碑”，当为《重修智者寺广福禅寺碑》。根据碑文记述，该碑为寺僧仲玘委托陆游撰并书。仲玘作出委托的同时，陆游好友姜邦杰“复以手书助之请”。然而，未等陆游动笔，姜邦杰就已去世，陆游对此颇有感念，为遂故友之情，提笔写下该碑。 该碑珍贵之处在于：一、它纪录了智者寺的历史和重建过程，是一份关于智者寺的难得的文献资料；二、陆游传世书法作品不多，特别是石刻作品更少，而此件碑刻，陆游书写时79岁，是他晚年唯一存世的石刻作品；三、该碑除正面楷书外，碑阴尚刻有陆游与寺僧仲玘手札八件，字体为行草书，书法飘逸潇洒，秀润挺拔。徐霞客观碑后的评论为“碑楷牍行，俱有风致”。以行草书刻碑，虽然唐太宗开风气于先，但在唐宋之际，行草书碑仍不常见。因此，该碑可以称得上是唐宋行草入碑一个典范。
浙江金华智者寺，宋陆游《重修智者广福禅寺记》碑（拓片）
4．赵孟頫《张留孙道行碑》 该碑又常被称为《玄教大师张留孙碑》、《张公碑》、《道教碑》等。1636年十月二十三日徐霞客在江西贵溪龙虎山旅游探险时所见。在游记里，徐霞客记作“张真人碑”。此碑在《碑帖鉴定》（马子云、施安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中也有记载。 张留孙（1248-1321），字师汉，江西贵溪人，为元代龙虎宗支派玄教创始人，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领导玄教四十余年。除宗教活动外，他常常出入朝廷，“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由此，他取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先后被加封为“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张留孙羽化，英宗皇帝为他大办丧事，将其遗体送至龙虎山安葬，并诏令赵孟頫为他书写墓碑。赵孟頫闻知真人死讯亦是悲痛不已，奉诏后洋洋洒洒作文两千余言，详尽记述了张留孙生平事迹，其赞美之辞溢于言表。 赵孟頫是元代书坛的盟主，在艺术上主张全面复古，并把复古的目标锁定为王羲之书法。王羲之行草书用笔圆丽、点画丰润的特点被赵孟頫充分吸收，并被移植到中楷创作，因而他的中楷书也显得丰润圆丽。与赵孟頫其它中楷作品相比，《张留孙道行碑》的字形除了表现为丰润圆丽特点外，还多了一些欹侧、险绝、变化，从而使得这件作品得以规避赵孟頫其它同类中楷作品常遭到的“平庸”的指责，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毫无疑问，《张留孙道行碑》是赵孟頫中楷书作品中的极品，不愧为他的暮年之作。
元道教碑,又名张留孙碑(碑阴)[元]赵孟頫书，茅绍之刻.清中期裱册-1 元道教碑,又名张留孙碑(碑阴)[元]赵孟頫书，茅绍之刻.清中期裱册-2 元道教碑,又名张留孙碑(碑阴)[元]赵孟頫书，茅绍之刻.清中期裱册-3
5．颜真卿《大唐中兴颂》 1637年三月初十，徐霞客在湖南祁阳浯溪，“因病怯行”、“卧崖边石上”观赏《大唐中兴颂》，他被这件崖刻作品所震撼，本想打制一张拓片却找不到拓工，心里“为之怅怅！” 那么，徐霞客得不到拓片为什么要“为之怅怅”？《大唐中兴颂》又有怎样的魅力？ 第一，该碑碑文的撰写者名叫元结（次山），他是唐代著名的诗文家、古文运动的先驱。 而且，文章作于安史之乱行将结束的那一年（761）。作为曾经亲领军兵参加平叛的元结，撰文时免不了表达平定叛乱的欢欣鼓舞之情。正由于饱含了作者思想感情，文章获得人们的普遍称道，被认为（1）高简古雅，得雅颂之遗；（2）义正辞严，忠肝义胆，为左氏之遗绪；（3）是金石之音、星斗之文、云烟之字；（4）是稀有的雄文，是元结的代表之作。 第二，该碑的书写者名叫颜真卿（鲁公），他是唐代书法的最高峰和集大成者。入唐以来，书法发展走上“尚法”之路；自唐明皇、徐浩开始，唐朝书法趋于“肥美”。在“尚法”、“尚肥美”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在唐朝不乏其人；而把两者成功结合，开创“雄强壮美”的大唐书法风格的，惟有一个颜真卿。宋代苏东坡评为：“书至于颜鲁公……天下之能事毕矣”。 《大唐中兴颂》书写时间是771年，颜真卿63岁，这正是他书法步入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刻。这件作品，点画圆浑厚实，雄强劲健；字形宽博取势、舒张外拓；笔势腾挪揖让，舒缓自然；布局平中求险，宽密得当；气势沉雄博大，恢弘壮观。全篇书法，渗透着金戈铁马之气，拳拳报国之志，并映射着时代的进取精神。明人王世贞评谓：“字画方正乎稳，不露筋骨，当是鲁公法书第一。”（《弇州山人稿》）清人杨守敬也认为：“《中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学书迩言》） 其实，徐霞客所见《大唐中兴颂》，应该只是翻刻，而非原刻。因为早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就已经指明：“（《中兴颂》）模打既多，石亦残缺。”（欧阳修《集古录》）
湖南祁阳浯溪，唐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
6，方信孺“九疑山”和蔡邕《九疑山铭》 1637年三月二十四日，徐霞客在湖南九嶷山玉琯岩观赏古碑崖刻，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① “岩右镌‘九疑山’三大字，为宋嘉定六年知道州军事莆田方信孺笔。”②“其侧又隶刻汉蔡中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 “九疑山”三个楷体榜书大字，笔力雄健，气势博大。书写者方信孺（1177-1223），字孚若，福建莆田人，曾出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转运判官，威信行于一方。喜山水，爱游历，在桂林六年期间，足迹遍及周边山头，并留下大量石刻作品，书体篆隶楷行兼备，被称桂林石刻第一人。在《徐霞客游记》中，前后有五次提到他的刻石作品，除了“九疑山”外，另四次分别为：1637年五月初九日，广西桂林三教庵，“庵后为右军崖，即方信孺结轩处，方诗刻庵后石崖上”；同年六月初十日，桂林琴潭岩，“洞前左崖濒水之趾，有刻书焉，即方孚若笔也”，又，“因出洞前遍征之，又得‘琴潭’二大字”（今天，琴潭岩“琴潭”二字依然显目，落款“方信孺”清晰可辨）；1638年三月初九日，广西宜山龙隐岩，“前宋刻颇多，而方信孺所题一洞，中分路口三者，亦在焉。”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魏时期著名才女蔡文姬（蔡琰）之父。献帝初平元年（190）拜左中郎将，故常被称为“蔡中郎”。在书法史学界，他被奉为汉隶经典类型——“八分书”的书家典范。《九疑山铭》为其所撰。南宋淳佑六年（1246），道州知州李袭之修舜庙，并嘱李挺祖补书蔡邕铭文，刻在玉琯岩石壁上。全铭为：“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烝烝。师锡帝世，尧而授徵。受终文祖，璇玑是承。太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铭文描写了九疑山的雄峻和兴云播雨的神化功能，歌颂了虞舜的养民之恩、教化之功，是湖南文苑中最早的一篇铭文。
7．朱熹《虞帝庙碑》 1637年闰四月二十九日，徐霞客到广西桂林虞山韶音洞，“从洞内西出，乃缘磴东上，有磨崖，碑刻朱紫阳所撰《舜祠记》，为张栻建祠作，乃吕好问所书。”（《粤西游一》） 按，《舜祠记》，即《虞帝庙碑》，其全称为《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朱紫阳，即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人，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是孔子、孟子以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著名抗金将领张浚之子，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学说，对朱熹理学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寿州人，居金华，以荫补官，任御史中丞、兵部尚书，建炎元年知宣州，与杨时并列道学家，有“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之称。 淳熙二年(1175)春，张栻赴桂出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到任之初，见当地愚风陋俗盛行，便决定张扬教化、施以儒学以改之，为了重塑儒学正统，他于第二年在虞山重修虞帝庙，并延请好友朱熹撰写《虞帝庙碑》。在碑中，朱熹盛赞了张栻之举，为儒学正统作了辩说和宣传，倡导人们效仿虞帝的高尚品德。 徐霞客称，该碑“乃吕好问所书”。按张栻建祠、朱熹作记，时为1176年，此时吕好问已去世四十五年，他是不可能书写《舜祠记》的。徐霞客显然记述错误。其实，该碑书写者为吕胜己。吕胜己，字季克，福建建阳人，虽生卒年不详，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他约生活在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而且从张栻、朱熹讲学，工汉隶。
8．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并序》等 徐霞客在1637年五六月间游览桂林，游记中提到三件石刻作品：《水月洞碑》、《壶天观铭序》、《碧虚亭铭》。其作者均为南宋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 《水月洞碑》，原碑题名为《复水月洞铭并序》，位于象鼻山水月洞洞壁，范成大作于1173年九月。文章盛赞水月洞为“漓山之英，漓江之灵”，委婉批评了张孝祥擅改胜景名称的做法。此铭笔画精致，楷法遒美，为桂林石刻中不可多得珍品。正因为如此，所以徐霞客第一次见后，就决定“当觅工拓之，不可失也”。但找来拓工后，拓工拖诿延时、一再要求高价，徐霞客竟为此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1637年五月初九-六月初八），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拓法甚滥恶”的拓片。 《壶天观铭序》，又被称为《壶天观记》，位于桂林屏风岩，为范成大1174年七月作。徐霞客对此碑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由于“崖高石侧，无从缘拭”，虽勉强“抄录甚久”，但“有数字终不能辨”，于是他“出岩北趋王氏”，“以衣质梯抵押”，并“肩至岩中”，最终如愿以偿“尽录无遗”。 《碧虚亭铭》，原碑题名为《碧虚铭》，位于桂林七星后洞，范成大作于1174年腊月。此碑以隶书题额，楷书作铭。其书法与《水月洞碑》相比，逊色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不见徐霞客有拓、录之举。 其实，范成大在桂林留下的石刻作品非只三件，而是十多件。徐霞客旅途艰辛、时间紧迫，当然不可能逐一考察、悉数纪录。范成大之所以能在桂林留下众多石刻，是因为他曾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从乾道九年三月八日到桂，至淳熙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离任，在桂林两年时间里，他不仅留下大量石刻文字、成为后人宝贵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他革除马政宿弊、改革盐法、安抚边民、赈旱减租，这在“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的南宋时期，是拯危济难的壮举。
广西桂林水月洞，宋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并序》
9．蔡京《元祐党籍》碑 1637年五月十一日，徐霞客在广西桂林龙隐岩见《元祐党籍》碑，这是蔡京传世不多的作品之一。 蔡京虽然名列“宋代四大奸臣”之一，但他擅长书法，而且“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本指的就是他。但由于他“奸臣”身份、社会声誉差，所以后来的“蔡”就被置换成了蔡襄。当然，蔡襄也是一个功力深厚的书法家，把“蔡”置换成蔡襄后也获得了后世的普遍认可。 蔡京为排除异己，于宋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祐年间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人定为“元祐奸党”。崇宁三年六月，蔡京又重定元祐党人姓名，把309名元祐党人合为“元祐党籍”；同年，徽宗皇帝诏令蔡京书碑，命立于全国各地。此即《元佑党籍》石刻之由来。 虽然，两年后徽宗下令撤毁各地《元佑党籍》刻石，但在桂林，《元佑党籍》被人重新刻制。这就是徐霞客在龙隐岩所见。碑额“元祐党籍”四个隶书大字，笔画厚实，笔法沉静；正文为行楷，结体宽舒得宜，字势稳健多姿。 其实，徐霞客在游记里提到的《元佑党籍》石刻有两件。桂林这件以外，另一件是1637年六月二十七日，徐霞客在广西融水真仙岩游览时所见，当时“有拓碑者以司道命来拓《党籍》碑”。这件《党籍》碑“为宋知军沈暐所刻”、“与桂龙隐岩所刊同”，但相比之下，“龙隐镌崖而大，此携碑而整”。而且，龙隐岩题额为四字隶书“元佑党籍”，真仙岩题额五字楷书“元佑党籍碑”——多了一个“碑”字。
广西桂林，龙隐岩释迦寺废址《元祐党人碑》（左上） 广西桂林，龙隐岩释迦寺废址《元祐党人碑》 广西融水，《元祐党人碑》
10．苏轼《罗池庙碑》 该碑全名为《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碑文为唐代韩愈原作，书写者为北宋苏轼。在《徐霞客游记》里，该碑记为《柳侯碑》。1637年六月十六日，徐霞客在广西柳州访查柳宗元祭庙“罗池庙”时，见到该碑。 柳宗元，唐代著名散文家，因参加王叔文革新派政治运动而长期贬官，最终被贬至柳州并死于任上。后人为纪念他而在罗池建筑祭庙，庙前立碑，韩愈撰文，沈传师楷书。但沈传师书碑久已散佚。至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自海南儋州回返经柳州，取韩愈原文中《迎享送神诗》部分为内容创作作品。书迹直至嘉定十年（1217）才刻碑，存柳州柳侯祠。这就是后人所能见到的《罗池庙碑》。因该碑首句为“荔子丹兮蕉黄”，故又被称“荔子碑”。《罗池庙碑》为苏轼晚年之作，用笔欹侧纵横，结体姿态百出，气息浑厚朴茂。明人王世贞评为“遒劲古雅，是其书中第一。”（明王世贞奉为《弇州山人稿》）
广西柳州，柳侯庙,苏子瞻书《柳侯碑》拓本
11．张孝祥“天下第一真仙之岩”摩崖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安徽和县）人， 南宋著名词人。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曾于乾道元年（1165）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故在桂林及其附近名山留有多处诗文、题记刻石。 张孝祥工于书法，自言其书源于颜鲁公，陈槱则指其亦“习宝晋”，得米芾天真洒脱之风。观其书，不难看出他注重用笔轻重疾驰的节奏、追求字势的欹正互生。其题于广西融水真仙岩“天下第一真仙之岩”八个大字，风格平正稳实，笔意楷中带行，用笔不事雕凿、直书胸臆，形体筋骨停匀，质朴大方。 “天下第一真仙之岩”摩崖外，《徐霞客游记》中还提到张孝祥另外两件刻石作品：一是1637年五月十一日日记所记“张安国诗题”，在桂林屏风岩；二是同年六月初二日所记“张孝祥《登七星山诗》”，在桂林大岩庵。“天下第一真仙之岩”摩崖为徐霞客同年七月三日所记。
广西融水真仙岩，宋张孝祥题“天下第一真仙之岩”
12．赵祐《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 该碑位于云南祥云水目山观音阁，徐霞客在1638年十二月十七日游记中记为《渊公碑》，并指明“乃天开（大理年号）十六年（1220年）楚州赵祐撰。” 该碑是大理国时期的重要碑刻，它揭示了汉传佛教禅宗传入云南早于元代的历史，纠正了一般史书认为汉传佛教禅宗从元代昆明筇竹寺雄辩禅师开始的错误记载，在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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