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2）二 下川文化，是以下川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更确切地讲是以下川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时代最早的细石器工业之一。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是中国细石器工业早一阶段最丰富、最典型的。从其各个类型石器的打制技术来看，下川遗址中的细石器技术有许多都是中国乃至东亚细石器技术中带有原创性色彩的类型和技术。 下川文化是以下川细石器组合为主体的物质存在。下川石器组合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这些遗物的样式、类型和技术特征，而是一个可以构架的、曾经存在的、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的生活空间。我们可以通过下川石器组合中石器的打制技术、类型组合和每个石器类型所占比例的结构分析，探索下川遗址中人类活动的种种信息。 下川文化的技术特点和主体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31]： （1）压制技术和间接打击技术的广泛应用 压制技术和间接打击法是细石器的核心技术，也是下川细石器的主要特征。在下川遗址中除了细石叶剥制技术外，石镞、圆头刮削器、石核式刮削器、雕刻器等许多石器都是用压制法进行修理的。压制技术早于细石器技术，特别是在西方的石工业中。但是在我国，压制技术和间接打击技术，是在以下川石器组合为代表的早期细石器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压制技术和间接打击技术不仅仅使石器的小型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细石叶的精确生产和石器的精细加工技术，把石器打制技术推向了极致。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相比，细石器的制作每一个步骤的目的性更强，生产的效能更高，废品率相对降低。例如在剥制石叶过程中，经过石核预制技术，使打下的每一个石叶都是一个可用的物件。它用最少的原材料生产出最大数量的规整刃口来。从而制造出了成套的狩猎工具，是狩猎技术高度发达、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直接证据。 压制技术和间接打击技术的广泛使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石器的功能更加细化和特化。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常见的类型，在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工业阶段后，向着器型标准化、体积小型化、功能单一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下面即将讲到的刮削器类和尖状器类器物进一步细化和特化出各种各样的亚类型。这些亚类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不但在外形上有所区别，在功能上也各有各的用途。虽然目前对这些石器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形态学和工艺学（打制技术）上，但我们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实验研究的深入，对这些石器功能的研究会有很大的突破。 （2）精细原料的开发利用 下川文化对原料有了特殊的要求，选择质地优良的石料成为打制细石器的首要，这也是细石器技术的一个普遍特点。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不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随着石器打制技术的进步，压制法和间接打击法的出现，人类对石器的原料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下川文化的主人在石器加工过程中，已由旧石器早中期的根据遗址周围的原料环境打制石器，向着根据石器的功能特点选择优质原料的方向发展。因此，寻找和开发优质原料成为他们活动最重要的一部分。 下川细石器的主要原料是燧石，占总数的93%（其中黑燧石为最多，占79%，其他颜色的燧石，占14%）。但下川遗址的范围燧石的可获得程度并不高。下川遗址位于中条山腹地。这里出露有寒武、奥陶纪的紫红色泥岩、页岩、灰岩、白云岩、泥灰岩以及石炭二叠纪的灰岩、页岩、砂岩、砂质页岩等。周围的河流（例如富益河）砾石以砂岩、页岩、石英岩为主，燧石极为少见。燧石的主要来自奥陶系灰岩夹层中, 其可获得程度比较低。然而从下川遗址周围的原料环境来看，燧石是他们唯一可以获得的最好的原料。在下川遗址的东川和索泉岭区等地有比较丰富的燧石原料，使得下川文化先民的细石器技术有了可以施展的条件。 细石叶剥制技术无疑是下川文化的核心技术。包括：成熟的细石核的预制修理技术、多种不同形制的细石核类型和细石叶的程序化生产。 a) 石核预制技术早于下川遗址。在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时间里就有了预制石核技术的技术，如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在我国，虽然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遗址甚至时代更早的遗址中就有了形态比较固定的石核（如漏斗状石核、盘状石核等）和石核修理技术。但是，这些石核及其修理技术不等于石核预制技术的出现。经过石核预制并且将修理石核和剥制石片过程程序化了的石片打制技术直到细石器出现才有了大的发展，或者说才真正成熟起来。 下川遗址中的细石核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比较丰富。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和船形石核。这些细石核以及与之相应的细石叶代表了下川文化先进的石片打制技术——即细石叶剥制工艺，也是研究细石器起源、发展及进行广泛对比的重要资料。1989年我们通过对下川遗址中细石核的研究认为，细石核打制及细石叶的剥制过程分为核坯打制阶段和石叶剥制阶段。其中核坯打制——即细石核的预制和修理技术——已普及到了各个类型的细石核中。 下川细石核的形制特点表明，下川遗址的主人对石核的核坯加工已有了相当高的控制能力。他们已经懂得了“单一固定台面”、“棱锥状剥片面”和“特定的底部”这三个细石核必备的形制要素；并且将这三个要素贯彻到每一个细石核的预制和修理过程中。 ① ② ③ b) 下川是我国细石器遗存中石核类型较为全面的一处遗址，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船形以及“不规则的双台面或多台面石核”等类型。其中有许多类型及其特点是其它细石器遗存所不能体现特点，反映了下川细石核较为独特之处。 ①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如内蒙的银根、黑龙江的昂昂溪、海拉尔、新疆的七角井子等遗址中的细石核个头一般都比较大，而且泥河湾的虎头梁、籍箕滩遗址中的细石核也比下川遗址的大，顺着这个路线思考，我国的细石器遗存中的细石核的体积有可能是从早到晚随着时代的推延逐渐增大的。 ② A模式为：首先确定台面，以自然面或石片疤面作为石核的永久性台面或基础台面，一般情况下不再作第二次修理（也有个别情况在基础台面的前缘作小范围的调整）；而后修理核身，获得作为剥制第一剥片的棱脊和相应的底部；并以此第一剥片的棱脊作为剥制细石叶的开端。这一模式在下川遗址中各个细石核类型中普遍存在，而在其它细石器遗存中不常见。 B模式为：先修制核身，获得作为剥制第一剥片的棱脊和相应的底部；然后打制出一个台面，在剥制细石叶的过程中一边打制细石叶一边不断修理或更新台面。这一模式在所有细石器遗址中普遍存在，下川遗址中各个细石核类型中也可见到。 ③ ④ ⑤ 宽型楔状石核，即所有细石器遗存中普遍存在的楔形石核。核身扁而宽，台面多呈柳叶状或长三角形；剥片面位于台面最大径的一端，底部有一由剥片面制台面后端的楔状缘；楔状缘由缘部两面交互向台面和剥片面方向修制。虎头梁、东北以及日本等地的晚期细石器遗存中的楔状石核，往往是先加工好核身，再修制台面——即在两面加工的核坯(biface)上纵向剥离几个雪橇形石片来获得台面，进而剥制细石叶。而下川遗址中的此类石核，多为先确定台面而后打制核身及楔状缘，并在剥制细石叶的过程中不断修理台面。这表现出下川细石核较为原始的特点。陈淳、王向前认为：下川楔形石核是“将小石块和石片作单面或双面加工修出一楔状缘。台面为一自然面（节理面或石片疤）或横向修整之平面，然后由纵向对台面角施以局部调整。”此种方法加工的细石核被命名为“下川技法”或“下川型石核” [33] 。 窄型楔状石核，台面呈三角形或扇形，核身窄而修长，楔状缘由核身一侧向剥片面方向打制修理，并与剥片面相对。这类石核在下川遗址以外的细石器遗存中比较少见。因此，也是下川细石核的一个主要特点。 ⑥ ⑦ 目前，东亚地区对楔状石核打制工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有阳原技法、桑干技法、涌别技法、峠下技法等十余种剥片技法。我们认为：这些技法虽然对于认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范围内的细石叶剥制技术的差异，复原细石叶的剥制工艺等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技法的流程，可以发现无论什么技法都必须遵从上述提到的形制三要素和A、B两种模式的规律和框架。 c) 从细石叶的剥制技术来看，无论是锥状、半锥状石核，还是楔状和船形石核，先民们创造这些类型，并不是为了追求他们在外形上的区别和不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在不同形状的细石核上找到了打制同样规整的细石叶的共同规律。人类在掌握了细石核的形制规律和细石叶生产的三个要素的情况下，就可在各种形态的石核上，通过多种渠道和方法打制出大量规整的细石叶。 细石叶的程序化生产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用最少的原料生产出最多的工具刃口。就拿细石器遗存中的普通石片来说，一个十几克或几十克的石片仅有两至三个可能使用的刃口。而一个细石叶不足一克。几十个细石叶加起来才几克，就可以提供近百个规整的工具刃口（一个石叶有两个规整刃口）。这是其它是其技术无法比拟的。 观察所有细石器遗存，细石叶的数量与细石核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一个细石核最少也要剥制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细石叶，但是很少有遗址，细石叶与细石核的比例能够达到十几倍或几十倍。下川遗址中出土的细石核总数估计有近千枚[35] ，这些石核能够提供数以万计的细石叶刃口。目前下川等大多数细石器遗存中，尚未发现能够证明细石叶用途的复合工具。但是，如此之多的细石叶将大大提高了原始居民的生产效能。同时，我们看到下川遗址发现的细石叶的数量不足千件，这说明细石叶是当时人类最实用、最普遍的工具构件；大量的细石叶在当时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被消耗掉了。此外，遗址的埋藏过程和遗物的采集过程也是需要考虑的。细石叶很小，重量较轻，因此在有水流扰动的遗址中极易被水动力搬运。下川遗址虽然属于土状堆积物埋藏环境，水流扰动不是十分厉害，但埋藏较浅，耕土层中的人为扰动较为严重，加之许多石制品是采集的。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判断的困难。 细石叶技术是一个全球性的技术，过去我们受资料的局限，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细石器有两个分支或系统。一个是分布于地中海沿岸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在内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一个是包括东亚和北美在内的以楔状石核和细石叶为特征的细石器传统。然而，去年笔者应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德伦雷（Henry de Lumley）教授的邀请赴法国进行学术交流，在尼斯（Nice）停留期间参观了靠近法国边境的意大利Balzi Rossi史前博物馆（MUSEO PRESTORICO DEL BALZI ROSSI）及其附近地中海沿岸的由4、5个岩厦和洞穴组成的细石器遗址。回到巴黎后在古人类研究所（IPH）由观察了法国境内出土的一些细石器遗存出土的石器组合。这些细石器组合中既有精美几何形细石器，也有大量的细石核和细石叶。看来西方细石器并不缺少细石叶产品，只不过加工更为精致的几何形细石器的风头盖过了细石核和细石叶，多数研究报告都把前者作为重点进行介绍，细石叶只是附带地说一下。因此给许多人造成了莫大的错觉，认为西方的细石器只有几何形细石器。甚至连西方学者也认为只有“把长而大的石叶弄小、弄短、截成小段叫作细石器” [36]。言外之意细石叶怎么能算细石器呢？这就是由于东西方对细石器的理解不同以及过去以典型标本和代表性器物作为标志所带来的缺憾。 在2003年第3期《华夏考古》刊载了两篇有关潘色旺遗址的研究文章。潘色旺是位于法国中部，距离巴黎以南80公里的塞纳河边的一个马格德林文化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叶、细石叶类石制品（包括早、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及被截断的石叶）骨器以及鹿角、象牙制品（包括标枪的刃尖、鱼叉的叉头、带孔的骨棒、抛射器）。遗址中有几个火塘，火塘周边发现很多细石叶废料。研究者认为：潘色旺是一个短暂的季节性很强的狩猎营地，细石叶被用树胶粘在标枪头等骨制工具上，涉猎或屠宰动物，人们必须借用火力烘烤更换用树脂粘在标枪头上的细石叶。潘色旺遗址的石制品中有大量“带背的细石叶”（即琢背小石刀）被使用，占再加工产品的60%。而火塘边还发现了一柄标枪的小残段，上面还带有两个燧石制作的细石叶[37]。印证了细石叶作为镶嵌工具的部件的事实的存在，更说明了马格德林文化期的细石器虽然以几何形细石器为典型和特征，但细石叶的打制和使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进一步的推论：细石叶技术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技术。 （4）刮削器的细化和特化 刮削器在所有石器类型中是为最庞杂、最没有定数的一类。其定义简单且含糊，只要在一个边上有连续的加工痕迹就被认作刮削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刮削器形态、形制模式和生产工艺很不稳定，人们对它的功能及使用方法的了解也不很清楚。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规整的刮削器较多地出现了。然而，到细石器出现以后刮削器出现了极度地分化，以往数量最多的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等普通刮削器在很大程度上被种类繁多、功能独特的专用“刮削器”所削弱。以下川遗址为例：下川石器组合中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的数量十分有限，仅占下川石制品总数（以1978年《下川文化》中统计的1800件计算，下同）的2.4－3.2%。相反端刮器、石核式刮削器、凹缺刃器等专门化了的刮削器在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说明这些功能独特的器类的出现进一步分化和削弱了普通刮削器功能和地位。 （5）圆头刮削器的大量使用 圆头刮削器——即端刮器，又称为拇指盖状刮削器。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典型的制皮工具。下川遗址中有近400件这样的标本，是所有石器类型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占下川石制品总数的21.8%，占所有细石器中石器类型的42.4%。大量使用圆头刮削器，表明当时的狩猎技术和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下川的原始人类在狩猎、制皮的技术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端刮器(end scraper)，日本称之为掻器。在西方和日本的石器类型学中是一个与刮削器并列的、没有隶属关系的独立类型。这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端刮器不同于一般所指的刮削器。它具有非常稳定的形制模式和生产工艺，有特定的使用方法和加工对象，人们对它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的了解比较明确。而一般所指的刮削器，形制模式和生产工艺不稳定，器型大小、加工方法、作用对象都不明确，人们对它的使用方法及功能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一些形制相似或相近的石器有的定为刮削器，有的定为砍砸器或尖状器（西方的聚刃刮削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被视为尖状器），莫衷一是。相比之下，端刮器的器型大小、加工部位、修理方式都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拇指盖状刮削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其形制模式都是一致的，如此统一的器型并非表明它们之间有什么传统与交流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凸现了世界范围内细石器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石器生产的标准化格局的形成。 端刮器按坯材分为石片型和石叶型两个亚型。石叶型多见于西方石叶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技术(Mousterian)和晚期的石叶技术(Blade Technology)中的端刮器就已十分典型。西方第V技术中的端刮器多数以石叶为坯，而且在形制上没有短身和长身的区别，一件石叶端刮器不断使用、不断修理，由长身逐渐变成短身，直至废弃。因此，西方对端刮器不以长或短来分，而是以坯材或形态来分。除石片端刮器、石叶端刮器之外，也有相当多的石片端刮器，它们相当大，分为边缘修理的端刮器、环形端刮器、石核状端刮器(Rabot)、锯齿形端刮器、鼻形或有肩的端刮器等许多亚类型。 下川的圆头刮削器与西方细石器或第V技术中的圆头刮削器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使用的坯材（的比例）不同，基本上是以石片为坯，很少以石叶为坯进行加工；其次，下川者可分为长身、短身和两端圆头刮削器三个亚类。从石器加工的坯材选择、器身加工和刃部修理三个阶段来看，长身圆头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短身圆头刮削器不是长身圆头刮削器的变形或继续。它们在坯材选择上就有所不同，而且后者的打制工艺较前者要复杂。长身圆头刮削器多以带有纵向背脊的薄石片或很少一部分石叶为坯加工而成，器身两侧修理不普遍。短身和两端圆头刮削器多以较厚的石片、破石核碎片或板状岩块为坯，器身两侧普遍进行了比较复杂的修理。 从所使用的坯材来看，下川端刮器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6） 石核式刮削器或石核式小刀的出现，说明压制技术不仅仅出现在细石叶的剥制上，还用于石器的修理 石核式刮削器是下川文化中典型器物。这种器物首先发现于下川遗址，之后在丁村77：01地点[38]、吉县柿子滩遗址[39]、冀东平原[40]鲁西南[41]和苏北马陵山[42]等许多细石器遗址中都有发现，但无论数量还是类型都以下川遗址最为丰富典型。石核式刮削器并非石核，也不是用石核改制，而是用小厚石片和具有自然平面的薄板燧石制成的。因其刃部加工剥落碎屑的痕迹与细石核上的薄长石片疤极为相似，所以把这种风格的石器叫做石核式石器[43]。石核式刮削器是一种有特殊功能的工具。主要用于刮削、切割。因此，又称之为石核式小刀[38]。石核式刮削器或石核式小刀的出现，说明压制技术不仅仅出现在细石叶的剥制上，还用于石器的修理。 由于石核式刮削器与楔状石核、船形石核有相似的地方，有学者将发现的此类器物归为船形石核[45]。诚然下川遗址调查简报[46]中有一部分石核式刮削器应当划归船形石核，但就下川遗址中大部分石核式刮削器的特殊打制工艺和形态来看，是可以独立分类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7） 琢背小刀，琢击修理技术(backing)和镶嵌技术的体现 琢背小刀是下川遗址中的典型器物，王建等首先在下川遗址中发现并加以研究。其特点是将薄石片的一边轻敲细琢地钝化成厚边，作为刀背，而另一边不做加工，仍保持石片原有的薄缘作为刀刃，形状有点像现在的手术刀，这种工具可以徒手拿捏使用，也可将厚的一边镶嵌在木或骨质材料上做成复合工具使用。 琢背工具西方出现得比较早，其第IV技术（石叶技术）工业中就大量出现，如非洲晚期石器时代的钝背石叶（Backed blades）和欧洲奥瑞纳文化中的格雷夫特尖状器和沙代尔贝龙石刀。西方的几何形细石器源于石叶技术 (blade technique)，它通过对狭长的石叶进行的截断修理(trancation)、刃部修理 (edge retouching) 和琢背加工 (backing)和细雕刻器技术(Microburin)等工艺技术，产生出月牙形、三角形、梯形等几何形工具。而其中琢击修理技术(backing)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我国的石叶技术不发达，细石器技术基本上是直接从石片石器跳跃过来的。因此，琢击修理技术不发达，琢背工具发现的也不多。但在许多细石器遗存中都可见到零星的琢击修理技术及其制品。而在细石器以外的石器遗存中发现的极为罕见。由此推断，琢击修理技术(backing)是我国细石器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细石器工业出现以后才真正成熟起来。因为琢击修理技术是直接为镶嵌技术服务的。 下川的琢背小刀与西方的格雷夫特尖状器和沙代尔贝龙石刀以及几何形细石器等镶嵌工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下川的琢背小刀是以石片为坯的，而不是以石叶为坯。其次，它比格雷夫特尖状器和沙代尔贝龙石刀短宽且小得多，这是由于受石片坯材的限制所致。虽然如此，下川琢背小刀的出现仍然是我国镶嵌工具的一个标志。 （8）大量使用尖状器、微型尖状器和锥钻等工具，说明工具的细化、专门工具的出现 下川遗址中的尖状器可分为：两面加工的尖状器、三棱小尖状器、扁底三棱尖状器、宽尖尖状器、薄尖尖状器和微型尖状器。这些尖状器不但制作精致，而且类型丰富多彩，用途各不相同。说明工具的细化和分工以及专门工具的出现。 扁底三棱尖状器和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器型都比较大，且底部减薄，显然是为了便于装柄制成狩猎用的矛。 锥钻是钻孔用的工具，但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从旧石器研究史来看，像刮削器、锥钻等这类以功能命名的石器，是以现代工具的类比进行推理演绎出来的。那么，锥应当主要用于针对柔软物体的穿刺，钻才是针对较硬物体用于钻眼的工具。然而，旧石器中的锥和钻是很难区分的。因此往往统称为锥钻。 下川的锥钻不十分典型，如果真正用于柔软物体（如皮革）的穿刺不一定比某些细小的尖状器或石叶的尖更有效。因为它们的尖锐程度并不好。传统上对锥钻的定义主要体现在器型和加工方式上。在器型上，一般有一个细长的颈和两个突然宽大起来的肩。在加工方式上，两侧的刃一般都比较陡，且为交互加工。这样在往复转动时，始终有一个边可以起到刮削的作用，而较陡的刃可以经受很大的抗力。顺着这样的思路，下川的锥钻主要功能可能不是针对柔软的皮革的，而是针对较硬的物体，以扩眼为主要目的的工具。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这些被叫做“锥钻”的器物的具体功能。我们权且以“锥钻”称之。 微型尖状器加工十分精细，尖端很是犀利。它们一般以石叶或细石叶为坯，边缘和尖端略有加工，有的加工痕迹在放大镜下方能看清楚。这样细小的尖状器十分珍贵，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锥——即穿刺柔软的皮革等物体的。 三棱小尖状器在下川遗址的尖状器中数量最多。器身两侧的修理一般都很陡，横截面呈正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整体上类似于今天的三棱刮刀。以厚石片或板状燧石为坯，器型短小，且不十分规整。以石片为坯者占绝大多数，有破裂面向背面打击加工成截面呈三角形的、两边对称的三棱形瑞尖。以燧石板为坯者，两侧通身修理，尖端呈三棱形，中后部截面呈梯形。这种尖状器的功能仍然不清楚，但从其数量来看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亚类型，一定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工具。 （9）石镞和两面压制工具的出现，说明它们的狩猎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工具攻击猎物 石镞，通体用压制法修理，底部呈圆形或圆尖状，它比峙峪等其它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者更为规整。但比其它晚期细石器遗存中的平底、凹底及有肩石镞那样的特征，显示了比较古拙原始的特点。 下川遗址中两面通体压制修理的石器还有两面加工的尖状器。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多数都保留有石片台面，系以厚石片经仔细修理而成，其两边和底部都薄而中间较厚，尖端呈锋利的锐尖或扁尖。扁底三棱尖状器系以厚石片为坯，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制成（也有两面加工的）两边对称的三棱形锐尖，底端两面或一面修理成扁薄形。这两类底边都有所减薄，无疑是为了与木柄结合，因此应把它视为们狩猎用的标枪头。 石镞和标枪头等两面压制工具的出现，说明它们的狩猎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工具进行狩猎。 （10） 雕刻器技术和镶嵌技术的同步发展 我国的雕刻器绝大多数出现在细石器工业中，其中以下川遗址中者最为丰富典型。有74 件之多，它们可分为纵刃、斜刃、横刃、交叉刃和两端刃5大类。各个类型的雕刻器在坯材选择、器身整形和雕刻器刃打制三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显示出下川文化的主人对这些雕刻器都有了比较固定的打制程序和形制模式。从下川雕刻器与西方雕刻器的对比来看，中国的雕刻器与西方的雕刻器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雕刻器属于石片雕刻器类群。以修边斜刃雕刻器和屋脊形雕刻器为主，交叉刃角雕刻器次之，横刃雕刻器和两端刃雕刻器则更少。其中斜刃雕刻器以修边者居多，而且左斜刃雕刻器占有很大比例。西方雕刻器属于石叶雕刻器类群。器身整形者较少，器身两侧基本保持石叶原有的状态；以纵刃雕刻器、屋脊形雕刻器和交叉刃角雕刻器为主，横刃、斜刃较少。[47] 下川雕刻器在类型上、大小尺寸上特点一致，说明下川雕刻器的生产已经进入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阶段。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下川的雕刻器技术中包含了压制修理技术、制动技术和多次削尖的技术。这些特点是石片石器工业中的雕刻器上所不能见到的。 以上是有关雕刻器类型和技术层面的探讨。就雕刻器的功能而言，一般认为用来雕刻骨角器物[48]，也有人认为是用来刻划开槽以及分解骨片，雕刻器在加工特定形状的槽沟(如加工一定宽度的U字形槽沟)时，具有可供选择的几何形态的特殊刃口[49]。如果用于骨角的刻划开槽应当与镶嵌技术有关。 我国的雕刻器技术早于细石器技术。我们在《下川雕刻器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国“雕刻器类石制品”呈现出一种哑铃状分布。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的“雕刻器”数量几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雕刻器数量相当，而且主要集中在周口店１地点。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这类石制品的众多思考。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它们属于特征相似的两个不同技术的产品。周口店１地点的石制品绝大多数是以脉石英为原料，并且以砸击技术剥制石片。因此，周口店的“雕刻器”上的雕刻器小面，很可能是两极打法造成的剪切破裂的破裂面，它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雕刻器不能划等号。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中的雕刻器类石制品，发现的数量较少，特点也不明确，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文化中的雕刻器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类型单调、形制也远不如细石器文化中的精致典型。说明我国的典型雕刻器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出现后，才在打制技术上真正成熟起来。 ⑾ 凹缺刃器、锯齿刃器和楔形析器的使用，说明人类的物体分割技术进一步发展 凹缺刃器(notches)、锯齿刃器(denticulated tools)在西方文献中早就出现。我国近些年才在类型学上给了它们一席之地[50-52]。凹缺刃器、锯齿刃器都是进行物体分割的工具。 楔形析器(splintered pieces)是一种用于析裂物体的工具。其上的两端砸击破裂痕迹并非作为砸击石核砸击石片时形成的，而是在析裂其它物体时，受到石锤砸击和物体的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形成的。1993年笔者曾就这类石器的破裂特征、分类、用途以及与两极石核、石片的异同及区别进行了详细论述[53]。 物体的分割技术可以说从人类打制第一把石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石片打制、石器修理以及用石制工具切割动植物、加工木骨质工具等，都是物体分割技术的一部分。但是一般并不把物体的分割当作一项技术来看待。因为打制石器是制造工具的手段，切割动植物属于人类生存的手段。因此，物体的分割一般不为考古学家说重视。然而，用石器工具进一步加工或分割木、骨等物体的工作往往因找不到证据为考古学家（更准确地说是石器类型学家）所忽略。如果跳出类型学的范畴，从原始人知识和技术积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原始人对物体的分割技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的不自主的低级的阶段，如打制石片、采摘野果、（用砍砸器）砍伐树木、切割分解动物，这些属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不自主地受自然规律约束状态下的一种行为。他们有分割物体的本能和技术，却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第二个阶段，是有计划有方法的自主的高级阶段，如打制勒瓦娄哇石片、石叶和细石叶等一系列石器技术，以及把木、骨质的物体规整地分割开来，是在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自主的创造性的一种行为。勒瓦娄哇石片、石叶和细石叶等一系列石器技术是在人类认识和掌握了“背脊控制”规律，认识到主导石片形状的关键因素以后在石器打制技术上的一个飞跃；对木、骨质的物体的精确而规整的分割是随着石器技术的进步，凹缺刃器、锯齿刃器和楔形析器的出现得以实现。凹缺刃器可以将凹刃骑在木、骨等圆杆状物体上前后转动，将其准确地分断。雕刻器、锯齿刃器和楔形析器的相互配合可以将木骨等杆状物体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纵向分割——先用雕刻器、锯齿刃器在其上纵向刻槽，然后用多个楔形析器楔进去将其裂开。 我们认为凹缺刃器、锯齿刃器和楔形析器是石器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虽然不是细石器并且早于细石器出现，但作为精确分割楔裂物体的配套工具，是随着旧石器时代后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增加，雕刻艺术品、骨角制品以及复合工具的出现而出现的。在中国，精确分割技术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大量的体现出来。 ⑿ 粗大石器虽然不属于细石器的范畴，但是往往能够对一个细石器遗存的文化性质起决定性的区别作用 在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典型细石器遗存中不仅仅有细石器，粗大石器也是较为常见的器物。它们虽然不属于细石器的范畴，但是却往往能够对一个细石器遗存的文化性质起决定性的区别作用。下川文化中用砂岩打制的尖状器、锛状器、椭圆形刮削器、礪石、研磨盘等粗大石器，它们也是下川文化的重要成员。薛关[54]、柿子滩[55]遗址中用石英岩打制的卵圆形弧刃刮削器、两端尖状器或双尖尖状器等，都是体现各自文化特点的标志性器物。 a) 锛状器是下川文化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石器，也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典型细石器遗存中代表性器物。此外河北省的几处细石器遗存中也有锛状器出土，1996年谢飞等对这些遗址中的锛状器的器型特征、制作技术、装柄与使用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56]。 下川锛状器的特征非常明确，基本以细砂岩为原料，以背面为砾石面的厚石片为坯，器型多呈梯形。锛状器周边由背面的砾石面向破裂面方向打制修理，刃部亦由砾石面向石片破裂面方向打制修理，形成以砾石面为底面的一面坡刃口。表明他们已经初步懂得了磨光的砾石面阻力较小，并且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特性打制出底面为磨光砾石面的锛状器来。 b) 与锛状器一样研磨盘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典型细石器遗存中常见的器物，下川、柿子滩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存中都有这类研磨盘。以板状厚沙岩块为坯，周边经由上之下的打击修理成椭圆形。下川遗址1973－1975年发现3件，其中1件已残，约为原器的四分之一。磨盘周边厚3.8厘米，中间由于多次旋转研磨而下凹成圆坑，最薄处仅2.5厘米。王建等认为与新石器时代磨制谷物的磨盘不同[57]。1976－1978年发现若干磨盘，石兴邦先生认为它与一同出土的磨棒、锯、镰等器物都是高级采集经济的文化产物，与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有很多相似性。这些因素和农业文化特别是栗作农业文化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58]。柿子滩遗址中的磨盘，磨面上无磨痕，中心留有砸击的斑痕，整个磨面上被赤铁矿粉染成暗红色，可能是用于敲砸研磨赤铁矿石 [59]。 注释： [31] [32] [33] [34] b：Inizan M.-L.,Roche H., [35] [36] [37] [38] [39] [40] b：王恩霖：《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遗址的新材料》，《人类学学报》，1997年16卷1期，第1-10页。 c：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989年11期，第967-970页。 d：黄骅细石器调查小组：《河北黄骅发现细石器》，《考古》1989年6期，第481-488页。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前一篇：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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