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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祖居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上）
最近有几个电视台热播《大秦帝国》，偶或看上一二集。忽然想起来在19年前我曾经研究过秦人的来源。认为秦人的祖居在辽河，确切的说在辽河的支流西拉木伦河，更加确切的说，是在西拉木伦河支流百岔河。
一、百岔河岩画中的鹿
1990年我到百岔河考察。
这里是萨岭河与沙里漠河合流处，就是著名的西拉木伦河的起点。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都是西辽河的支流。我曾经戏称他们就是中国的“两河流域”，也就是诸多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地区。《内蒙古日报》和《北方新报》的几位编辑在沈阳曾经让我将这个题目发挥一下，写几篇文章，后来我因为忙于拍摄电视片没有顾得上。
我来到的这处河段可以说是西拉木伦河最美丽的河段，瀑布、峡谷、山壁、岸树都很有特点。可惜当时没有现在的数码相机，为了节省胶卷，没有拍摄几张和文物无关的照片。即便是拍摄的文物也存在文物所了，我手头没有。
遗憾。
如今再也找不到1990年时的风景了。
百岔河，有的古籍称为“高凉河”。它发源于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七老图山中，即今芝瑞乡石头庙子山和面子山间的百岔山。资料上讲百岔河全长145公里，按照古代的计量单位约合三百华里。古籍中有记载西拉木伦河亦即西辽河的源头出自百岔河的记述。这次到辽宁拍片，他们的辽河办主任就认为西辽河发源于七老图山。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地形训》中就有中华六水的记述：“何谓六水?曰河水（黄河）、赤水、辽水、黑水、江水（长江）、淮水。”由注文可知，这里的辽水是将今天的辽河、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视为一体的。
在百岔河经过的左右两岸中下游地，就是史前岩画所在地。根据当地的文物普查资料，共有九处四十八组，成为西拉木伦河上游支流的一段百里岩画长廊。
距百岔山最近的是永兴村岩画，绘在百岔河左岸山峰的悬崖上，现存有三组第一组存于永兴村西零点三公里处，岩画为五只奔跑的鹿，用白颜料绘成。
第二组为一只伫立凝望之鹿，在上述五鹿之上一米处，也用白颜料涂画而成。
第三组在距第一组百米之外的悬崖顶上，距百岔河面约一百二十米，绘出的是猎手猎取群鹿的场面。猎者六人，有三人张弓，一人作呼喊状，另两人各在用一种似乎是石器的猎具分别击打一只雄鹿和一只雌鹿，整个鹿群有鹿二十一只。
在长达六十公里的河岸两侧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狩猎的画卷，极为壮观。西拉木伦河古时为山戎人的居地，以后为东胡、乌桓、鲜卑人的居地，那么这些岩画究竟出于何时，由何人绘成的呢?已有地方史家断定这些岩画“绘于先商时期”。
我根据一些史料，认为这就是秦国先人绘制的，也就是说，秦国的先人一部分是出自山戎。
他们的先人有名称，在古籍中称为“戎胥轩”，这里的“戎”是中原人对边远少数民族的蔑称，“胥轩”是本称。
“胥轩”应该是后来的“东胡”和鲜卑的祖先之一。或者说，胥轩人一部分西迁了，成为秦国人的祖先，一部分留下的成为后世的东胡。
胥轩族的图腾就是“鹿”。
这个观点比较新，在网络上是查不到的。我如此说自然有我的道理和文物证据，且听我慢慢道来。
（插图）
二、鹿石、鹿石风岩画中的秘密
鹿石与鹿石风岩画的发现，大约始于本世纪初，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发现的较多。当时主要发现地集中在蒙古和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尔泰山图瓦地区。后来在新疆、真个内蒙地区包括呼伦贝尔都有发现。
（插图）
我们现在仔细观察，这些地区的鹿石、鹿石风格的岩画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何其相似，尽管它们彼此相距遥远，然而却如出一家，大同小异。鹿的造型千篇一律，其风格已经完全程式化。很显然，它们在的反复出现不厌其烦，肯定具有某种图腾或族徽的性质。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中凝定着来自某个民族的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这一点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那么，它是哪个民族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这诱人的历史奥秘也正是它令人神往之处。
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思考所谓“野兽纹”纹样这一类问题时，总是离不开“斯基泰人创造的”这一套陈旧的模式。所谓斯基泰人，就是活跃在秦汉之际西部的“塞人”。
而鹿石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虽然与斯基泰艺术有某些相通的东西，但毕竟不完全一样，明显有其自成一派的特点，对于它的研究必须另辟蹊径。正如前苏联学者A·F·萨维诺夫所说：“鹿石问题的分析并最终解决，要求助于独立风格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论证体系。”
我们仔细看，虽然把鹿石上的动物称作“鹿”，并将这种艺术形式冠以“鹿石”之名。其实严格说来这种称谓并不十分确切。因为粗看上去，这种动物很像“鹿”，但细看起来它确是“鸟首鹿身”，是一个非现实存在的神幻之物。
就是国外也有的学者看出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这种特定风格的鹿石，其鹿的嘴脸是“鸟嘴”，也是M·A·达夫列特说的。
正惟如此，我国宁夏贺兰山发现的鹿石岩画干脆被命名为“鸭嘴兽”，显然发现者已看出了它的不伦不类。更有意思的是，在新疆恰勒格尔(阿勒泰地区)古墓旁发现的那个鹿石，发现者更直截了当地管它叫做“五凤石”。这说明其上所刻的动物又和“风鸟”极相近。(见赵养锋：《中国阿尔泰山岩画》)。
我个人认为这种“鸟首鹿身”的臆造神兽和我国的“龙”一样，它也是由不同动物的某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应该说，它具有某种复合图腾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鹿石中的“鹿”应是由鸟图腾氏族和鹿图腾氏族相互融合的产物。
这从它的造型千篇一律和反复出现的一种程式化的文化态势来看，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前苏联学者M·A·达夫列特研究的结果认为“鹿石是由两个部族(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创造出来的。”
甚至M·兀·格列兹诺夫敏锐地感到：“它兴起在东方(阿尔泰萨彦岭或更远的地方)，它不是单一民族和单一历史范畴的创造作品。”(朋友提供的M·A·达夫列特：《游牧路上的岩画》，47—56页，莫斯科，1982年版)
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无疑是属于灼见。但鹿石兴于东方何地?又是何民族在何等年代缘何创造出来的?其文化内涵是什么?应该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三、“鸟首鹿身”是中国古代“风神”飞廉也就是秦国始祖的形象
我们在中国神话中常可以见到有关雷神、雨师和风伯的传说，其中风伯也就是风师——飞廉。产生在秦国的《吕氏春秋》记载：“风师曰飞廉。”
但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的是风师飞廉的形象。
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这几乎就是鹿石画的神兽了。
《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这条记载更加印证了飞廉风神的形象是“鹿身雀头”。《说文》“雀，小鸟。”也就是说，飞廉是“鸟首鹿身”。这与鹿石中的神兽相吻合，尤其是“有角”、“蛇尾”、“文如豹”，和宁夏的鹿石风岩画中的所谓“鸭嘴兽”形象十分相似。
实际上再我国汉代画像石中还能找出飞廉的造像。（插图）
那么，飞廉和秦国祖先有什么关系呢？
秦民族原始神话留传甚少，其中只有蜚廉(飞廉)进入了神话的行列。太史公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史记》，其中《秦本纪》中有一段关于秦民族的历史，使我们知道了秦人的祖先是来自鸟图腾的一支，而蜚廉(飞廉)即其后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就是说，秦的祖先是由鸟卵生出来的，其先民是以鸟为图腾的，他的族源神话与商族的玄鸟神话具有文化共性。“……生大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伯)翳，舜赐赢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飞廉)……。”大弗即伯益、柏翳。“翳”即“鹫”。表明伯益以“鹫”鸟为图腾。所以无疑其后之秦人飞廉也是以鸟为图腾。
最近几年，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认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商文化之源，也就是说，秦人和商人一样都是来自于北方的鸟图腾民族。这个图腾同时也是华北地区土著民族的图腾。一直到武王克商才发生了变化，但是，仍然是以鸟名“燕”来为国号和文化特征。
但是为何他又常常以鹿和鸟的合体出现呢?
在楚辞《天问》中就有“惊女采薇鹿何佑”一语，其意是说，秦民族在逃亡的路上得到了鹿神的保佑。在史籍上以“鹿”喻秦的地方也相当多，例如《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参见林庚：《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史》第七辑，1979年版)
飞廉是化身凤属神鸟的风神。但是它又为什么变成鹿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鸟图腾族联系了某个鹿氏族的缘故。起源于我国东北部，活动于东夷区域的颛顼就以“女禄氏”为妻。古代同音通假，“禄”即“鹿”，证明东夷集团里有鹿氏族。飞廉以鹿和鸟为主体，成了综合式图腾。
四、以“鹿”为图腾的氏族戎胥轩
据《秦本纪》我们得知了秦世系的排列：即秦之先女修、大业、伯益(大弗)、大廉、孟戏与中衍、中潏、蜚廉(飞廉)……。
注意，《秦本纪》中又记有申侯口中脱出的一席话：“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这里说的很清楚，就是秦的先祖中的女子嫁给了戎胥轩为妻。
按申侯所言，戎胥轩当是中潏的生父、蜚廉(飞廉)的祖父，但不见《秦本纪》所述的秦世系。“不列入世系说明戎胥轩不是正宗继承人，而是庶出或旁枝，那就不可能是中潏的生父。”(何青谷：《赢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这只能表明他是秦人中的一支，但是哪一门人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与秦人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申侯也不会把他抬出来。因而，关于戎胥轩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大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胥轩曰戎，自非华族。”(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我们知道远古时代的个人是没有名称的，“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才逐渐产生了人名，但最初的人名或即图腾名称，或与图腾名称有关，……”(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卓识，因为实际秦先人的伯益即鹭鸟图腾，中潏即鹬鸟图腾……，所以“戎胥轩”之名也应当与图腾有关。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胥轩”前之所加“戎”字。蒙文通先生所断言的“胥轩曰戎，自非华族”（不是来自仰韶文化的民族）是有道理的，“胥轩”应当是商周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因而被贬称而冠以“戎”字。
据此可知，“胥轩”二字应是一种图腾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它的原意应当是“鹿”，即突厥语系裕固语和图瓦语“鹿”的发音的汉译。
突厥语系“鹿”的发音有如下几种：维吾尔语buKa、哈萨克语buKa、柯尔克孜语buKu、乌孜别克语buK￡、塔塔尔语bu~ra、图瓦语si百n、撒拉语buIgU、裕固语su百un，经过上述比较我们看到，惟有裕固和图瓦语的读音与众不同，二者几乎完全一样，其读音为“苏恩”(s百xn、su百un)，也即“胥轩”的对音。“胥”古音读sn(私吕切)，“轩”古音读xan(虚言切)，“胥轩”连读或促读也即“苏恩”(siaxan)。
因此我们说“胥轩”即是表明以“鹿”为图腾的人。
说道这里我们知道，以鸟为图腾的秦人先祖和以鹿为图腾的胥轩（东胡）是姻亲关系，是通婚的氏族。共同发展出来后来的秦氏族。
这里我们找到了飞廉之所以“鸟首鹿身”的混合式图腾构成的民族根源。
五、鹿石是秦先人的文化遗存的进一步证明
鸟图腾的秦先人与鹿图腾的东胡系先人由于姻亲关系而构成了“鸟首鹿身”的飞廉风神形象，因此推断出鹿石文化的出现应当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然而，鹿石上的形象并非是现实世界中的鹿，而是“鸟首鹿身”，问题看上去变得复杂了。但是，线索是很好理清的。
从图腾上的确认，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鹿图腾不是斯基泰人的专利。我国东胡族就信仰和崇拜鹿图腾，虽然“东胡”之称谓《逸周书》中始见，但东胡却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
东胡的考古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是共识。那里曾发现了很多刻有鹿图像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在东胡及其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白岔河地区的岩画中“鹿”的比重相当大，而且有很多鹿完全是以单独被供奉的神兽形式出现的。根据笔者亲身考察还发现，有的鹿旁常伴有狗的形象，这和西伯利亚地区鹿石的形式很相似。只不过鹿是写实风格而非“鸟首鹿身”式的，这表明它可能与秦族先人的鹿石有关，但还不是那种“鹿石”作品。
我们还看到，作为“东胡之余”的鲜卑的文物中，也有大量的鹿纹饰存在。有的学者指出：“鲜卑”即鲜卑语“鹿”的意思(注意：与“胥轩”促读音近)。而且特别强调：“在先东胡族人墓前竖存刻鹿纹的石碑，……很明显，东胡文化中的鹿石早就先于鲜卑铜牌饰而存在了。”(干志耿：《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显然已明确地把“鹿石文化”划归东胡族文化的范畴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图腾学的角度再观察一下鹿石中的“鸟首”，发现它们的造型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一律为长嘴造型。显然是属于利于食鱼的水鸟一类(游禽、涉禽类)。
“秦之先人伯益即伯鹭，是鹭鸟图腾，飞廉的生父中潏即鹬鸟图腾。”(何光岳：《东夷源流史》，3—2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鹭”鸟是一种水鸟。《诗·大雅·凫臀》：“凫臀在泾。”《苍颉篇》：“鹭，鸥也。”一名水鹗。可见“臀”是属水鸟或鸥鸟之一种。鸥鸟是具有长嘴的水鸟，与鹿石中的“鸟首”之状相类。“鹬”鸟也是一种水鸟，“属涉禽类，头部圆大嘴长二三寸，颈亦长……嗜食小鱼。”(《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这一特征与“鹿石”中的鸟首造型更接近。
虽然，斯基泰人的神兽也有鸟首鹿身者，但多是猛禽之首(鹰)。
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先人鸟图腾的鸟类种属和鹿石上的“鸟首鹿身”中“鸟首”的种属相合，是独具特色的。所有已经被发现的鹿石中的鸟首和鹿身的造型完全是一个模式，没有任何演化的过程，说明它是属于特定的图腾族徽的性质。
秦人的祖居在辽河（中）
从文化地理方面来看，虽然建立秦国的秦人是从甘肃东进到陕西的，但是秦先人至少在飞廉之前是活动在东北地区后来迁居到山西的。
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人中有孟戏。《山海经·海外西经》：云“灭蒙鸟在结匈国北……。”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指出：“灭蒙鸟”即孟鸟，也就是指秦之先人孟戏。
《山海经·海内西经》：“孟鸟在貊国东北。”
貊国就是秽貊。在黑龙江、吉林、内蒙中东部一带出现的比较早。扶余国、高句丽的形成都和这个民族有直接关系。相邻的肃慎和他们敌对。在他们的东北，也就是孟鸟活动的地区是东部鲜卑祖先东胡活动的地区，经过逐步迁徙，一部分到了松花江辽河一带（今日松辽平原），被中原人称为东胡。说秦先人孟戏(即以孟鸟为图腾)活动的地域也恰好在东胡先人活动的舞台上，因此鸟图腾的秦人与鹿图腾的东胡先人在此相遇是顺理成章的事。两者结合而出现后来的“鸟首鹿身”的复合图腾也是不奇怪的。
这个鸟首鹿身的的民族继续向西迁徙，来到了山西。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诞生于辽河、松花江一带的民族经常是向西迁徙的，而且经常选择山西作为站点。比如后来统一鲜卑各族的檀石槐也是从辽河上游到了山西的。
秦之先人中重要人物即飞廉之生父中潏，就是活动在山西。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潏活动的地域，一是中潏的得名。
据《史记·秦本纪》载：中潏“在西戎保西陲”。这里有争议的是“西垂”的地望。以往史家多指周之西部，即陕甘交界一带。实际上中潏所在“西垂”，应是大邑商而不是周的西部，即今之山西南部及其以北地区。因为据申侯所言，中潏、胥轩率族人为商保西陲，他们就不可能跑到周人之西部，越周而事商。如此与理不通。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中潏之获名可能与潏水有关。而实际上有两个潏水，一在陕，一在晋，从秦先人活动的范围来看，中潏获名之潏水应当在晋更合理。关于谲水在晋的记载见于《山海经·中山经之首》：“牛首之山……劳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潏水。”清《嘉庆一统志》记平川府山川云：“潏水在临汾县北……至临汾县北入汾水。”据此我们认为中潏得名之潏水应在晋之潏水，这样也和中潏保西陲的地望相合。卫聚贤先生提出：“中潏在保西垂之前，当在山西太原以东。”(卫聚贤：《古史研究》，5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是合情合理的。也非常符合来自辽河一带民族的迁徙路线。
中潏之子飞廉(蜚廉)活动的范围也是在山西。据《史记·秦本纪》所载，武王伐纣时，飞廉正在商之北方，“是时蜚廉(飞廉)为纣石(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
而且公认的秦的始祖飞廉死后也葬在了山西霍山。
我们之所以强调考察和指出秦先人至少在飞廉之前一直活动在山西以及其北的地域，是因为这里也是鹿图腾的东胡族先人的活动地盘。“在商代初年，东胡活动到商代正北方……。从传说时代的唐虞到春秋战国，东胡与黄河流域的关系一直是密切的。”(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
这里也正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以鸟为图腾的秦先人与东胡族鹿氏族的联姻所必须的文化地理舞台存在的合理性。
民俗方面的考察
上面我们已从文化地理和图腾的角度，考察了秦先人与东胡族先人的关系，现在我们再从民俗学角度继续探索。
“髡头习俗”（剃秃子）是在东胡族系中广泛流行的。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版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这与东胡各族“以髡顶为轻便”相合。
这一点与鹿石中的人物秃顶不蓄发的情况一致。
陕西凤翔秦墓出土文物“铜削”的饰件上也刻有人物，且也是“秃顶”的。可是，“斯基泰人蓄大胡子，戴尖顶帽……”(《斯基泰文化》且·A·阿甫杜辛)。值得注意的是秦墓出土的铜削饰人物的脸型与鹿石中的人头型都呈削尖下颏，非常接近。前述三者(鹿石、铜版、铜削)其上所刻人像皆为“秃顶”这一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至少可以表明它们三者之间在族属上具有一定的关系，即都在人种和习俗上与“东胡族系”有关。
“石棺葬俗”是东胡族系或曰松辽地区的葬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内蒙古海拉尔所发现的东胡墓为石板墓，有的墓在墓前15米处立一石条，以为墓碑，在前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也有类似石板墓，墓前也有石条。其上往往刻有鹿的形象，考古学上称为“鹿石”。
文字记载的秦先祖飞廉死时也是葬以“石棺”(《史记·秦本纪》)，“皇甫谧云作石椁于北方”(徐广：《集解》)，可见其形制也是石板墓，这与中原木椁墓葬俗迥异。显然这表明秦族先人的葬俗属于东胡文化圈。由于葬俗文化最稳定，因而常作为考察民族族属的依据而不容忽视。
由于秦人早期保持了很多先人留下来的习俗，才被中原人“比于戎狄”，认为其“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序表》)，并且以“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直到商鞅才革秦之“戎翟之教”。这表明早期秦人是与中原华夏族在文化习俗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秦先人用东胡人的习俗是不奇怪的，飞廉葬以石棺当是事实。
“飞廉”与阿尔泰语中的“风”音同。“飞廉”是上古时代凤属神鸟，是东夷的风神。几乎在鹿石分布区的有关民族的语言，对于“风”的称谓都与“飞廉”的发音相近。
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在东北亚地区流行的萨满教中，其风神的形象也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驯鹿。显然，它是上古时期鸟与鹿合体的“飞廉”风神的遗迹，仍然在操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民族中保留着。
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了秦人的迁徙
鹿石的断代、分布和内涵与秦人先祖飞廉的史迹相吻合。
之所以在商末周初时期出现上述历史文化现象，把我国北方的青铜文化传播到蒙古和阿尔泰地区，只能表明我国北方发生了民族迁徙的活动，而此时我国历史上正发生了周武王灭商的大事件。
在这场大事变中，以秦先祖飞廉为首的效忠于商纣王、为商王室保西陲的秦先民们，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武王势力的严酷镇压而出逃。其结果是：“武王对恶来(蜚廉的儿子)、蜚廉(飞廉)族军废其姓、亡其地、变其民为游牧奴隶。”(杨东晨：《秦人秘史》，9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他们外逃的方向，当与其亲族居地有关，即一支向东而奔东夷故地，另一支向北逃往东胡先民们活动的中国北方。因为秦先民是东夷鸟图腾氏族与东胡先人鹿图腾氏族的混合体。据史料《孟子·腾文公下》云：周公伐奄，“驱飞廉(应是其裔族)于海隅而戮之。”也就是说为了消除飞廉的裔族势力，周公伐向东夷，直到今山东海滨。另一支秦先人在周人压迫下，向北逃亡。《天问》中有关秦民族传说的段落有如下两句：“惊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
林庚先生解释说，这是表现周武王杀了飞廉的儿子恶来之后，秦民族向北逃亡的情景。“惊女采薇鹿何佑?”是说逃亡路上濒于饥饿、采薇而食的困境，并且得到秦民族神话中的风神和英雄飞廉(鹿身)的保佑(林庚：《“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文史》第七辑)。
笔者以为这“鹿”不仅代表飞廉，应当包含的内涵更广，即可能泛指与秦先民有亲缘关系的，以鹿为图腾的东胡先人对一路北逃而上的秦先民的庇护和搭救。当时一部分人北上到了山西汾水流域的赵城，有一部分秦人去了陕西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另一部人则继续北逃。
当时逃亡的路线，据林庚先生认为“北上回水”是指沿汾水北上，向山西北部逃亡。徐显之先生根据对《山海经》的研究，认为从山西向北出走能有三条路线可循：
“《北山经》谈我国北方诸山水，是分三个部分来叙述的。《北山经之首》所谈的地区跨度，西起天山北，向东延伸沿着阴山直抵今内蒙古自治区。《北次二经》所谈的是从今山西省北部管涔山一直到贝加尔湖。《北次三经》所谈的是从太行山燕山一直到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徐显之：《山海经探原》，174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从上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北次三经》所谈正是历史上东夷鸟图腾与东胡鹿图腾两氏族活动与交合的舞台。而《北山经之首》和《北次二经》则是鹿石集中分布的地区，即蒙古、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和宁夏贺兰山(鹿石发现点)、新疆天山北阿勒泰(鹿石发现点)迄西。 根据鹿石分布路线也就知道秦先民逃亡迁徙的轨迹，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原南西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此时被卡拉苏克文化的原长城地带的中国人种所替代。而且也理解了为什么《史记·秦本纪》说秦民族在秦襄公“于是始国”之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的境遇。
我们知道，后来建立秦国的那支秦人，即是商末被周人杀死的恶来(飞廉子)的后裔，也是周公东征时抓获的俘虏。这一史实有《史记》为证：蜚廉(飞廉)“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史记·赵世家》)
由于这一支秦人是飞廉和恶来的后裔，后又在东方兴乱叛周，所以受到了“坠命亡氏，踣其国家”的严惩，其结果是取消了他们的赢姓、秦氏及秦地的封土。“从女防、旁皋、太几、大骆四代不仅不能姓赢、不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连氏也只能附于造父族而姓赵氏。”(何清谷：《赢秦族西迁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所以在此种情况下，这一支不能祭祖、沦为奴隶的秦族，去搞祖先图腾崇拜的鹿石之类纪念物，当然也就不可能了。所以只有在偏远的夷狄地区活动的另一支秦族先民中，才能找到鹿石的创造，并被保留下来。而这支秦族先民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因为鹿石艺术的出现和消失只在周朝前期，东周之后基本不见了。
不过我们在此探讨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问题。一是在蒙古发现的鹿石与其它一般鹿石不同的是，其上不仅有鸟首鹿身的神兽，而且还有人像并配有兵器。
关于此种风格的鹿石，前苏联学者曾发表过见解，M·A·达夫列特在《游牧路上的岩画》一书中指出：“鹿石——纪念性石碑或石柱，上面布满了特定风格的鹿形……鹿石是人即战争英雄的化身。……构成鹿石的基本内涵是表现人的形象。”
笔者以为上述判断是基本不错的。只是他不能确指是什么民族的战争英雄的化身。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大胆地提出，它应当是秦民族先人中的一支族人集群所创作的祖先图腾柱或民族英雄纪念碑，很可能是秦族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风神飞廉的纪念柱，他是秦民族的保护神和战神。因而“天问”中才有“惊女采薇鹿何佑?”之说，这“鹿”当指飞廉风神形象或与之联姻的鹿族图腾神。
再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鹿石中表现了鹿在冲向顶部的太阳。这太阳为东夷太昊或颛顼神的代表和象征，这在前面我们已论述过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些鹿被表现成有首无身，或是有身无首的形象，这一现象在宁夏鹿石风岩画中也能见到，蒙古鹿石中更清楚。
显然，这是以民族图腾遭到身首异处的杀戮，来表现一场战争的残酷经历。根据前面的断代以及各种分析，这只能是指商末周初，周武王灭商的那场大规模战争，并引起中国北方民族包括秦族先民在内的大迁徙历史事件。
在那场事变中秦族先祖飞廉及其子恶来都被杀死，并殃及亲族。《逸周书·克殷》载：“凡憝(灭)国九十有九国，馘磨(斩首)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虽数字有夸张，但其规模与残酷可见一斑。除了商人之外，真正见于记载的被杀戮有两个民族或曰土著：一个是以“燕”为图腾的拒马河和大石河流域的燕地土著，当时，他们嫁女给商王，有“妇燕壶”为证，并且派遣了一位贞人参与商朝的议政，一百名工匠参与宫廷劳务。在武王灭商之际，拒不投降，这一百人被周武王全部杀死。（见王德恒《燕地土著和商朝的关系和燕文化的形成》，《燕都》2006年）。
另一只被杀戮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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