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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上） 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著名金石学家、甲骨学家、书法家，是我国最早发现、搜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之一。 家世生平 王襄家族祖籍浙江绍兴，后徙移津门。王氏家族是我国的一支大家族，有南北两支，南方王氏称为琅琊王氏，北方王氏称为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为周灵王太子晋之后，经世历代，名人辈出，王襄家族为琅琊支派。王氏一家何时来津，已无据可查，但至少在清乾隆朝之前已定居津门，王襄在《王氏宗谱序》中说：乾隆朝中期，天津闹大水，王家祖宅被水冲毁，高祖母焦氏和曾祖父王永祥兄弟年纪尚幼，母子三人幸免遇难，但是家中物资损失殆尽，家中的族谱更是无处寻找，母子颠沛避灾，生活无着。由此可见乾隆朝之前王家已经定居津门。 王家世代经商，至王襄父亲一代，始攻举业。王襄的二伯父王恩溎（1842-1902）中进士后，王家地位日显，王襄的祖父母亦因王恩溎之官秩而得以封诰。以后王襄的父亲王恩瀚（1849-1921）、叔父王恩浵（1852-1900）相继考中举人，王氏一门显耀津门。王襄在《先伯御史公事状》中记：“吾家本微薄，世经商业，先伯御史公如以读书名列甲科显，后吾父及先叔中式乙科，仰慰先王父母所期，至襄兄弟犹承余训，知读书焉。” 王家老宅大门横梁上曾悬有一块由津门书法家孟广慧（定生），书写的“太史第”匾额。在大门洞两侧的墙壁上，还悬挂有“经魁”、“文元”、“贤士”、“贡士”四块匾额，这些匾额是王襄父辈取得功名的象征，也为其家被誉为“翰林院王家”的门第增添了光辉。 王襄的伯父王恩溎，字晋仙，号景贤，又号静闲，晚号耐园。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私塾老师喜爱，塾师常讲：“王氏将以读书显矣！”稍长从津门名士杨竹友先生学习八股。同治丙寅年（1866）王恩溎补县学生，第二年中举人，光绪丁丑年（1877）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记名御史。后因眼病告归津门。 王襄的叔父王恩浵，字香溪，号筠生，又号石■。光绪乙丑年（1889）科举人，庚寅年（1890）考取国子监学正，后返津执教家塾。王恩浵工书善画，名重一时，原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有其行书对联一幅“好作新诗寄桑苎；相当逸气吞江湖。”字体苍劲，气势不凡。王恩浵也是王襄的启蒙教师。 王襄的父亲王恩瀚，字桂生，号酉生，晚号叔诚。光绪乙酉年（1885）科举人，第二年考取觉罗官学汉教习，授文林郎，封朝议大夫。然而此时的王家已是家道中落，家庭的重担落在了王襄父亲王恩瀚肩上，他只好放弃举业而入鹾馆，维持家用。王襄曾深情的回忆说：先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慈于子孙，颇负干济才，惜未见用于时。王襄的母亲吕氏，慈爱贤淑，操劳一生。王氏本大家族，家道中落以后，王恩瀚夫妻承担起支撑家业的重任，王恩瀚在外奔波操劳，挣钱养家，吕氏在家侍候父母，照顾兄弟，教育子女，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这些在王襄幼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襄在《先考先妣雷家庄合葬墓表》中记到：“先考生未弱冠，我家即衰微，贫不能娶，年二十有四始有室，后就盐馆，所入尽资家人，身无私财，奉先王父母生事死葬，岁时祭祀有逾情，无愈礼。先二伯父母、先三伯父、先叔父之丧，族姑之嫁，先叔父子黼、黻两弟之聘之娶，皆力治其事，丰俭适时。先妣经纪家世四十年，家无积资，所需皆应时措备，自世俗矫矜者五视三以为庸行之常，卑无足高，呜呼难矣，非身历者不喻也。”吕氏在料理家务的同时，对王襄兄弟的学业也非常重视。王襄的祖母晚年身患肝病，卧床八年，吕氏妯娌轮流侍候床侧，很得王襄祖母满意。而吕氏夫人在照顾婆母的同时还要抚育王襄兄弟，王襄在兄弟中居长，吕氏夫人自然对他要求更严，每天从私塾回到家中，吕氏夫人都要求他背诵讲解当日所学的课程，不许丝毫倦怠。这段经历让王襄终身不忘，以致在他晚年的很多题跋诗词中常常忆起童年的往事，深深感到受益菲浅。 王襄1876年（清光绪二年）12月31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这个诗书礼仪、崇文重教的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王襄幼年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7岁开始读书，11岁随叔父王恩浵在天津城东南斜街樊荫慈家塾中读书。樊荫慈，字筱舫，善写兰石，工书、诗，《津门纪略》有载。18岁时王襄从师王守恂及李桐庵学习古文、诗辞。王守恂（1864－1936），字仁安，号阮南，晚号拙老人，天津人。清光绪戊戌科进士。王守恂与王襄的父亲王恩瀚交情颇深，对王襄更是关爱有加。王襄父亲王桂生不时在家时，王守恂更是与王襄朝夕相处，传道授业。王襄对王守恂的感情亦很深，1924年王守恂六十大寿，王襄正在福建供职，无法回津祝寿，特意撰写了《寿王仁安夫子六十生日文》致贺，文中写到：“襄年十八岁从师学举子业，颇授以读书之法，今之能识学问门经，皆师所教诲。今年夏历月日为师六十生日，及门诸子以诗歌为寿，襄远客福建，不克称觞祝，书此寄呈敬伸孺慕，取善颂之义，匪贡谀也。”在王襄供职江南期间，师徒亦常有诗词唱和，寄托思念之情。《纶阁诗稿》即收录有《呈阮南师》、《和阮师赠诗四首》等多首，王襄在《呈阮南师》中写到：“廿载衣尘染尽缁，私衷早觉与时违。樗材不及青青草，虚被春风著力吹。说礼敦诗重真性，乐天高隐送流年。秋风好遂莼鲈愿，皓首师生话几筵。”1936年王守恂去世，王襄亲撰《哭阮师文》寄托哀思：“襄昔读书家塾，每课余，围炉夜话，师为讲说古今，听之使人神往，今日思之，事难再得，低回往迹，痛益增矣。”可见师生情深。 在从师王守恂学习古文辞、古近体诗的同时，1895年王襄开始从事金石文字学的研究，为了便于研究工作，练习篆书和刻印。同时受进步思潮的影响，王襄涉猎了大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如赫胥黎的《天演论》、那特厘的《政治学》、有贺长雄的《种族进化论》、章炳麟翻译的《社会学》以及《九数通考》、《代数学》、《三角数理》等。在他的《课余日知》（光绪丁酉正月订）中记录了他所读过的书籍二十余种。由此学识大增，1898年23岁的王襄补天津县学生员。 1898年冬王襄与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慧初识甲骨，并于1904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字。1905年王襄30岁时考入京师清廷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班，预科二年，专科三年。在京城五年的学习生活，他浏览了京城古迹，课余时间继续研究金石文字，编辑书籍。1907年王襄得王懿荣所藏中白作旅簠，因此取号簠室。1910年矿科毕业后，“奖给举人，尽先补用知县，分省河南”。1911年9月王襄赴河南省开封候补。当时他的恩师王守恂任职河南巡警道，王襄被委任警务公所帮办文牍工作。目睹了官场的黑暗龌龊，王襄自度个人秉性无法适应，遂绝意仕途，当年底即返回津门故里。 1914年，经高等实业学堂同学陈震华介绍，王襄到长芦盐务稽核所石碑支所任职，自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漂泊游历生涯。在《归田谣序》中他曾写到：“中华民国三年，余备员长芦盐务稽核所，至十年夏，调福建，二年有半改广东，甫二年，去四川，四年往浙江，周二年迁湖北，又二年再往浙江，期年复回长芦。此余入盐务后二十五年之经历也。”每到一处，工作之余，他不忘游览古迹，追寻先贤，这期间他创作了《入蜀诗草》、《越中吟》、《泽畔吟》、《越吟续稿》等多部游历诗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辗转工作期间不仅使他阅历大增，眼力开阔，而且使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得以极大的充实，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期。独在他乡，考订文物，研究学问成了他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先后完成了《簠室杂抄》、《彝器铭释文》、《簠室殷契征文》等多部代表性著作。 漂泊的生活也常常勾起他对故乡的回忆和对家人的思念。在福建时,他曾撰联“到此安平亦乐土,闲将文字写乡思。”并题:“客闽期岁，风鹤数惊。平潭孤岛，非兵家必争，尚堪安处。第滨海荒陬，无山水之乐，蛰居一室，日事文字生活。念寄食此都，难言归去，每风月清佳，颇思故里。癸亥立秋制此写怀，书寄两第，亦传语平安意也。”而每有家书来，他更是欢悦不已，尝有《喜得家书》诗云：喜得家书至，开缄意转迟。故乡来好讯，客子慰相思。蓦地风尘溷，惊秋岁月悲。蜀川山水美，且莫问归期。 1936年他调回天津长芦盐务稽核所，此时的天津已是风雨飘摇，人心不宁，日寇在津屡屡制造事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王襄在《次韵张异荪丁丑除夕见曾诗》中云：“放眼河山剧可悲，人间非复太平时。私心有恨空填海，束手无言且咏诗。善处知交皆莫逆，菲才回应未成宜。年来世变何由靖，坐对寒灯仔细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敌伪统治下，工作、处境异常困难，王襄内心十分矛盾，他曾作诗：“儒冠已误身，涉世每摧挫。极目旧河山，怵心悲碎破。”悲愤之情由此可鉴，终于在1939年辞去了长芦盐务稽核所的工作。此后他深居简出，廉洁自守，闭门读书著作，平时靠所蓄家资和典卖旧物维持家庭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王襄至为欢悦，他觉得八年困难，终于一朝告靖。为此他写下象形虎字，一吐八年积恨，并写到：“兽之猛者莫如虎，乃以文称不以猛著也。然则人之恃兵以逞，夺权攘利，将不虎也。噫！可以鉴矣。”然而王襄“今则大难已定，目睹太平，俯仰欢慰，不虚此生矣”的愿望并未实现，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压榨依旧，人民苦难不减当年。面对如此国事，他只能以读书吟诗，整理文稿自慰。在1947年王襄所撰自寿联中记到：“龙集丁亥，簠室敬人生辰。逢四方多故。斗米万金，难以循俗娱宾，乃乞灵文字自贶，冀饮水读书，度此厄会。”其后在《题兮仲钟拓》中写到：“丁亥十一月望后，大雪满庭，寒月透窗，老人敬居簠室，煮茗焚香，呵冻题字，清况如此。”清冷之况可见一斑。1947年王襄曾在天津崇化学会任教，主讲《左传》，兼授书法。 新中国的成立后，令王襄感到万象更新，身心愉悦。在《赠李寿先》诗中他写到：“驰逐文场君健者，泮芹采罢属同门。万方解放民更始，不负清时是幸存。”这时的王襄虽已届耄耋之年，仍追求思想进步。其实早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时，他就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读后对子侄辈说：“共产主义就是真”、“共产党一定会成功”。革命的成功，印证了他的看法，使他学习更加奋进，“近年读马列著作，遇矛盾之理皆能立解，且合实际，知共产之学造福社会。不图老耄得此异书，胜读礼运诸篇”（《题自书联》）。党和政府对于王襄的思想进步和深厚学识也给予了极高的荣誉和信任。1953年王襄78岁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1955年被推荐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6年81岁时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受聘为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1965年1月31日，王襄因患肺炎病逝于天津市医学院附属第一中心医院，享年90岁。天津市政府成立了王襄同志治丧委员会，由市领导胡昭衡、王亢之，文史馆副馆长陈邦怀、张羽时等组成。《天津日报》刊出讣告，2月5日追悼会在天津市殡仪馆举行，副市长王培仁主祭。骨灰安葬于天津北仓第一公墓。墓碑由郭沫若题写：“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 王襄兄弟三人，王襄居长，王赞居次，王钊居幼，后王钊过继给王襄的三伯父仰枫公为嗣。王赞（1879-1935），字■夔，一字向葵，早年毕业于中华大学法律别科，后就职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开办的“余大亨”钱铺。王钊（1883-1946），字雪民、燮民，一号乐石居士，善治印，精鉴赏，著有《乐石斋存印》、《雪民存印》，王雪民一生清贫，好古不倦，治印巧夺天工，性情倜傥不群，在津门独领风骚，被誉为印坛高手。当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津门书法大家华世奎、孟广慧等人多请王雪民治印、刻章，王襄之印更多出自雪民之手。天津著名画家陆辛农曾有诗赞曰:“师古不泥具卓识，追幽探奥成婀娜。天人工巧两称绝，想见游刃如挥戈。” 王襄兄弟感情颇深，自幼即在一起读私塾治学问，及长虽各自成家，但都居住在老城里大刘家胡同王氏旧居之中。1934年王赞55岁生日时，王襄恰在杭州任职，王襄特请画师为王赞画像，邮至津门祝贺寿诞。在《赞弟画像记》中他深情地回忆起少年时光：“白首兄弟藉文字相娱，信一乐事。曩年少时，兄弟三人，冬夜围炉，灯下补课，至快意则狂吟朗诵，杂古今文艺事物，刺探隐怪，设难而说解之，食煨粟脯果为之助，兴酣情畅，何其壮哉！今兄弟远客数千里，不得时见，邮此图寿之。愿弟强饮食，长养天年。”王襄曾将自家兄弟三人比做宋时苏轼三兄弟，在王钊五十岁生日时，王襄从湖北寄来寿联：“寿君正逢上元节，生日再庆五十年。”并题记：“阿兄远客鄂西，不克为寿，书此祝之，吾兄弟以樗散之资，年皆衰老，时借文字相娱，颇似东坡、子由，虽道德文章不敢望昔贤万一，然而天伦之乐无差池也。”王襄长年客居他乡，形单影只，更觉兄弟情深，他在《忆弟》诗中写到： 太息微糈困此身，闲关无奈总依人。 蜀川留滞悲游子，大地干戈起浊尘。 久客始知乡里好，衰年更觉弟兄亲。 围炉絮语情堪忆，望断津沧独怆神。 赞、钊二人均先于王襄而逝，作为兄长，王襄悲痛异常。王赞去世时，王襄正在杭州，闻讯后，王襄星夜赶回天津处理后事，并撰挽联：“兄弟命多奇，少失母，壮失父，贫困相依，垂老那堪长别痛；子女年尚稚，生在养，学在教，鞠育何恃，伤心剩有泪痕斑。”而王钊1946年病逝后，王襄也亲撰《亡弟雪民传》收录在《纶阁文稿》。 王襄1897年与原配夫人叶氏结婚，1904年叶夫人病逝后，转年继娶杨氏夫人，一年后杨氏夫人病故。1907年与杨时结婚，王襄的前两位夫人未有生育，王襄与杨时共育有四子二女，其中幼女三岁夭折，五位子女分别是长子长儒、次子翁儒、三子孟儒、幼子巨儒、长女敬儒。王襄与杨时夫人感情甚笃，旧社会男尊女卑，但是王襄对杨时夫人却恩爱有加，他在杭州供职时，曾携夫人同游西湖，并摄影留念。彼时王襄已近花甲之年，尚有如此浪漫雅兴，在当时的文化人中极不多见。杨时夫人古稀寿辰时，王襄也曾特为夫人撰联：“蒲酒养年人寿考；榴花献颂岁平安。”并题：“岁次丁酉。杨夫人正七十，敬即景为联语，以祝生日。愿强饮、强食，皓首偕老。是岁也，襄重游泮水，堪引为点缀，且可验寿征也，”可见夫妻恩爱，相濡以沫。 对于子女，王襄可谓慈父。他曾做《戏为五子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子女的关爱之情：“昔我三十有二岁，始得长儒丈夫子。生平三娶矜创获，慰藉夙怀心滋喜。女儿敬儒诞降时，民国二年岁开始。龆龄性情温且娴，寡言静默如岳峙。翁儒孟儒序雁行，匍匐依人聒床几。翁儿少小识人意，老父钟爱无伦比。阿孟佶屈复老饕，群季畏避敢向迩。山妻哺儿时有定，俟隙造次攫黎李。更有巨儒殊骄好，杜家骥子差可拟。去年邮传幻相来，身戏竹马手鞭棰。嗟我久客系萦思，未得亲教读经史。所期保守旧书香，岂必赫耀拖金紫。先人负郭有薄田，晨飧聊足供蔬水。何当放棹返故乡，笑看诸儿嬉闾里。” 对于子女的学业，王襄更是非常关心，幼子巨儒聪颖过人，读书时常居三甲，王襄心感欣慰，亦担心其滋生骄傲，曾作《示巨儒》诗勉励其学：“知尔校中试，学科第一名。诗书勤诵读，朝夕课功程。莫负质夙慧，而忘业早成。勉之慰老父，常对短灯擎。”并题：“巨儿入学后，三与校试，两冠其曹，老父闻之固深慰喜，恐或荒于嬉也，书此励之，然而爱怜少子之讥，知不免矣。”为了教育子侄，王襄曾撰写长联，寄语后辈：“克家作人功夫基于自爱，博学多识进修惟在有悟。”题曰：“人惟自爱，乃能在立敦行以至成人，近则为一已图事业，远为群众谋福利，胥由自爱立其初基。古今无幸成之学问，既在进修，尤在有恒。果尽力予斯，人之所能吾亦能焉，不患学问之博奥矣。” 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王襄的为人和治学精神也深得子女们的尊敬和崇拜，他们遇有疑惑常主动请教父亲，求得父亲的指教。王襄在《示翁儒兼示诸子》诗中写到：“翁儿书来，欲父以诗示戒，制此长句，写为条幅寄去，悬诸座右，可做铭箴观，诸儿时以诵习，如聆父训，勉修学业，勿负父所期望。尔生今弱冠，学问无一长。百岁如逝水，能阅几星霜。往古圣贤业，珍怪若海藏。况今科学兴，浩渺叹望洋。缅彼文艺富，安得偏试尝。为学求性近，尤在识领纲。立志与立品，有恒毋怠荒。进修日磨砺，久久入明光。父学虽未就，似窥先哲堂。长言示诰戒，慕古有义方。忆昔阙庭训，未裁小子狂。教养赖母力，粗解伦纪常。此境父亲历，念之神章伤。诸儿三复诵，警惕质在旁。” 五位子女秉承家学，各有所成，长子长儒专于书画。次子翁儒是天津著名地方史专家、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幼子巨儒长期供职天津财税部门，晚年致力整理王襄年谱、著述，卓有成绩。 治学著述 说到王襄就不能不说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因为王襄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甲骨学研究之中。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王室贵族使用的占卜文字，因其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故名。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占地约24平方里的地界，曾是商代王朝都城，又名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灭亡均以此地为都城，经历8代12王，273年，相当于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甲骨文出土于安阳的“殷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甲骨文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图书。它记载了先民的生活片段。从人类文明视角考察，甲骨文的出土，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书及希腊的线形文字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甲骨文与敦煌遗书、汉简和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世人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 在有关甲骨文发现的各种说法中，以清代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设立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就是这个机构的最高主管者)王懿荣因为生病购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流传最广，这个故事非常具有戏剧性，并曾经刊登在解放前出版的《华北日报》上：1899年秋天，王懿荣因为犯疟疾，吃中药，就到北京宣武门外的达仁堂去买药，在他买回的龙骨中，偶然发现上面刻有非常古朴的文字，王懿荣对金石学颇有造诣，经过认真研究，他初步断定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就这样，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随后，他派人大量收购刻字的甲骨，先后共计购得1500多片。 这段故事使得世人都知道王懿荣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但这个故事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王襄的弟子、著名书法家李鹤年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证，他认为事情并不属实：第一，当时药店在收购龙骨时，凡是上面刻有文字的，药店不收，一定要把字都磨掉，然后药店才作为龙骨收购。因此，在北京能够看到带字龙骨的可能性非常小。二是关于达仁堂药房一事，根据达仁堂乐松声先生的回忆，1900年以前，北京根本不会有达仁堂。因此，《华北日报》上关于王懿荣购买龙骨的记载并不可信。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呢？ 清朝末年，河南安阳地区的农民在田里耕地的时候，经常会挖掘出一些古老的龟甲和兽骨，他们把这些龟甲和兽骨当做龙骨卖给中药铺。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寿轩知道河南安阳地区经常会有一些古董出土，所以常到这里收购古董，他发现在被当地农民称之为龙骨的龟甲和兽骨上，还有一些横七竖八的笔画，觉得这里可能有文章。但当时他并没有急于收购这些甲骨，范寿轩更没有想到这些甲骨就是殷墟书契。旧时的天津鼓楼附近有不少古玩店，古董商人集中在这里贩卖古董。当时王襄家住在老城厢东门里孙家胡同，离鼓楼很近，他经常与好友孟广慧等人转古玩店，买一些古董，为此认识了不少各地的古董商，尽管两个人当时年纪都不算大，而且钱也不多，但他们对于金石文物颇有研究，很得古董商的认可。毕竟识货对于古董商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范寿轩在这里结识了王襄和孟广慧，并成为好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范寿轩来到天津兜售古董，一日来到王襄家中，谈话中他告诉王襄，在河南出土了一些带字的骨版。当时，正巧著名书法家孟广慧也在场，从范寿轩描述的甲骨的形状和内容上看，孟广慧认为这些骨版有可能是古代的简册。当两个人知道范寿轩见过“古简”后，就敦促他拿一些过来。 1899年秋（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范寿轩携“龟版”再次来津，暂居城西“马家店”（名为“元升店”的大车店，解放后，曾改名为利民旅馆，后改建成为民宅），并邀王襄与孟广慧等人前往店中观赏与购买，在马家店，王襄等人看到这些还带着泥土的甲骨，拂去上面的灰尘，看到了甲骨上面刻画的文字，立刻为之惊叹，顿觉这些龟版来历非同小可，或为夏商周三代遗物，千古瑰宝。范寿轩也看出王孟等人的惊讶，猜想这些甲骨一定是珍惜之物，于是他就提出，购买这些甲骨，按照每字一金的原则出售，每字就要一两银子，一块龟甲和兽骨上有数个到数十不等的文字，这着实让王襄有些为难，但最后他还是挑了一些小块的龟甲和兽骨买回家中。而同去的孟广慧因为刚接到叔父资助他旅游的一笔资金，因此购买的龟甲和兽骨也就多一些。在这些甲骨中，有一块较大的龟甲引起了俩人的注意，这是一只乌龟龟甲上半的大片，这块龟甲上的字太多了，然而财力有限，无力购买，王孟二人深为惋惜。自此以后王襄便竭力购求，购置了几千片甲骨，开始了漫长的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堪称中国甲骨学得最早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之一。王襄对收藏的甲骨，爱不释手，为了表达自己对甲骨的爱恋，特意将书斋名更改成为“宝古龟轩”。“古龟轩”，并自称“大卜世家”。 得知范寿轩将其余的甲骨，包括那片令他们神想的大片甲骨其卖给了王懿荣，王、孟二人“爽然若失，自叹窭人子见此瑰宝，力不能得，只有深惜而已。”王襄在《簠室殷契》一文中记到：“孟氏与襄皆寒士，各就力所能得者收之而已。所余之骨版使人不能忘情者，即全龟之上完整无缺，当时以为大宝也……”在《题易穭园殷契拓册》他记到：“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是始。甲骨之大者，自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困于力，未能博收。有甲骨之上半，珍贵愈他品，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孟广慧在得知王懿荣购买到了大量的甲骨后，一直非常想再看一看那块较大的龟甲，于是孟广慧请王懿荣的次子王崇烈写了一封介绍信，专程赶到北京王懿荣家里去看那块无力购买的甲骨，聊以安慰。 王襄所处的时代，正是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时代，他的研究继承了乾隆、嘉庆以来，尤其是同治、光绪以来学者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吸取了近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扩展范围，不断进取，这些思想方法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同时，对于研究工作，他主张鉴定为首要，在《簠室题跋》中云：“从来制金石学者有二派，曰考证，曰鉴定，二者以鉴定为要，鉴定确而后考证有所附，不然，博引广征徒词费耳”，所以他在题跋书、帖、金石时，必是鉴定确定而后加考释，他认为“古器物之文字为古人精意所寄，礼、乐、兵、农之器可以证经，碑、志可以补史，其文章、书翰是供文士之诵习，亦艺苑之盛业也。” 为了研究、著述，王襄阅读了大量参考资料，因生活窘迫，许多书籍不能购置，大多是借来抄录，在《题自书残本古定尚书》中王襄写到：“此隶古定尚书十五篇……襄久欲得之，惜困于力，未能如愿。去岁（1910年），见伯荃先生汇二书所载隶古定尚书各篇集录成册，因假归影写一通，并以原本校对之。……期月写就，寒士读书之难也。”他曾抄录陈簠斋《簠斋金石文字考释》，王国维《简牍检著考》、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目录》、《西陲石刻目录》及王懿荣《天壤阁杂记》等名家金石著述、考证及诗作等，编成《簠室杂抄》四册。他抄录的甲骨学著作，辑成《贞卜文临本》、《殷契录存》、《契文汇录》、《龟甲兽骨文字》、《殷墟文字存真》、《殷契卜辞》、《安阳发掘报告》（1、3册）、《殷契粹编》、《甲骨文录》、《河南安阳遗室》等书之精要。王襄长期致力于我国古代文字和文物的研究，见过不少实物及拓本，积四十余年所写的鉴定、考辞和评价文章，编成《簠室题跋》五卷，共586篇，以书、帖、金、石四大类划分，题跋文字长短不一，多有独到见解，从中可见他对我国古代艺术的高度修养和渊识博见及治学态度，王守恂评《题跋》时称其“翔实中具见学识”。从这些毛笔书写摘抄和题跋中，可以看到一位学者不顾隆冬酷夏，奋笔疾书。正是这种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坚忍不拔的精神，才使他及时掌握了当时学术动态，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 王襄从20余岁便努力钻研金石考古之学，继而专攻甲骨，前后70余年孜孜不倦，直至90岁高龄，从未间断。以毕生的心血与才智搜集、辨识、研究甲骨文字，完成了多部甲骨及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专著。 1900年起，王襄将摹写的甲骨文陆续辑录成《贞卜文临本》一书，该书分三编，其第一编即为孟广慧先生所藏甲骨330条，依据孟老1900年写本抄录，由于孟老无甲骨专著，也未保存其原始写本，因此王襄的这一抄本尤为可贵，抄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庚子那年孟定生已经摹写过卜辞”的历史事实，并且说明天津学者自发现甲骨后，便已立即研究甲骨文了，此书是王襄研究甲骨的处女作，极受珍爱，曾多次修订，至1944年才基本定稿。 《簠室殷器类纂》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汇，开创了甲骨文字典之先河。王襄编辑此书历经十余年之久，1918年完成初稿，1920年12月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全书有〈正编〉14卷，〈附编〉1卷，〈存疑〉14卷，〈待考〉1卷，是王襄多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成果。该书最突出之处，在于编订体例方面的创见，不仅按《说文》摹写甲骨文，在每一辞条下既有考释文字，又有临写卜辞原文，使读者既能了解甲骨文的结构特点，又便于探究卜辞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二三十年代，虽有新的甲骨文字典相继问世，然皆未有引述全句卜辞者。编排甲骨单字引用整句卜辞，实端于王襄的《类纂》。1927年、1928年间，王襄在四川三台及归津里居之际，重检《类纂》，予以厘定，新识与勘误者27字，增补异文11字，于1929年10月再版重印。正如甲骨学者陈梦家先生所评价的：《类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创作性的字汇。”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先生的专著《殷墟卜辞综类》，也借鉴了《类纂》相仿的编辑方法。王襄的《类纂》至今仍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 王襄的另一部重要甲骨文专著是《簠室殷契征文（附考释）》，1925年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该书为石版印刷，有图版12卷，考释12卷，著录自藏甲骨1125条，全书按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发、游田、杂事、文字等12大类划分，基本上概括了甲骨卜辞的全部内容。依据甲骨文中所贞卜的事项而分门别类的加以著录，此书实为首创。此后，甲骨学研究者著录甲骨时，虽有多种方法，但基本上未能超出《征文》的范围。《征文》的“考释”，以古籍为依据，将金文与卜辞相互印证，论说有据，且富有独特的见解，便于检索，有利于研究，至今仍为甲骨学界诸多学者引用和称赞。 1931年，王襄编写完成《秦前文字韵林》，全书以《佩文韵府》韵次分为五编，广收上自殷商，下至七国的契文、金石、石鼓以及陶、玺、币等器物的文字3102字，按时序排列，脉络十分清楚地廓清了文字的源流、衍变的踪迹，是一部创造性的著作。 1949年，王襄在74岁高龄的时候，写成《古文流变臆说》，全书就甲骨文、金文推论、考证我国文字演变的规律，列举了甲骨文69个字，金文75个字。此后又反复斟酌删改3次，1961年由上海龙门书店影印出版。全书以甲骨文、金文文字为例，阐述了我国文字演变的规律，是古文字学的一部重要著作。 《殷代贞史特征录》写于1953年，是王襄的晚年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八节，采用卜辞断代之法，举贞人87名，将每一贞人及相关活动予以排比。王襄在《特征录》序中写到：“感董彦堂先生断代贞史之说，因有贞史之集，愿泐专书，著其名字，搜尽旧藏及各家著述得87人，自念衰老，难再增益，乃分期写定，成《殷代贞史特征录》一篇，供修殷史人物志者之取材。所未备者，皆所未知也。” 除甲骨文研究外，王襄在金石、陶器和简策等方面均有专深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主要专著有： 《古陶今释》，1947年写成的《古陶今释》分上、下两册，所依据之墨本以潍县陈介祺藏陶为多。收集2304件有铭文陶器，他在序中云：“陶器为人生事之需，自王公至民庶，奉生敬死，凡百供用，罔不利赖。在周之世，官有陶人，旎人掌理其事，至今观览其文，可定其时代，而千年之文教，万民之习俗，由此可以推知，亦考史之旁证。”他认为当时许多金史学家着重于金文、玺印、简牍，对陶文化往往比较轻视，而陶文虽然不如金文重器有长篇的铭刻，但应用广泛，而且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和地方色彩，这种认识基点高，极为难得。1949年写成《古陶今释续编》上、中、下三册，所依据之墨本以建德周霖陶文及萍乡文民瓦削文为多，共1370件。其搜集之功，可谓勤矣。 《两汉文物举例》写于1960年，收录580余件两汉、新莽时期文物，另有新出土的文物。该书把不同时代的文物集中起来，集中排比、分析，提出每个时代的文物特征，这种研究方法正是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思路。王襄在序中说：“近今嗜古家之搜索与国家大建设之发现，当时所遗留及墓葬所保存，颇有其器物。凡铜、玉、陶、瓦、竹、木、漆器之属，烂然皆备，人民亦得研究其工艺且体会其生活。……兹编所辑，自刘邦建国至刘秀中兴，取其文物之变■■著于今者为一卷，新文物为一卷，图录二卷附焉。非弟述古，且以励今。” 《古镜写影》草拟于天津沦陷时期，收周代至明代铜镜579面，考证翔实，文字精炼，序言中论证了周代已有铜镜的见解。 此外还有《毛公鼎释文》、《滕县汉石刻画记》、《三体石经考录本》、《宋钱志异录》、《纶阁所抚金石文字》、《古陶残器絮语》、《流沙坠简勘误记》等。除上举有关古文字专著外，王襄还有自己的诗文别集和多部杂著，主要有《纶阁文稿》、《纶阁诗稿》、《簠室题跋》、《簠室笔记》、《簠室杂抄》、《簠室课余杂抄》、《簠室丛录》、《丛录备志》、《入蜀琐记》以及《簠室楹联集》等。 老人逝世后，其全部书稿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下）
书艺印学 王襄不但是一位甲骨文研究家、收藏家，而且也是位近代著名的书法家，王襄的书法成就是和他的文学研究相辅相成的，他对文字学的研究，使得其对书法字体的结构、书写的技巧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领会，所作书法亦是独具风貌。著名书法家李鹤年先生曾说：“先生书法高古，胎息极厚，大篆直追三代，最喜大盂鼎；小篆可以方驾先秦。私淑吴大■，实有过无不及。”“先生书法高古，大、小篆均臻妙境，行书别具一格”。 王襄自二十岁开始金石文字研究，同时开始练习篆书和治印。他认为“金可证经，石可定史，学故博奥，未易穷也，始写篆、刻印立为基。”摹篆刻印的过程中他发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籀文多是当时流行的战国时代文字，但这些文字庞杂错乱，极不一致，许慎亦未能广事搜集判抉。因此王襄主张探讨中国古文字的演变源流，应当从古器物的款识及彝器铭文上来追索，他在《李子明七十寿序》中写到：“读曾文正公书，知读书须先识字，乃从事于《说文解字》。第南阁祭酒所集之文出于秦燔以后，就尔时所通行者捃摭成书，志期集成，未事判抉。古文、籀文多从七国时诡异之体及籀篇之遗，至真仓籀遗文，当求诸彝器款识。”后来在他编辑整理《簠室丛録》时再次谈到：“予弱冠治许书，颇疑其古文非采自鼎彝。乃博置款识书及拓本参互考证，款识之文与许书古文多异，知所疑不误。”对于传世的金文款识，王襄视若拱璧，认为是可以和孔子藏书及出土简揭相媲美，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史料。在《书陈吴两家金文册后》他记到：“三代之物至周备矣，竹帛之书世无传本，今所存者，仅汉儒口授之残篇，中经传写、雕版，伪误殆不能偻指，唯此彝器款识，藏之地下，显于人间，未为妄人点窜，······真三千年仅存之墨宝，秦燔不及之秘笈，堪与壁经墓简并重，徒以法帖玩好目之，不其陋欤。” 对于汉字书体的变化，王襄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隶书创自先秦，秦之前没有隶书。秦隶有草率和工整之分，草率和工整虽貌似差异，实则仍为一体。秦诏文亦有草率工整二体，乃是由于刻工水平有差别造成的。大■、旬邑等秦权上的字皆为铸款，秦瓦量的字是模印成的。这些字需先制成模子，故而字体工整。汉代器物的铭字在汉初多用篆书，如开封镫，十六年鍪等即可为证。以后逐渐由秦隶而演变为半篆半隶之体。王襄认为此体文字即是隶书，是为汉代传流后世的美妙书体。新莽时期的谬篆亦属于此一流派。章草应名为草书，由秦隶衍变而来，是汉代通用书体之一，章草存有篆、隶遗法，出土的汉简可为证明，晋唐至今所习之草书由章草胎息而来。所谓金文急就书之说并不可信。而急就大篆之说也无确证。大篆刻字，凿款之器物，始自晚周，如十三年上官鼎、眉■鼎等，字极工秀，决非急就书法，但是开启汉代器物刻字之先。殳书，是刻书于兵器上的题识，起初与青铜器上的款识文字并无区别，至七国时才形成一种笔画细浅疏逸之体，如相邦剑、卅三年戈等铭文。秦统一流国以后，殳书之体才规范起来，吕不韦戈、秦子戈可作证明。彼时所见殳书最古者为商三句兵。 王襄通过对古文字学的研究，从古代经史中探讨古文字的流变，又通过古文字的研究来订正经史，相互资证，互为补充，既从中寻求古文字滋浮省变之规律，也为其殷墟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襄幼年读家塾时，科举尚未废除，由于他的父叔辈皆有功名，所以开始时他也是学习馆阁体的，至其二十岁以后，开始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学习篆书，对于前辈篆书大家，他最为佩吴大■，并终身引以为师，他认为：“自杨泗孙倡导篆书，厥后，吴愙斋、胡甘伯诸人从之，与钱石斋、孙星衍、洪亮吉书法异派。吴则专力于金文，自成家法，至今艺苑为绝学。”他对于篆书的书写颇有心得并努力不倦，同时亦要求甚高，他在1920年前后的《题临彝器款识册》中记到：“余幼嗜钟鼎文字，长习不衰。窃意铸金之文以柔毫摹写，非得画沙印泥之妙，究无是处。惜能言之，学力终有不逮也。”到1938年，他练习篆书已四十余年，仍自愧于古人笔法无当。直至其晚年，他在《题篆书联》中仍认为：“三古金铸之文，用柔毫写之，易流于滑柔剥泐一派。吴愙斋悟范母之铭是由漆书，非出描摹造作，乃尽变时流所习，自成家法。余师其意以临金文，神貌两无所得，尽则年已至废学，渐入自画境矣。”此时的王襄已是81岁高龄，耄耋老人，仍自谦抑，自称神貌两无所得，谦谦君子之态，跃然纸上。 王襄的大篆喜写方笔一路，他尤其喜爱和推崇《大盂鼎》，并曾多次临写。他曾在《题自书横幅》中写道：“象形文字存于金文中者不逮殷契之多，然皆精而有书意，余酷爱之。甲子二月取案头纸素，则临数名，观此知仓沮所造之初形矣。”对于历年所临写的金文，他都认真保存，以备翻检比较，促进书艺。在《题所临金文册》中，他写到：“乙酉丙戌之岁，腊尽春始，出所有金文墨本，日以旧册临之，积久成此十八页，题记存之，考余书艺之进退，倘垂老有成，力学之功为不虚矣。” 1965年９月，在市文物公司艺林阁举办的王襄捐赠藏品展览会上，展出了王襄中年时期所临写的《大盂鼎》和《散氏盘》全文条屏，其功力之深，胎息之厚，笔墨之酣畅，神味之隽永，令人叹为观止。著名书法家李鹤年曾赞曰：“不要说是尽超前人的吴大■所不能，就是公认强似吴的丁佛言，也不能望其项背。” 有人认为王襄的大篆尽得青铜器铭文方笔之妙，追不可及，其实未必尽然，王襄生前卧室曾悬一联是为纪念与杨时夫人金婚所撰，此联书法一变常规，深得《大克鼎》神韵，《大克鼎》与《毛公鼎》皆为圆笔铭文之代表作，其秀美、端丽为传世和新出的三代器中所少见。王襄此幅书作颇有纪念意义，加之书写时心情舒畅、愉悦，所以书风洒脱清逸，不类常品。王襄生前求书题匾者颇多，可惜遗存不多。解放后市里重修大悲院古寺，请王襄题写“古刹大悲禅院”六字篆书，字大一尺有余，古穆肃静，气势磅礴，体态厚重，是经历文革洗劫之后，仅存的王襄榜书墨迹。 甲骨文是用利器镌刻在兽骨、龟骨上的一种文体，以柔软之毛笔表达坚利之线条殊为不易。写甲骨文，首要深谙甲骨文结构，所以近现代书坛擅写甲骨文的大家均为甲骨文研究专家，如罗振玉、董作宾等，写甲骨文书体的书法家寥若晨星。王襄深得甲骨文内中三味，对文字结构了如指掌，他常以甲骨文书写对联题赠好友。《天津书法三百年》中收录有王襄两幅书法作品。一为“上寿百岁若驹光允宜自奋；寒士一生有食籍何事旁求”对联，一为临彝器铭文，作品融学识为一体，以卜文之体，参以金文，用笔浑圆，法体端庄，刀笔互见，形神兼备。 王襄的行、楷书更多的继承了六朝和唐人写经的风格，同时吸收了北魏的书风，体现出一种古拙、端庄的风貌。他收集了很多六朝、唐人写经，装订成册，以为楷模。“予之得有六朝写经，自辛亥岁始，厥后搜求益力。卷子、残页皆有所获。久恐遗失，爱择残页中六朝、唐人写经结构、神韵自成一家者都若干页，装订成册，以为楷模。”每每收藏到珍贵的写经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题《六朝·唐人写经》中他写到：“此册六朝唐人写经，向年读书京师从方地山君得来。此千年至二千年之墨迹不先不后及我遇之，其快慰之情有非言语笔墨所能形容者。”他认为：“读六朝碑版，知其用笔自唐以后皆不得其妙，证诸此言益信，近人学六朝书纯以宋元之笔法摹拟之，貌似神非，失之远矣。”他认为通过写经，才能真正理解书法的笔法精妙之处。在《记唐人写经》中他写到：“此为六朝人写经中无上神品，知其笔法神韵，始可与言六朝书。取此经学之，不知流于庸俗一派。” 在深入研究六朝，唐人写经的同时，王襄对摩崖石刻、魏齐墓志等古拙、率真的书风亦情有独衷。古代石刻造像中，工匠镌刻的铭文，无拘无束，质朴无华，常令他赞叹不已。他曾说：“古之摩崖、碑、题名，造像记，余爱好最笃，为其笔意恣肆，纯以性灵胜，有不可意度之妙。”“予少年学帖学，病其摹勒失真，乃一志学碑。中唐以后之碑，笔法多无变化，千碑一致，不足尽古人之妙也。则专六朝之碑，字之好丑有独到处，非唐碑所几及，亦书翰之大观也。六朝碑多正书，惟造像记，乃具行书，其字多匠人自书自刻，多逊于碑，要之迹犹近古，为嗜书者所珍重。”由此可见，王襄之行楷书取法严上，自出机杼，无怪乎孟广慧评价说：“所宗很古，今人鲜能企及。” 关于书艺之道，王襄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又都是基于他对文字学、考古学精深的研究。 “昔贤论书，见仁见智，皆自道心得。其评议书家，举性所近者言之亦至。学者宜泛览博采，资为津梁。若守一先生之说，一家之法，是犹附庸于人，未知自辟蹊径者也。上斛钟、王，下迄董、赵，中逮颜、柳，神貌骨力，相师而不相袭，用能自成家法。向与先师守恂公论书法，陈此意见，颇见心许。” “二王之书唐代已难求，后世所见摹本为多。若两汉、晋、唐竹简，若六朝、唐人写经，皆墨迹也，笔法神韵，毫末未失。次于墨迹者有碑、志、造象记，目类浩繁，日出不穷，真书学之大观。吾意今人学书，当致力于此，得古人书法之真，不为二王所囿。” “古之书家能过人者，字之一点一画具有真性灵相贯注，始出化入神，有迫不犹人之妙。右军之禊帖，张旭之草，皆澈悟此旨者也。此阙字笔笔有生气，为汉隶之逸品。字虽无多，每读一通，堪以启人意境。” “石门铭摩崖，笔致生动，神韵飘洒，为北魏碑之逸品，攻北魏书者，心会其妙，不致沦入生涩一派。” “隋之书法，归结六代，迪启李唐，自树风格。李富娘，董美人，苏孝慈为欧阳信本之渊源。雄健处犹袭北朝龙藏寺与褚登善，衍一家法乳。此志笔致圆整，虞伯思近之，为隋书大乘。”如此等等，这些著述散见于题识跋记，不复赘述。 王襄习字写字，内容往往是他思想感情的抒发，爱憎分明，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敌伪统治时期，他表现了很强的爱国思想及崇高的民族气节。例如敌伪统治时期，索书者甚多，王襄遂订润格委托南纸店收件，巧妙地避开了一些人。1942年冬，日军于东京举办“大东亚书道展”，伪天津市图书馆出面邀请，王襄严辞拒绝，并告诫子姪辈：“人之读书，前言往行，一一信诸心，无他焉，欲致用而已。事之来也，不慑于声势，不屈于利害，从容处理，不使溃决不可收拾，所谓见理明，处事当，能行所学者。”1944年他用宋代陆游“此处天教著放翁”句书横额并题辞悬于室内自励：“陆放翁生当南宋，不忘汴京版图，其爱国热诚形于歌咏，读之发人深感。”全国解放后，他的书法内容一改过去沉闷之气，每年旧历元旦或新年之际都题字作书，抒发愉快心情、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并自勉努力。 王襄在习书的同时兼及治印，对于篆刻之学，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学习篆刻“古玺之雄奇，秦之秀逸，汉之工整，方为正途。”治印者应从缪篆入手，因为“古文缪篆已在法规，治印者师承有自，固不宜惑于流俗，不知所择也。”在《题张洪涛治印册》中他写到：“缪篆之兴始于汉，昔贤有《缪篆分韵》之制，专录汉印文字，为治印者视为必由之路。”对汉以前的古印，他尤为推崇，在为王雪民《雪民印存》所题写的序中记到：“传世之古印，最著者为周、秦官私玺，汉、魏、六朝官私印，唐以后无足观焉，此治印者所宜知也。然周玺之文与钟鼎款识类，秦玺之文极尽变化，殊形诡制，开印学法门不少。自汉迄六朝，缪篆兴，摹印之学遂集大成。斯三者乃刻印家之典祖。” 对于印玺的发展，他在《题李晋章藏弘一法师刻印册》中写到：“《周礼》地官司事，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后世印章即导源于玺节。第传世玺文之古者，同于彝器款识。下迄晚周，章法渐密，秦世益著。汉至六朝之际，专用缪篆，布白尤分明，文皆铸成。惟汉官印有镌刻一法，所谓急就章者是。”针对明清印学流派的发展，他提出要相师而不相袭，要不随人，不背古，神会心解，自辟蹊径，自成家法，他在《书吴让之印谱记》中通过介绍皖、浙两派的兴起，陈簠斋、吴裎斋力倡复古的影响，以及吴昌硕的异军突起，借以阐述他的观点：“后世士大夫以刻印为文人余事，知名者有赵松雪，吾邱子行，明之文三桥，何雪渔尤卓卓也，有清之世，此学大彰。邓石如工篆书，得力于汉碑额，遂以其法入印，尽变明季、清初之旧，自有风格，后称为皖派。并时有丁钝丁，黄小松，奚铁生流辈，用汉人急就章法，远以妙思，立浙派之宗，西泠印社搜三氏之印合以蒋、钱、赵、二陈之印，泐成专书，为八家印谱，浙派之汇区也。会稽赵撝叔集八家之长，稽参汉官印矩，以张大之，浙派之印蔚成一代风尚。咸、同之际，陈簠斋、吴愙斋两大师，力倡复古，宗尚玺印……承其绪者王西泉，尹伯圜，亦一时作家。陈、吴毕世，吴昌硕继起，破笔断画，神味独完，复古派之异军与蒙意。”正所谓“不师古，无以穷本源，不创新，无以成家法。” 文物鉴藏 王襄的收藏始终伴随着他金石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从古到今，文物的收藏不外乎是从两个方面出发，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文化。从经济方面讲文物收藏有保值升值之功效；从文化方面讲更多的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古往今来，很多大的收藏家或为豪门富商，或为高官显贵，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显赫的地位。王襄作为一介书生，虽出身世家，但早已家道中落，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从事收藏决无财力可言，常常为了一件藏品而捉襟见肘，这在他早年收藏甲骨时体现得尤为突出。范寿轩索价“一字一金”，而王襄“惜皆寒素，力有不逮，仅于所见十数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籍资考古而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王襄买不起的甲骨，尽归王懿荣收购。可见王襄的收藏更多是出于研究之需要，出于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为此他不惜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王襄收集古物，全凭眼力，对于每一件藏品他都进行认真的研究，作记录，写跋语，说明自己的认识和观点，这些后来汇集成册，即《簠室题跋》。在《簠室题跋》卷二序中他曾记到“早岁读书余闲，爱好艺术品物，举古今之制作，远如贞卜甲骨，近则纨素书画，苑金之鼎钟、玺货，凝土之陶器、砖瓦，丰碑、石画之墨拓，名瓷、古玉之影本，凡坵垅所出，阛阓所陈，有字可识，图像可摹者，力所能至皆一志蒐求。久乃富蓄积，盈几塞架，通仄居室。更以子息长大，室不加多，人之食息尚病难容，遑论处物？致以箱箧为汇归，凌杂固藏。向之恃为怡悦者，今天觉为累矣。意有所会，反不得摩挲观览，与无是物同。是以君子于身外之物取其足用，不为过分之求。至于爱好亦如斯而已。然是物也，为古今艺术所托，得之者固当珍护，为将来学人劝，又未宜忽视耳。年长迫于生事，南朔就食，所蓄不能携往，仅择其轻小者，或断缣片纸，充适情之供，偶加题记，以慰旅寂。”可见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这些文物藏品也是他精神的寄托。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文字和文物研究，著录题识，从中既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更可以体悟到他学优于瞻，渊识博见的深厚学养。 王襄的收藏类别涉猎广泛，包括：甲骨，秦汉封泥，战国、秦、汉残陶，古碑刻拓本，六朝、唐人写经，唐三彩，瓷玩具，陶俑，宋明清古砚，钱币，埃及石刻，古印，天津书法家墨迹，金石、甲骨拓本等等。这其中当然首推甲骨。王襄一生收集甲骨数千片，后来他编写出版《簠室殷契征文》时收录了自藏甲骨1125版（实数为960版）拓本。其中一级珍品七、八十片，二级甲骨亦有三、四百片之多，其中很多是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如《征文》中记录的“天象一：癸酉贞日月有食，佳若。”是惟一的记录日月交食（一说为日食）的卜辞。“天象二：旬壬申夕，月有食。”据胡厚宣称，在已发现的卜辞中，月食记事刻有千支者，只有两例，《征文》所载即其一，亦是国内所仅有。在已发现的卜辞中，关于日、月食的记事，可信者十条，日食四条，月食六条。中外科学家即对它们来推断和解释古代天文历法，所以学术意义重大。此外如《征文》“人名三一：己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周，叶王事。五月。”是一条关于征伐的卜辞。它记载着当时商、周两族关系及商代宗室贵族为商王服役等情况。“游田五一：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徒过于盂，往来亡灾。王占曰：吉。在七月。”这是商王借田猎以练兵的卜辞。振旅，是整顿部队的意思，《尚书》，《左传》、《周礼》均记载有振旅之事。这条卜辞对于考察商代田猎与军事活动极有价值。这些甲骨内容涉及天文、气象、战争、等级、社会状况等很多内容，是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重要资料。 这些甲骨与王襄休戚与共，常伴左右，即使在外埠工作也常常将其携带身边。1934年他从湖北返津休假，铁路局代运行李时，将装有甲骨的木箱遗失，于是各处寻找，几经周折，最终在张家口站找回，但箱盖已被撬开，可能箱内并非财物，朽骨未引起贼人注意，甲骨幸而未失，躲过一劫。自此以后，王襄再也不敢携带甲骨外出。王襄收藏甲骨既早且精，又颇多著述，所存甲骨被许多人觊觎已久。华北沦陷期间，在日伪的奴役与统治下，老人不愿做亡国奴，毅然辞职，失业在家赋闲，生活处境异常困难，此时，“大罗天”的古董商贩得知老人生活的窘迫，便多次跑到家中苦苦劝说王襄，用大价钱将甲骨出售给日本人，以解决生活之需。王襄不愿使国之瑰宝——甲骨流入异邦，便以暂避战乱，甲骨未敢随身带在身边，已将甲骨存放在内陆封存为藉口，搪塞过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依旧是民不聊生，物价飞扬。王襄曾有《异事》记当时情况：“异事有二，见于今时，类别言之：寒家九口，日食百万，可云奢矣。然厨下供给脱粟豉羹，匪享用逾情，实物价奇大。肆中书价不敌纸贵，函装之书狼藉售纸，亦著书者之厄欤？私心深忧，感叹成句：百万金钱具日殄，将无洗却旧寒酸。告君饱饫清新味，黍饭滑匙蕨荐盘。纸价缘何重白麻，瑶篇从此辱泥沙，祖龙劫遇今重遇，涕泪谁悲著作家。”灾难的现实生活也波及王襄全家，此时家中已再无零散杂物可变卖，紧靠老人鬻字更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不得已，王襄拟将自己珍藏的甲骨，取出约800片出售，以解生活燃眉之急，此消息传出后，有些古董商贩来家中洽谈，如北京来薰阁的陈济川先生、藻玉堂的王经理以及几位专家学者等，纷纷登门洽谈，当王襄老人得知他们是专为齐鲁大学、东吴大学购买甲骨时，立即警觉起来，老人深知“齐鲁”、“东吴”这些大学均为外国教会所建立，他们购得的甲骨，将来有可能流失于国外。老人极不愿意因自己（出售甲骨）将祖国珍贵文物外流，而愧对于子孙后代，为此，老人特将出售甲骨的价格索要甚高，以“高价”巧妙地避开了甲骨流失于国外的危难。解放初，曾与老人有过文字之交的甲骨学者董作宾先生，自国外来函询问王襄老人的生活、工作状况，并称老人若有意出售所藏甲骨，则可代为介绍，得以善价。老人阅信后，经仔细考虑，深知董作宾先生身居国外，服务于美国某大学，一旦外国人购得中国国内所藏甲骨，必使国宝甲骨外流，老人认为“此事是万万做不得的”，随即复信婉言谢绝。就是这些王襄视若生命的甲骨龟片及拓片，解放后当他被聘为中科院《甲骨文合集》编委后，他将所藏全部甲骨拓本，无偿捐赠，供编辑使用，公而忘私，物有所用。 王襄在研究甲骨余闲，亦收集、研究古泉，30年代，他与王君石（当时市立图书馆馆长）共同组织古泉研究会，逢周日相聚，持续数年。王襄考订古泉，除依常例辨真伪、断代外，更进而从文字学角度加以推敲。在《簠室题跋》中有论宝化一则云：“考《汉书"食货志》：‘周景王铸大钱，曰宝货。’然●非宝。彝器铭文中，宝字无虑千百，从无与之文相似者。”一语道破旧时释宝之误。他在《题第十七权钱》中记到：“近安阳所出龟甲兽骨之贞卜文，托克托所出古日规盘，其纪数字，七皆作 则释为++，曲为之说，未得确解。自 砚台是文人的必需品，著书立说，函来信往皆不能离开此物，王襄曾在《题砚》（1929年）中写到：“来杭数月，苦无用砚，冷肆中收此，理腻而发墨，亦良材也。值旧著《殷契类纂》重版书成，佐以校字，因系以铭：端溪壁连城，重磨不磷永利用，伴吾校理朝夕共。”王襄所有宋、明、清古砚，有的是用来收藏，有的则是他的自用砚。自用砚的铭文则记载了他外出谋生的行踪、撰写著作的年代，是他生平事迹的宝贵记录。有一方砚是他1925年客居四川时所购，经年使用，砚池已经磨得很薄。1963年秋，一次作书时，砚池穿漏，墨汁流到书案，此砚当是他四十余年寒暑勤恳好学，笔耕不辍的极好佐证。他收藏的古砚中有河北省巨鹿出土的宋澄泥砚、清程光国、程瑶田铭歙砚等，其中清程光国、程瑶田铭歙砚，材质优异、砚材上银星、银晕，间有缕缕眉纹，十分珍贵。从砚面、砚背上的铭文可知此砚先后为安徽歙县著名学者程瑶田（1725-1814）及翁祖浙江富贾程光国所藏，1940年为王襄以重资购得。1956年某日王襄与好友、著名古文字学家陈邦怀先生共赏此砚，并亲手将此砚传拓墨本并书长跋相赠，其后不久，陈邦怀得程光国制墨一方，赠给王襄。此砚先由程氏祖孙相赠为念，后由王襄、陈邦怀二人切磋鉴赏，几遇良知，诚为古今文林之佳话矣。 王襄收藏的古代砖瓦、陶瓷器、陶俑、陶镜、瓷玩具也很多。砖瓦中有战国兽面纹瓦当、汉高安万世瓦当，汉狼延万千瓦当、汉与华无极瓦当、汉长久乐哉瓦当等等，都是极为少见的真品，对他的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古陶俑收藏，他认为：“古俑之可宝，不第发前人之未见之奇，识古人之葬礼己也，其衣裳冠履可考历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肃可考历朝之礼节焉，其装饰、其制作可考历朝之习尚与美术焉。有是数者，得之者当如何珍惜也。”他积多年的研究而编成《簠室古甬》，是为我国第一本著录古代明器的图册，傅抱石曾将其记入他所著《中国美术年谱》。 此外，王襄的收藏还包括封泥、古玺、六朝、唐人写经、各种石刻、碑帖、金石拓本，如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子游残石拓本、汉沈君阙拓本、明拓唐郭家庙碑、毛公鼎拓本、克钟拓本、太师鼎拓本、埃及石刻拓本等。其中比较好的明拓唐颜真卿郭家庙拓本，册中“肇见虢土”之“虢”字，“芝馥兰芳”四字不损，为明代或更早期拓本，比较罕见。 遵照王襄遗嘱，家属把他一生的著作手稿和收藏文物、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现分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等处，王襄的爱国之心也得到了世人的称赞与颂扬。 王襄为人谦和、严正，自身勤恳、好学，学养深厚，知识广博，论述宏富精辟，治学矜慎不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从他的一生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前大半生与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样，经历着忧患苦难，晚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新社会，他的研究成果得以弘扬，为学术界所公认，成为人们崇敬的文字学者、古文物研究专家。 本文素材主要源自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襄遗著选集》和蔡鸿茹先生《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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