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鱼文化研究

唐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文学尤其是诗歌高度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来看，唐诗中涉及到鱼的诗歌占了相当比例。从内容上来看，唐诗中的鱼 文化是相当丰富的。从鱼的生物层面来看，唐代不仅吃鱼、钓鱼等活动非常普及，与此同时，包括渔民、鱼商和鱼市等在内的渔业文化在唐代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与繁 荣；从社会生活制度层面来看，一方面，由于唐代统治者对“鲤”的神化，唐代形成了独特的官僚“佩鱼”制度。另一方面，鱼作为美味佳肴在人们日常饮食中的重 要地位直接促进了食“绘”文化在唐代的盛行。此外，鱼在唐代也是信使的重要化身。从民俗信仰的层面来看，鱼作为吉庆文化的象征，不仅在唐代祭祀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而且有预示吉凶的征兆功能。此外，鱼在唐代民间的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从诗学的层面来看，唐诗中所体现的唐代文人的渔隐文化， 唐诗中关于鱼的典故以及唐诗中的鱼意象均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总数将近5万首的唐诗中，和鱼有关的诗歌有近3千首之多。不仅如此，这些诗歌在内容上也是极其丰富的。通过对这些诗歌的研究，我们发现，唐代不仅吃鱼、 钓鱼等活动非常普遍，而且形成了包括渔民、鱼商和鱼市等在内的渔业文化；与此同时，鱼作为吉庆文化的象征，不仅体现在唐代官僚的服饰等社会制度层面上，而 且在民间的信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通过对唐诗中鱼文化的探讨，我们可以对唐代社会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唐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鱼类主要有“鲸”、“鳌”、“鲤”和“鲈”四大鱼。唐诗中的“鲸”、“鳌”意象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是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重要 体现。而鲤鱼在唐诗中频繁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唐朝统治者将其神化的结果。此外，鲤鱼在具有观赏价值的同时也是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和馈赠亲朋好友的佳 品。与此同时，唐诗中的鲤鱼还是古人传递信件的使者以及读书人登科及第或失利的象征。 唐代的捕鱼业已经初具规模，我们从《全唐诗》可以发现，唐代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以捕鱼为业的渔民，而且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渔业贩卖活动的鱼商，从而形成了专 有的渔业市场--鱼市。此外，人们用于从事捕鱼工作的渔具以及捕鱼的方法也都已经朝向多样化发展了。从唐诗中所反映出的这些多样化的渔具和捕鱼方法，我们 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唐代的渔业文化是极其发达的。 唐代的垂钓诗在继承了分别以姜子牙和严子陵为代表的“仕”和“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呈现出了更加活泼和生动的生活情趣。如有的垂钓诗完全 是对垂钓事情本身的一种乐趣的抒发，有的垂钓诗更多的是享受钓鱼所带来的收获与满足感，也有的垂钓诗则是诗人日常生活事件的隐喻。 唐诗中关于吃鱼的诗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概而言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记载诗人享受鱼之美味的诗；一类是关于鱼的烹制方法的诗；一类是关于吃鱼典故 的诗；还有一类是关于鱼之药用或食鱼禁忌的诗，这类诗虽然较少，但也颇有可考之处。唐代，人们所食之鱼种类繁多，有鲤鱼、鲈鱼、鳜鱼和一些地方特产如武昌 鱼等等。此外，唐人烹鱼的手法也不少，除了一般的炒、煎、炸、煮等烹制手法外，深受他们喜爱的主要有“绘”、“鲊”和“鱼炙”三种经过特殊手法烹制而成的 鱼。 作为信使的鱼在我国历史上由先秦时期的木鱼或实实在在的“鱼”，发展到唐代的由尺素或锦帛折叠成的帛鱼与由“花笺”等纸做成的“鱼函”，经历了一个由具体 代抽象，由实物到概念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鱼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朝向纵深发展的过程。 唐诗中的“双鲤”主要有两种内涵，一种指信使，另一种则指代书信本身。唐代这种信使更多的是作为观念意义上的信使，即更多的是抽象的信使概念，而不是作为 实物的“双鲤”。随着“双鲤鱼”、“双鱼”和“鲤鱼”作为信使在诗歌中频繁出现，慢慢的，普通的鱼也作为信使出现在诗句中。此外。同样与鱼意象连用并指称 信件的还有“素书”、“锦书”和“帛书”等词。在唐诗中，“鱼书”也是指书信，和上述意象一样，它可以指代朋友之间的书信，然而，“鱼书”的另一个重要意 思则是指官府的公文。相对于“尺素”和“素书”而言，“鱼书”的使用场合要正式很多。唐代，除了有“尺素”和“帛书”外，还有纸质的“鱼书”，也称“纸 鱼”。 唐代实行了有名的“鱼符”制。唐代的“铜鱼符”用途广泛，既是出入宫门的重要凭证，也是用来调兵遣将的重要信物，更是代表着官员身份的重要证明。除了“铜 鱼符”外，与唐代官员联系最密切的是“随身鱼符”，随身鱼符的主要功能是“明贵贱，应召命”。此外，官员的官位品级的高低则从他们用来盛放随身鱼符的“鱼 袋”可以看出。这就是唐代官僚的“佩鱼”制度。到了玄宗时期又规定，赏赐官员紫、红色官服的同时，也要赏赐相应的“鱼袋”。从而形成了唐代特殊的以鱼袋和 官服相连的“章服”制。唐代官员佩戴的鱼袋主要有“金鱼袋”和“银鱼袋”两种。此外，唐代的很多饰物也都与鱼有关。如唐代很多官宦人家家中多悬有鱼形饰 物，称“悬鱼”。唐代士兵也有用鱼皮制或装饰成的甲胄；在唐代，人们已经知道以鱼皮来制鞋了。唐代高级将领的箭袋也是用鱼皮制成的，唐代妇人的头饰也有鱼 形的。 鱼作为重要的祭品在唐代祭祀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能保证祭品鱼的供应，唐代还专门设了负责掌管朝廷鱼类供应的官府--河渠署。鱼作为从古至今最受人们 喜爱的吉祥物之一，到了唐代，鱼的这种吉祥意义更加强化了。唐代文官常服幞头、腰佩鱼符等均被赋予福瑞色彩。由这种吉祥意义引申，鱼也具有隐秘的镇邪意 义。鱼的镇邪意义产生甚早，汉代画像石所绘门上扣环，多有鱼饰。唐代鱼形拉手更是广见于屋门、柜门、箱门等之上。门饰用鱼纹，有镇邪功能。除了有吉祥意义 外，鱼也具有预示灾难祸福的征兆功能。唐诗中所反映的鱼的这些民俗文化特征也进一步表明了鱼在唐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唐诗中所写的鱼可谓五花八门，有吴江的鲈鱼，襄阳的缩项鳊，夔州的黄鱼……。不仅鱼的种类呈现出地域特色，而且围绕这些地方物产而展开的鱼文化更是各放异 彩，从而形成了唐代别具一格的地方鱼民俗。 在唐代，很多涉及到鱼的诗歌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佛禅意义。这些诗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通过鱼的意象，营造出一种佛禅意境的诗；唐诗中具有佛禅意义的重 要鱼意象有金鱼和木鱼等。一类是宣扬佛教的“戒杀生”等道德教义的诗；一类是对“本心”、“忘是非”等佛禅修行的感悟。 道教也和鱼有着重要的姻缘。全唐诗中，“鲸”的一个重要意义即表现为与道教的众多意象一起营造出强烈的道教文化色彩。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唐诗中含有道教意义 的“骑鲸”诗的存在。与“鲸”相似的是，“鳌”也是神话故事及道教典籍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如“钓鳌”也含有“修道”的深层意思。鲤鱼是道教中有着非常神圣 的意义的又一种鱼。如唐诗中也有以“乘鲤”指代得道成仙的说法。 唐代的隐逸之风也非常盛行，同样以渔隐而求仕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唐代士人的这种渔隐情结与唐代统治者的提倡不无关系。渔隐只是他们的一种暂时状态，最终目 的还是希望通过科举或举荐方式得以入仕为官。另有一类渔隐的文士，其隐居只是为了有更好的读书环境以便为登科入仕做准备。对那些汲汲于科举的读书人来说， 一旦科举不中，渔隐则又成了他们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在唐代，这种因求仕不得而隐的人也不少。也有尽管科考得中入仕为官，在官场遭遇挫折后又选择渔隐的 情况。唐代也有虽身在仕途，却向往归隐的亦官亦隐者。此外，唐代佛道的繁荣和兴盛，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渔隐之风的盛行，使隐逸本身变成了怀道的、高尚的、 合乎自然的逍遥人生。晚唐时期，多奸臣当道，时政险恶。在此情况下，诗人们不愿同流合污又惟恐被权奸所害，被迫避世隐居不出。渔隐也是文人彰显其独立人格 和高洁品质的象征，是他们追求自身人格魅力的一种理想。此外，唐代诗人的渔隐情结还见于他们对历代渔隐先贤的缅怀诗中。 唐诗中关于鱼的典故大致可分为四大类：渔隐者的典故、吃鱼的典故、钓鱼方法的典故和鱼本身的典故。唐诗中运用最多的是渔隐者的典故。主要有姜子牙，战国时 期屈原《楚辞》中所说的渔父和东汉人严光等。唐诗中关于吃鱼的典故主要有冯谖、羊续、张翰和陶渊明。唐诗中出现的关于钓鱼方法的典故有詹何、范蠡以及“芳 饵”等。唐诗中关于鱼类的典有“北溟鱼”、“白小”和“点额鱼”等。综上所述，唐诗中多有对典故的运用，这些典故的运用，一方面丰富了诗歌本身的文化内 涵，另一方面又使唐诗中所蕴含的鱼文化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和拓展。 唐诗中除了用鱼意象表示男女欢快和婚配等意义外，也多用“鱼水”意象来象征朋友。同时，“双鱼”意象又是“友谊”的象征。此外，“鱼水”意象的另一个重要 作用则是用来象征君臣。由表示男女两性及朋友君臣关系的意义引申，“鱼”意象也开始具有了其他的丰富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是科举及第或仕途腾达的象 征。常见的有“鲲鱼化鹏”和“鱼登龙门”“烧尾”“纵壑鱼”“点额鱼”“鱼曝鳃”等意象。除了有科举落第之意外，失水鱼、枯鱼或涸辙鱼也有喻指人生失意或 仕途失利的意思。此外，处境不佳的诗人还多以“鱼中钩”、“鱼曝鳃”、“点额鱼”和“深池鱼”等意象来自比。 总之，唐诗中的鱼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意象的丰富性也进一步证实了唐代鱼文化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