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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域文化是成就“温州模式”的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但在温州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些不良影响也日益凸显，需要吸收与融合外来先进文化，培育出符合新时期要求的新的地域文化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特定文化（新教）是培养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班菲尔德通过对意大利南部社会的深入考察，认为南部的贫穷与专制源于文化；唐芒斯认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意识、利润意识、工作意识、工资意识、地租意识和职业意识等都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明显地表现出区域文化的支撑。 一、温州地域文化的作用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地理位置远离政治中心，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为了生存，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即形成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这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冲撞与融合，经过温州人的历史实践，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地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 重商文化对温州经济发展产生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中，温州人的开拓进取，追逐商业利润的行为充分地爆发出来。在个私经济被禁锢的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就开始通过各种变相的方式从事个体经济，如磨剪刀、养蜜蜂、修鞋。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私营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发展时，温州人就从经营一颗钮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等开始跑遍全国各地，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不论是投资还是办实业，只要能赚钱，温州人都会去干，敢于为经济利益做出常人不能做的努力。从办钱庄到“抬会”、从炒房到炒煤炒金等，无一例外地表明温州人的商业文化，利之所在，就是行之所向。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大潮。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温州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农村工业化的路子；率先实行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途径；率先进行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正是这种精神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发优势”。 四海为家的闯荡个性为温州经济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温州有200万人在全国各地，有50多万人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全国各地及海外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和经销点，形成了新产品的销售网络。到2007年，全世界每30件衣服就有一件是温州产品，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过70%……正是温州这种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打天下的精神，开拓了国际市场，为温州经济发展聚积了第一桶金，并继续推动着温州经济新跨越。 家族文化促进了温州人的自主创业。在全国消费需求层次低，以价格竞争为主的市场大环境下，温州农民纷纷采用家庭工厂这种简单的组织形式，以生产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小商品发展起步，适应当时国内市场的需求，有效突破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各种限制，又符合当时人们消费水平低的实情。家庭企业的灵活机制，大大降低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管理简单，促使温州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家族文化在温州企业的起步和发展阶段，有效地将家庭成员凝聚在一起，克服了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困难。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温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资本。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按人口每人每年只能摊到2.62元人民币），不及1990年国家对宁波市一年的投资额。但是，温州人不受命运摆布，不消极依靠国家求生存，而是靠“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跑码头，闯天下，靠手艺活一点一点赚钱或一家人在自家办的小工厂用汗水换来财富。从不会怕苦怕累，中途放弃，带来了温州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话。 二、温州地域文化的制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在观念上、体制机制上的优势正在慢慢弱化。近年来温州经济进入转型期，更是面临着诸多挑战，“外迁”、“外流”的企业不断增加。以传统产业为主、以量的扩张为主的温州企业绝大多数处于产业链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制造”产品频频遭遇国际贸易壁垒。技术密集型企业很少，科研、技术开发能力差及重工业严重缺乏，导致温州经济发展动力的不足。尽管温州文化在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是在当前温州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快的过程中，温州地域文化的一些不良影响也日益凸显。 重商轻文的传统思想制约着经济可持续发展。义利并举、重商文化在经济发展初期为温州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金。人们追求的是功利、讲求的是利润，对经济快速增长的饥渴，决定了政策导向上的近视与短见。如图的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对人才培养的相对落后。据2006年1%抽样调查显示，温州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31.0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为4%。温州市科协对温州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温州市公众具备公共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3.16%。由于温州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使专业人才、技术工人紧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阻碍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层次，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制约了温州经济发展。 重“鸡头”而轻凤尾的观念影响了温州产业组织优化。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使得企业的强强联合难以实现。多数温州人的目标是自己开店办厂。从替人做皮鞋或在市场上摆个摊位，到投资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兴办市场或企业，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的。温州柳市镇，专门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集团就有20多家，这20多家企业不但产品种类相同，而且档次也大体相同，可就是不能联合。这就是温州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文化所致，宁当50万元的董事长，不当500万元的副总经理。其它生产钮扣、皮鞋、服装、阀门、打火机的集群也是如此，从而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家庭文化制约了企业发展的规模。温州家族文化造成了温州企业对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由于狭隘的家族利益和自我封闭观念作怪，外来人才特别是管理人员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阻碍了良性循环的用人机制的形成，使温州众多家族企业目前仍然没有摆脱“低、杂、散”的特点。这种注重亲缘或亲缘式关系网的家族文化及其心理取向，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它与温州的“低、杂、散”、家庭工厂“前店后厂”等经济社会特点相适应，但它不利于温州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不利于温州形成“品牌”产品和“航空母舰”企业，不利于温州经济国际化。 重人情、轻契约的观念，影响了温州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对新的文化理念培育不到位，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价值判断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使经济建设成为纯经济的一种畸形行为，缺少了文化内涵的支撑，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经济利益，规则意识缺失，致使一些人干起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勾当，结果严重损害了温州的城市形象。为了追逐功利，企业的市场取向大都是短平快，办事就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搞曲线生财，不计后果地寻找发财的捷径，如“回扣”就是早期温州购销员队伍攻破计划经济堡垒的一项重要做法。这种处处讲人情，不尊重规则，不讲原则，重眼前得利，忽视长远发展和长远利益，使温州长期处在一个十足的小农意识氛围里。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进入WTO后，产生了冲突，外贸出口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和惩罚，海外经营受到东道国的歧视、抵制和打击。“禁入令”、“灰色清关”、“火烧温州鞋”等事件的发生，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重血缘、地缘，忽视对外合作限制了企业的扩展。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往往会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园”，如法国巴黎的“温州街”、北京的“温州村”。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结果，形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对外合作文化的缺失，加上温州民间资本的富有，以及产业结构和地理条件等的缺陷，温州近10年来引进外资仍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况。数据显示，2004年实际利用外资才达到2亿美元，居全省各市倒数第2位。近年来，温州引进外资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外向型经济城市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这使温州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外力推动，使得温州产业仍处于传统领域，造成温州缺少吸引高级人才的平台，这是温州近年来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只有交流合作，才能引进和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温州地域文化才能够确保自己的特色并不断革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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