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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单纯依赖土地、基建，把农民赶上楼的方式，将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已经难以为继，具体困难如下：
城市与其辐射影响的周围地区之间，包括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但强调同一发展单元在纵向发展时序之间的递延关系，也要求同一时间横断面上各发展单元之间的共荣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存在失衡现象。从宏观层面看，城市化的区域发 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国东西部城市化的差异不大，而且是逐步缩小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分地区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
从城乡关系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了城市化进程。从1978年到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经起伏，从2.6:l扩大到3.28:1，如果考虑城市居民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和各种福利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之比则达6:l。城乡社会发展差距也很大，特别是农村人口总体素质不高将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差距大。基础设施缺乏和农村住区生态环境恶化，加大了城乡差距和社会 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城乡过大的收入差距将会吸引更 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但在城镇容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拉美出现过的“过 度城市化”，导致失业增加、交通拥挤、住宅紧张、污染严重、城市犯罪增加等不健康的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本是解决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却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 乡收入差距同向增加。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不是城市化的错，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分 割的二元体制造成了居民身份不平等，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国家财政资 源分配不平等；城乡规划与建设各行其是；城乡生态环境的共同建设缺乏协调等。从城市之间的关系看，区域内城际关系不协调。目前已经形成的几个城市群内部缺乏城 乡统筹规划，在城市建设、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无序竞争。无序的竞争只会带来资源浪 费、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加剧区域性环境污染。东部沿海地区竞相发展机场、港口 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等，都是区域内城市缺乏协调的最好的例证。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数量的增多、城镇人口的增加，还表现 为城镇功能的完善、城镇职能等级的提升。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把推进城市化片面地理解为加强城镇建设，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段和资源环境承受能力，追大求洋，盲目攀比。建机场、广场和商场，搞绿化、亮化和美化，导致耕地面积锐减，加重了企业、老百姓的负担，抬高了城市化的门槛，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养老未解决好使上访不断。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超越城市经济的需要，靠行政手段如乡改镇、镇该区大量进行农转非来累积城镇，导致失业增加、城市贫困者增多；许多地方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就必然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故对 原有城镇大拆大建，破坏了历史遣产和文化风貌，导致千城万镇特色尽丧；有的地方重城镇形象建设，轻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完善。引发了诸如交通拥堵等城市病。
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强。我国大城市总体上处在集聚发展阶段，辐射带动 作用不强，城市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 纽约GDP总量的1／44，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香港GDP总量的1／3，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带相比，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三大城市群对全国GDP的贡献率比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 贡献率约低30％；比日本三大城市群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低32％。
小城镇发展活力不足、特点不突出。我国不少小城镇规划建设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绝大多数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特色经济不突出，对农民的吸纳力不足，甚至呈现空壳化，没有充分发挥相应的人和产业的吸纳作用，更难以服务于周边农村。
资源环境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相当部分城市已面临资源、能源的瓶颈，城市后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比如大多数城市都偏重用地规模的外延扩展，土地低效利用现象大量存在；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有300多个。
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在市场监管、宏观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阻碍了城市化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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