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治维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1745年，62岁的德川吉宗把将军职位让给33岁的长子德川家重（1712-1761，第九代将军，1745-1760在位），但直到1751年（宝历元年）吉宗逝世前大权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之一，手握实权的人——天皇和将军，都喜欢当太上皇。而我们中国，少有的几个太上皇都是失去权力的人。家重因健康原因，其亲信大冈忠光得到重用。1760年忠光去世，同年家重把将军职位传给长子家治（（1737—1786，第十代将军，1760-1786在位），自己当太上皇（大御所）。翌年家重去世。家治把政务都托付给老中田沼意次，自己埋首喜好的将棋等事务，算是会享福的将军。坂本太郎对家重和家治父子的评价是：“他们都凡庸无能，未能继承父祖的遗业。特别是家治，崇信近侍田沼意次，明和九年（安丰元年，1772）田沼升任老中后，逐渐擅权，直到天明六年（1786）家治死，意次失势为止，出现了所谓田沼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日本史》第310页） 田沼意次是远江相良藩的初代藩主，属纪州藩下级武士，俸禄六百石。德川吉宗成为将军后（1716年），随主子来到江户。也不知其有何功绩，至家治成为将军前（1760年），他已经成为俸禄1万石的御用人（近侍）。家治执政之初，还与老中松平武元们一起打理政务，12年后（1772年）田沼意次被家治破格提拔为老中，俸禄也从1万石、1.5万石（1762年）、2万石（1767年）、2.5万石（1769年），升至3万石，历侍三代将军而步步高升，可见此人至少很会揣摩迎合主子的心思。所以在田沼意次成为老中后，家治就无需事必躬亲，放手让他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坂本太郎指责田沼擅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是家治的信任而非田沼强夺。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需要说明。家治祖父吉宗所以能成为将军，是因为前代将军家继无嗣，他才能从纪州藩主成为将军，他改变以往用人风格，与前两代将军重视近侍不同（“侧用人政治”），他重视谱代大名旗本，这当然是巩固将军地位的需要。因为吉宗从外藩来到幕府，幕府原来的近侍未必忠诚可靠，而被破格提拔外庭官员当然对己效忠。到家治时已历经三代，政治地位早已巩固，提拔近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其实，幕府重用谱代还是近侍，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还在于施政方针对谁有利。 田沼面对的依然是幕府财政困境这个老问题。为了弥补金银产量的不足，他打破以前的限制出口铜以换回金银，“为此调查了各地的铜矿，企图提高铜产量，最后实行了专卖”（《日本史》第310页）。田沼的这个政策开幕府自主经商（官商）之先河，侵犯了商人和（铜矿所在地）大名的利益，因为此前都是幕府和大名的物资都是由商人进行转售的。“此外还在对外贸易中输出海参、鲍鱼和鱼翅等干海产品以代替铜，增加贸易额。后来这些海产物竟成了用以计算贸易价款的主要东西了。”（同上）不仅如此，田沼还与俄国缔交及贸易。上述措施都是以突破原有限制增加对外贸易的方式来增收，而在国内田沼“对批发商、经纪人等商人征收御用金、营业税、营业牌照税等赋税，作为其代价，则允许设立商业公会，承认其特权”。（同上）坂本太郎也承认，田沼的举措使幕府财政确实有很大好转。但他说，“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纲纪紊乱，民心堕落，与享保时代恰恰相反”。“纲纪紊乱，具体表现为贿赂、请托、请客之风盛行。意次本人贪餍受贿、上行下效，一时成了风气。社会风气也日趋奢侈、淫靡，烟花柳巷繁荣，风俗明显败坏。”（《日本史》第310页）前面说过，吉宗发布节俭令而且本人垂范，坂本太郎认为吉宗也未能改变社会的奢华风气，所以家治时代的纲纪紊乱、奢侈淫靡也不能归咎于田沼意次的个人品行，坂本太郎的观点显然前后矛盾。 家治的长子家基在1779年（安永八年）死了（还有一子夭折），两年后（1781年）收养堂兄弟德川治济（吉宗孙子）的长子家齐（是年九岁）为养嗣子。据说，此事与田沼意次有关，因为家齐的父亲治济在田沼那儿做事，可能是田沼的推荐家齐才成为将军的养嗣子。1786年，家治逝世（五十岁），田沼意次也随之被罢免老中职位（两年后死去，传言被政敌毒杀）；翌年，家齐（十五岁）成为幕府第十一代将军（1773-1841年，1787-1837年在位）。这年六月，任命三十岁的松平定信（祖父吉宗，为白河藩主松平定邦收为养子）为首席老中，辅佐将军，负责改革前代弊端。 松平定信为了打压田沼余党，启用反田沼派的本多忠寿、松平信明、户田氏教等幕僚，重建以御三家（德川将军本家的三个家族）为核心、以谱代大名（曾与德川氏有主从关系的诸侯）为后盾的老中协议体制。松平定信废除了田沼意次时代的专卖制度，停止征收营业税和输入金银，这些是对大名和商人有利的措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1788年再次发布《节俭令》，要求士农工商严格遵守登记身份制，禁止奢侈享乐。削减幕府经费一半，削减将军家内用度三分之一，削减江户城经费，然后把这些节省下来经费的七成用于救济贫民和低贷资金（称为《七分金积存法》）。1789年（宽政元年）发布《弃捐令》，为救济旗本、家人，“令禄米抵押贷款人全部放弃六年以前的贷款，五年以内的贷款则在降低利息后分年偿还”。（《日本史》第311页）这不过是七十年前（1719年）故伎重演，当初令债主放弃债务的《相对济令》都未解决旗本、家人经济困境，而今只让债主放弃六年以前旧债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就可想而知。松平定信的其他措施还有，奖励武士习文练武，与此配套的措施则是取缔私娼和艺妓，禁止色情文学和男女混浴；奖励粮食作物，限制种植经济作物，跟进的措施则是一再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1790-1794年间），劝导城市游民归乡务农，禁止农民离乡入城。由此可见，虽然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指导思想与吉宗时期是一样的。这说明，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谁来制定政策，都难以挣脱固有藩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松平定信采纳儒官柴野粟山的建议，于1790年颁布《异学禁令》，把朱子学定为正学，其他均视为异学。著名政治思想家林子平（1738-1793）遭受处分，所著《海国兵谈》被列为禁书，将兰学医馆划为为幕府专有，遏制兰学传播。但是，与我国科举官僚制度不同，日本是封建分权政治，官员世袭，所以松平定信的举措没有政治基础，其结果也只能是人亡政息。 “松平定信执政六年多后，在宽政五年（1793）辞去老中职务。后来虽曾一时仍继续执行他的遗策，但不久就陷于瓦解，进入了一个比以往更甚的迟缓时代。……官吏间的贪赃受贿、风俗的奢侈、贪婪的盛行，均比以往更甚。”（《日本史》第312页）其后，江户幕府仍然陷在这个怪圈中不能自拔。 1837年（天保八年）家齐把将军职位让给儿子家庆，自称大御所，但仍把持政治裁决大权，直到1841年（天保十二年）去世。家庆掌权后，早在1834年（天保五年）就接任老中职位的水野忠邦开始按自己的想法改革幕政。“因当时年号是天保，所以叫作天保改革。他的政治仿效享保、宽政的精神，由于要对日益加重的时弊采取对症疗法，所以他的做法是极为严峻苛刻的。但因为他不是门阀出身，只不过是一名老中，所以没有几年，就被罢免，以致改革没有成功。这次改革仍是以奖励文治武备，匡正风俗，厉行节约等教化措施为主。在经济措施方面，则有为了降低物价、废除批发商的营业税；解散商工业公会；使无业游民归农，限制农民移居江户，以防城市游民增加；为清理旗本和家人的债务，由幕府贷给低利资金；向大阪富豪征收御用金，以弥补幕府财政不足；还计划开垦新田，大力采掘金银矿等等。他下令整理大名领地，首先把江户，大阪周围十里（里，日本长度单位，合公制3.927公里）以内作为幕府直辖地，凡在这范围内拥有领地的大名和旗本，都要将土地上缴，并行转封。这一天引起了强烈反对，反对者纷纷向将军上诉，以致撤回了这一命令，他也因此辞职，改革以虎头蛇尾告终。”（《日本史》第313页）水野忠邦老套的改革措施已无需置评，但其下台的缘由却表明，将军家庆不想因领地转封而得罪大名们，当时的政治情势依然严守分封政治的传统。 由此我们看到，江户幕府自吉宗以来历经百余年，社会矛盾并未因改革而稍有改善。虽然幕府的政治权威日渐衰微，但大名们的政治情势也一样颓废，所以并未出现能够挑战幕府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势力的挑战，江户幕府的统治恐怕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