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程泰宁、崔恺、何镜堂等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痛批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的乱象。
求快——一周三四个方案，抄袭、符号化泛滥
号称全球第一高度的长沙“天空之城”建设者曾放出豪言：4个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层、838米的建设。
建设尚且如此求快，留给规划设计的周期更短。“一个星期出三四个大型公建方案，八天出一个二三十万平方米小区住宅的施工图，八个月设计并建成一个两三万平方米的展览馆……这已是建筑界的惯例，这难道正常吗？”程泰宁痛陈，许多项目都是一边选址、一边准备基础资料、一边邀请规划设计单位进行投标、一边进行项目报批。
过分追求建设速度，往往与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脱不了干系。据了解，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些建筑师疲于应付设计任务，导致建筑设计理念缺失，出现了一些基于形式和风格拷贝的“快餐式”建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不夸张地讲，现在很多建筑师就是画图机器，甚至很多大的设计院自己对专业的设计度、完成度都不掌控，片面追求速度。”
一位建筑师告诉笔者，在欧洲，一个建筑有很充裕的设计周期，可能是两三年甚至三四年。但在我国，建筑的设计周期、建设周期都非常短，往往设计周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因此，建筑师的设计压力非常大。往往是找几个明星建筑师撑撑门面，其余的大小设计院都在赶进度出活赚钱。
如此快速的方案出炉有何猫腻？靠抄。何镜堂指出：“一是抄袭严重。看到国外哪个建筑作品好看或者有特色，就抄袭人家。二是符号化。现在要求建筑有民族特色，就生搬硬套传统文化中的符号。”
越来越多的“方盒子”、“平顶”高层建筑在“求快”的指挥棒下诞生。瑞士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说，应当反思，“建设速度越快，遗忘速度越快”。中国的建筑界如果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让曾经的历史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记忆的消失。
求洋——县城都搞“国际招标”，招国外建筑师
历数中国20年来所有的地标建筑，人们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设计的。
2013年，东南大学等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图片搜索发现，上海区域内的26幢建筑，除3幢为香港建筑师设计外，其他均西方建筑师设计；广州区域内12幢建筑中的3幢为国内设计，其他均由西方建筑师设计；北京区域内的8幢建筑则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笔者了解到，由西方建筑师主导的设计之风，由大城市蔓延开来，就连县城都举办“国际招标”招揽国外建筑师。随着大批国外建筑师的引入，西方建筑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也渗入各个角落。
程泰宁说，2002年，他曾经受委托担任一项超高层建筑的设计师，开发商明确要求必须跟外国建筑师合作，现场方案介绍必须交给外国人来说。如今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请一个外国建筑师来站台，这种盲目崇洋的现象十分突出。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说，每个城市都能找到若干“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和“意大利花园”，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景致。
求怪——七个方案里有四个都是“扭曲的”
“手机楼”、“河豚塔”、“铜钱楼”，各地陆续出现的一些异形建筑引发了公众集体“吐槽”。不少普通民众疑惑，异形建筑为何异军突起？“要么最高，要么最怪。”宋春华说，“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众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
不做超高层，城市就矮人一头；没有非线性，城市就没有个性。笔者调查了解到，这种风气目前在许多城市盛行。一位设计专家举例说，不久前在珠海的一个美术馆评标会上，7个方案里4个都是扭曲的面和线。某些东部城市更放言要做“东方迪拜”。“公众当然要质疑，一城九镇、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炉？但这些全记在建筑师账上肯定是不公平的。”程泰宁说，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多数建筑师为了做成项目，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喜好，看领导的脸色做设计，因为最后是领导说了算。
崔恺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建筑必须反思，回归建筑的基点，以人为本地解决人居环境的现实问题，“必须加快后评估机制的建设，这能对行业非理性风气有所制约，否则错误就会不断重复。”
□蒋芳
(中国建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