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腰斩文明史；莫雌黄再论五千年268
转发至：         编者按：不久前，有着学术超男称号的明星学者易中天，又首发了其《中华史》中最新一卷《百家争鸣》。易中天于2013年起隐居江南某小镇，表示要以一己之力来完成36卷本《中华史》，不断遭到质疑。尤其是他认为，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更是引起极大争议。 网友对易中天的论说，不乏调侃，甚至责骂，但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辩驳的声音很少，也很微弱。搜狐文化独家约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博物馆特约研究员范勇先生，以一篇《中华古玉的价值评判》来做正面的回应。 易中天的观点认为：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文明的起点，是要有考古学证据的。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3700年。而范勇则认为，中华古玉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标杆…[我来说两句] 易中天：文明标志是国家，国家标志是城市为了避免辗转摘引可能造成的误读误解，我们尽量摘取易中天书中的内容，这些沉淀下来的文字，应该比应答媒体时的口说更加稳妥和认真。 按照易中天文明史的叙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这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所谓“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又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和部落联盟，不是国家。 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明白易中天中华文明3700年的立论基础了——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文明的起点，是要有考古学证据的。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3700年。我以为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不严谨。 附带说明，在有些外国学者眼中，商之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也是不能确定的。如此看来，易中天把中国文明的起点放在仍有争议的“二里头文化一期”，还是很帮国人争取了的。 点击阅读：
二里头文化遗址。 范勇：中华古玉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标杆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自身特点的东方文化。其特点之一，就是有着有别于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路径。 世界各文明，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经过短暂的铜石并用时代，就径直进入到青铜时代，开始了其文明之旅。 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发展轨迹不同点是，中国在同样经历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并不是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铜石并用时期，而是进入一个玉器时代，也就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称之为的“玉琮时代”（《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这个时代中的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大凌滩文化、齐家文化，等等，无不是以其精美多样的玉器而闻名于世。这个时代，是一个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也是产生城市（城堡）、文字、祭祀、礼仪、战争等多种文明要素的时代。 我们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就是依据于此。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就曾发现过红铜片，齐家文化更是典型的铜石并用时期，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对铜有所了解，在较早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并非不可能。但中华文明的伊始，却是以“玉琮时代”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什么会是这样？ 铸造青铜器，无疑是生产力的跃进，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琢制玉器呢，是生产力的进步吗？无可置疑，玉器的制作，应该视为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进步。因为制作玉器，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石器，其难度和消耗的人力物力，一点也不亚于青铜器制造。 用玉制作的刀、戈、矛、斧、钺，在韧度和硬度上，都不亚于青铜器制作的兵器。如果用于战争，其威力也并不逊于青铜兵器。同样，以玉制作的祭祀用的祭器，具有比较复杂和抽象的造型和纹饰图案，已有较高的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如臂箍、勾云形器、龙形器、琮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等级身份的玉制礼器，璧、环、圭、琥、璜、珩等，也无不如此。 我们会在诸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之中发现这类代表威权的玉制作的兵器、祭器以及形形色色的礼器。 中华文明以“玉琮时代”伊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发展时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华的“农业早熟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早熟性以及发展的相对延滞性。 中华大地上农业的发生相当早，无论是以粟米为主的旱地农业，还是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均在距今约万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土壤深厚的北方黄土高原，南方的淤土沼泽地，由于其易耕性和种植的方便性，使得中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较快地进入较成熟的农业阶段——园圃农业。 这种农业的易发和早熟性，决定了中华农业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决定了华夏民族对农业工具的变革的需求并不强烈。所以，长时间内，磨制石器占据了农业工具主要地位。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磨制石器的过程中，由此接触到了玉，一种硬质的“石头”，并积累起相当的磨制这类玉器的工艺。 农业民族对自然气候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对天地、山川的崇敬以及对祖先的崇敬，其已经进入相对高级的宗教信仰（与“泛灵论”比较而言），祭祀天地和自然神祇就成为必然。由于祭祀的神圣性，决定了当时最为珍贵的、漂亮美观的玉器，必然成为中华民族与神灵沟通的中介。 进入文明的国家形态，有诸多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被赋予了神性的玉器，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器物。 正是由于有了古玉时代，中华文明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玉，它基本上完整地与炎黄子孙共同经历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共同见证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因此我们说，“玉琮时代”的古代玉器是中华文明纪年的标杆。当然，也是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对悠久的中华文明感到自豪的历史信物。 
良渚文化出土玉器。 非为争中华文明长短 著书立说还需严谨稳健据易中天解释，“中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最早文明是二里头遗址，但对二里头遗址是农村还是城市，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根据易中天的研究推论，二里头是城市而非农村，因为具备着城市的很多特点。“根据推论，二里头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那么，今年是公元2013年，加起来正好3713年。所以我说中华文明不是5000年，上下5000年指的是文化。”《广州日报》2013年8月19日版）。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易中天宣扬“中华文明3700年”之说，并准备在《易中天中华史》里重新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我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华？什么是中华文明？为什么只有Chinese的文明，能够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还3700年不中断？3700年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民族，能否在今天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卓越贡献？” 应该承认，易中天的观点并非胡诌，他套用的是国外考古学家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但是，这一立论的基础被“自动”设置为不二选择的正确观点，忽视各文明的独特性，显然是不稳妥的。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有着众多考古实证支持的中国独特的“玉器时代”在这里被完全忽视了。 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况是，在传说中的炎黄和尧舜所处的龙山时代，已经有众多的城堡（城市的雏形）出现，有祭祀、有文字（大汶口、良渚）、礼仪、战争，剩余财富，威权的形式都具备了，所以当时应该具有国家的初级形态即酋邦，这个时期，应该是进入文明时代了。中国在“玉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也是唯一的以玉器时代进入文明的国家。 即使按照易中天的结论，被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二里头夏文化中的考古遗物，青铜器也只是些铜铃、铜爵、铜糳等小件器物，而大量受到当时社会重视的器物，还是带有威权意味的夏代的玉器，如玉钺、玉璋、玉戈等。简言之，中国文明的诸多因素已经在“玉琮时代”形成，“中华文明3700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我们忽略中国独特的“玉器时代”，比照国外学者关于文明起源于青铜时代的理论来硬套，文明只以青铜时代起算，那么，我们将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和我们的古史传说都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倘若真以中国的最早的青铜时代即所谓的夏代（目前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碳14数据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900年至3500年）来计中华文明的起始，则中华文明5000年的说法就会被自证为错误。 我们并不是为“找齐”五千年文明而努力，而是倡导一种务实、稳健的治学。易中天在自己的书中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那么，无视中华独特的“玉琮时代”的存在，仅仅以西方传统的青铜、城邦标准来考量中华文明，得出的结论恐怕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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