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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篆刻创作解读——古玺秦印卷序一

 聽雨軒sjh 2013-12-12
这是一部研究古玺印的专著。所谓的古玺,这里是泛指汉印以前的玺印,其中包括了各种形制、各种材质的印章和印迹,如官玺、私玺,铸印、凿印,玉印、印陶、封泥等等。作者在代序《古玺印与古玺印创作》中,表明了是书最大的特点是立足于篆刻艺术创作角度去研究古玺。作者言:“……一系列古玺印研究专著相继出版发行,但都忙着‘裨补史志之遗佚’去了,不涉及或很少提及‘篆刻精美’”。而这部书则是专论“篆刻精美”的,它不是金石学范畴中的“印学”研究,而是艺术学中的篆刻研究。从贴近篆刻创作和审美实践来说,作者认为“古典作品的个案分析与现时的创作方向的把握,要远远高于重于一般性的学术理论研究。”所以,这部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古典作品的逐个分析,给当代篆刻创作以有益的启示,显然,对古印的这样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作者的研究立场其一是立足于艺术,通过对每方印的形式分析去重新认识古玺,而不是去考证每方印在金石学意义上的来龙去脉。作者言:“立足于艺术创作观,其实无所谓古玺或秦汉印,也无所谓真品赝品,关键是我们从中会得到什么样的促动和俾益。”看来,作者的研究虚化了古玺印的金石学意义──“真品赝品”;也虚化了篆刻发展的史学意义──无论是古玺秦汉或是明清流派,而把镜头直接聚焦于印面的艺术形式。其二是立足于当代,是站在当代篆刻创作的立场上去解读古人,去寻求今人与古人审美上的契合点。不是为了赝古,而是为了开今。不是在追求理论的高度、深度及理论的逻辑性,而是把对古代作品的分析认识直接转化运用于当代篆刻创作。研究立场的第三点,生发于其一其二,是作者的研究表现着明显的个性化特色。因为是对作品艺术形式的研究,必然是见仁见智,必然带有个性化色彩。这是赵明对古玺印中蕴含的篆刻艺术美所作的发现、分析、陈述,而不是其它人的。因为是借古开今,其指向是当代篆刻创作。通过古代作品的艺术形式生发出创作意义上的延伸与联想,这种延伸与联想必然是具有明显个性特色的。作者言:“不唯上,不唯书,培养独立的审美观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法手段,对于创作者来说是致关重要的。”作者倡导审美的个性化与创作个性化,这种个性化的立场,虽然不无片面,但片面往往具有深刻,这种个性立场是富于创造的,极具生机的,适合于对古玺印这个矿源的发现、开发和利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研究的个性化问题。作者选“右司马敀”一印,目的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作者一开笔便说:“我并不认为四字阴文‘右司马敀’鉨是一件成功的作品。”这是作者审美印象的结果,而不是理论推断的结果。接着他分析该印的失败之处,主要在两点,一是“此鉨最大的失误就在于线条的轻柔全放,温润有余,遒劲不足。”二是“刻板是此鉨章法上的一大失误,四字形体相当,均匀布局,各守其地。”我们如果换一下认识角度,用另一种个性看这方印,或许得出另一种看法:正因为这方印的线条轻柔温润,才使之有了自然灵动的感觉,后人吴熙载带有披削的轻浅的冲刀,正与此类古印暗合;其章法“均匀布局,各守其地”,也可以认为是开汉印平正雍容之先河,印文相对于整饬是手写体篆书服从印面方寸的结果,把手写篆书赋以一定装饰性,成为印面的“适合纹样”,是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看来“诗无定解”一语,对于印面艺术形式分析来说,也可成为“印无定解”。赵明写这部书的可贵处也正在于不求完美,不求无争,而求个性,求真知灼见。对于这部书,读者以自己的个性去研读赵明个性式的研究,自然会有不合之处,但这并非坏事,这种不合使认识的角度更加开阔,从而使认识更加深化。这样去看,赵明对古玺印的艺术分析是可以延伸的,是无限的,其可贵在于其立场与方法,它可以启发读者的艺术想象力,而不是教授种种印面形质上的模式。

  谈到方法问题,赵明研究古玺印中篆刻之美的方法是丰富的,并且是相互交叉使用的。首先是对每件作品采用微观分析的方法,对印面的章法布白、线条特征、篆法变化等等方面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发前人之未发。人们往往对这些古代经典之作“熟视无睹”,而赵明的微观分析把读者带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对有些印例作者进行全面分析,而对另一些印的分析则侧重于一个焦点上。如对“蒦□窑里人草”的分析,焦点集中在审美的“显与藏”上;对“匋里人安”的分析则聚焦于“线与面”的关系上;对“平阿左禀”则专论钤印对艺术效果的影响,等等。作者言:“审美鉴赏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可以通过讨论局部的一根半线条的有无,启发帮助我们了解篆刻的整体观,以及达到目的的具体方式方法。”微观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作品的深入发掘,在整体上,宏观上得到创作启发。这部书采用的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对比的方法,通过两方印或多方印的对比,使其特征凸现出来。“在比较中我们明白一些事理,看透一些事物。”常用的是分类比较:“形式上的相似,提供了比较的基础。”这种分类是站在篆刻创作立场上的形式分类,而打破了印章史上的断代分类,如古玺印“大车之鉨”与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创作的“十发之鉨”的比较;秦封泥“中谒者”与当代青年篆刻家葛冰华的创作进行比较,等等,可谓论古证今,思接千载。

  第三个方法,是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作者往往打破空间──不管秦楚齐晋;打破时间──无论古今。有时,作者从当代篆刻创作的角度去分析古代印章中的篆刻美,有时,则陈述古代印章制作对其篆刻美的影响。如对“美亭”的分析,通过古印陶的制作方式去分析其线条美的特征及变化:“刀法美,有什么样的印材,就会有什么样的刀法。有什么样的刀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印陶的刻制,爽利的长冲成为主要的刀法,又因为印陶坯质的磨损,加之与之对应的陶器使用,现有残片的墨拓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最终欣赏效果。”又如印例“繇□大匋里奠”,通过对古代遗迹的分析,对当代篆刻创作提出思考:“……但作为文字自身带来的圆点,为我们今天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印面外来的圆点、小方框是否需要剔除?美术化倾向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负面影响将会把篆刻带向何处?这是每个有志于斯的创作者都必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赵明对于古玺印的分析,不是金石学家对古印的考证,也不是理论家对篆刻的研究,而是一个篆刻创作实践者和篆刻批评实践者对古印的解读与思考。赵明的古玺印形式的篆刻创作,既有古典的深度,又有形式上的新意,可以说是很优秀的。他从艺术形式上对古印的解读,最能贴近创作,也可以说是最具有发言权的。通过个别印例的分析,对当代篆刻创作具有普遍性的启发,是本书的特色,也即其优势所在。但如果我们作一些苛求,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向思考:立足于艺术创作,虽然“古典作品的个案分析与现时创作方向的把握要远远高于重于一般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但对许多个案的的宏观梳理与综合归纳,从中寻找出一定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于艺术创作也将产生不可借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虽然不是在做印章考证的金石学工作,但我们可以把金石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古代印章的篆刻艺术研究中,古代印制、印式、用印方式、入印文字乃至古印产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都对古代篆刻艺术的发生和演变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古代篆刻艺术的研究与金石学的研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强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利用,把个案分析进行逻辑的梳理、归纳、推移,将从实证与思辨两方面丰富、支撑对艺术形式的研究。或许,这将是另一部书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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