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乾时期正是清代学术发展繁荣的时期，大师林立，名作迭出，考据学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都为康乾时期篆刻艺术从低谷走向高潮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主流，朴学还有“汉学、考据学、乾嘉学派”等称呼，出现了如惠栋、戴震、王引之等众多学贯古今的学者。他们以“复古”求解放，以经世致用相标榜，以汉学相号召，以切实为职志。在经学、史学、校勘乃至金石、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实学，反对空谈，强调要“博学于文”和“学以致用”，为朴学滥觞；清乾隆年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后世称之为“汉学大本营”，全国绩学之士网罗殆尽且风气所及，影响到整个学术的趋向。此时清初“经世致用”、欲复明室的思想早己荡然无存，朴学达到鼎盛，小学、金石学也开始飞速发展，并逐渐由经学之附庸而蔚成大国，成为专门之学。    明末清初的篆刻过于注重形式，喜欢嗜奇好异，虽然号称师法秦汉，但仍有许多弊端。当时的治印者对古代玺印的理解还不能说很深入，对古文字的研究也属草创阶段。乾隆间，随着朴学的兴起，以金石证史的风气开始大盛，学人们在对古代玺印考证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新的审美感受，对秦汉古印的美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对印章文字的认识也更为准确。 治印者应具备的与篆刻有关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金石、文字方面的知识。何震“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决不信”一语，足以说明这方面的修养在治印者知识结构中所占比重多寡的重要。但获得金石、文字方面的知识与治印者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由于“乾嘉学派”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当时文人谈论金石、文字形成一种风气，“以金石证经、证史”也成为清代学人开辟学术新领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这种学术思潮的变迁，肯定会影响到治印者知识的结构向这方面的倾斜。我们从《续印人传》中可以看到，在介绍康乾时期的治印者时，“究心六书”、“专嗜篆籀”、“笃志古学”、“留意金石文字”、“尤精字学”之类的言词可谓俯拾皆是。治印者作为学术影响篆刻的中介，随着清代学术风气的变迁，朴学的盛行造成治印者在知识结构上有关金石、文字的知识比重的增加，从而使学术对篆刻艺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金石学中的“金”，主要“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玺印亦其一也。这说明篆刻艺术在发生之初，就与金石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清初学风开始转变，由于顾炎武等人的身体力行，使“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梁启超)。清政府也对金石学予以提倡，如乾隆年间，曾将内府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陆续印成《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等四部巨著，遂带动了私人考古之风的兴盛。 在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着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康乾时期金石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 在此之前，明人曾将古印分为“三代印、秦印、汉印、魏晋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国朝印”等类目，但这类简单的朝代划分，虽也有汉印“古朴典雅”之类的风格描述，却无明确的印文、形制、官职、地理等方面的断代依据和印章实物为证，并不严谨。明末朱简对各期印章虽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特征，但直至清代中期，对古代玺印的断代研究仍无大的进展。 随着清代朴学的发展，古代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玺印的分期研究才逐渐深入康乾时期金石学对古印的研究考证，凿开了“秦汉印章”的鸿蒙状况，在为“以印证史”提供充足依据的同时，也使古印的断代更为准确，对人们理解古代印章的风格演变也有极大的帮助，更极有益于篆刻艺术的深入发展。 文字：御凰品冰岛采集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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