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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纯 城市野生动物不是伪命题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马建章的定义，城市野生动物是指，“生存在城市环境中却未经过驯养的动物，包括脊椎动物和一些引人注意的无脊椎动物”。其中包括城市化前原地区残存的动物、外部迁徙进入城市的动物、从驯养的地方或市场逃走的动物、迁徙经过并停留的动物等。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积极性越来越高，物质财富在城市中不断聚集，但这些无法掩盖由此引发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上世纪初，苏格兰生物学家、西方区域规划创始人帕特里克·盖迪斯阐释城市生态理论的著作《城市发展》、《进化中的城市》先后于1904年和1915年出版。 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报告中明确了现代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其中三项与生态环境有关。分别是，生态保护战略，包括自然保护、动植物区系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基础设施，即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将自然融入城市。 1987年，生态城市的概念被第一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样的目标要求下，“城市野生动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环节和主要表现，不仅不是伪命题，反而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议题。 付新华认为，城市野生动物的提法并不矛盾。因为城市最初都是在自然中建立而成，其中很多本来就是野生动物的领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野生动物才是城市的原住民。而钢筋水泥的堆砌与扩张让这些“原住民”失去了原先的栖息地，城市成片扩张的过程也是野生动物生存日益片段化与碎片化的过程。 寻找城市中的野生动物 说起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很多人第一个都会想到鸟。但城市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不是鸟，而是昆虫。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蝴蝶和萤火虫。 国内唯一一家保护萤火虫的组织——“萤火虫自然保护研究中心”创始人付新华研究萤火虫13年。他表示，由于城市环境的恶化，蝴蝶、萤火虫、蟋蟀等中性昆虫难以生存，反倒是生命力顽强的害虫大行其道。这也让人们产生了想用杀虫剂将昆虫一喷了之的错误想法。 付新华在其《故乡的微光——中国萤火虫指南》一书中回忆，十几年前，国内城市的夜晚远没有现在这么明亮，那时城市中的萤火虫远没有现在这么难寻。而现在南京则是为数不多的能在城市中与萤火虫“亲密接触”的城市。 前年，南京成立了“江苏省青年生态训练营”，付新华受到邀请，与30多名大学生一起制作出紫金山绿地图。付新华在紫金山发现了几处保护完好的萤火虫栖息地，并欣喜地发现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夜幕中爆发出一生的光芒。置身其中，仿佛漂浮在金色的波涛之上，场面极为壮观。 城市公园回归荒野 对于城市野生动物的问题，国外有关专家学者很早就开始了理论探索。世界公认的生态设计之父、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与规划师、美国宾州大学风景园林设计及区域规划系创始人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在其代表作《设计结合自然》中首次提出了运用生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来规划和设计自然环境的观点。 基于麦克哈格的理论，景观生态学领域建立了斑块－廊道－基质模型。斑块是指不同功能与属性、相对同质的地段或空间；廊道是指线状或条带状的景观要素；基质是指景观中面积最大、连接性最好的景观要素。 王红扬认为，传统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型是基于人的尺度，但这样的模型实际上在动物的尺度同样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两种尺度甚至可以融合。比如在人的角度，城市中的斑块具体表现为公园、绿地、森林，而这些恰恰也就是动物的栖居之所。 不过在大多时候，人的斑廊基系统与城市野生动物的斑廊基系统是冲突的。王红扬认为，现实中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城市本身已涵盖了多个系统，让这些系统并行不悖已属不易。倘若再加上动物的生存与迁徙系统，显得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国外城市并没有因此放弃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梦想，而这一梦想也成了很多世界级大都市共同奋斗的目标。 王红扬认为，公园的内涵在西方已被大大丰富。无论是纽约的中央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还是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它们最初都是作为人造景观而设计和建造，但在后期的管理与维护上，已经呈现出“回归荒野”的倾向。如今游客和市民走进西方的城市公园，首先感到的并不是人造的园林景观，而是保存完好的原生态自然。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野生动物创造出栖息之所。 付新华在东京参观了由当地萤火虫保护协会等NGO（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多家萤火虫基地。在东京这样的世界级城市，晚上灯火不输白昼，但萤火虫却不可思议地存活了下来。这得益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和NGO的细心呵护。他们在萤火虫基地周边密密麻麻地种植了高大树木以过滤光线，尽最大可能营造出萤火虫需要的黑暗环境。另外萤火虫基地周边的路灯实行声控，并且安装了特殊遮光罩，让光线垂直射到路面而不会散射到周围，将光污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相比于东京，王红扬认为，香港的郊野公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其实郊野公园是一个相对概念，香港陆地面积1104.32平方公里，而武汉市总面积为8491.41平方公里。中国很多城市的辖区面积都远大于香港，因此香港的郊野公园放在很多大陆城市，很可能没有出市区的范围。 王红扬特别提到香港24个郊野公园的总面积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39.6％，这对于面积狭小、寸土寸金的香港是极为难得的。而香港人口高达713.63万，人口密度远大于内陆同类城市。香港建城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部，将人的活动区域尽可能地限定在有限的空间内，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有限的城市空间，实行集约发展。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土地还给自然。 保护城市野生动物成本并不高 与世界著名城市相比，国内城市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多。王红扬认为，基于我国城市化的势头，不少曾经的郊区将成为未来的市区。那么，提前保护好现有郊区的自然环境，留出一些原始土地作为未来的公园的做法更为可行。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还停留在“摊大饼”的阶段。 一般而言，保护某一物种需要两个大斑块，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四到五个斑块通过廊道形成的有机联结体。栖息地越大，能容纳的动物就会越多，而且容纳的物种也会更丰富。 付新华认为“大”是一个相对概念，虽然动物的生存有最少种群数目的要求，但就武汉现有的实际情况，中山公园、解放公园并不小。只要细心经营，萤火虫等昆虫是有可能在这些公园里存活的。 祁士华则认为不能单纯考虑斑块面积，还要把廊道的概念计算在内。动物与植物相比，一个显著的差别就在于其迁徙的特性。武汉曾经的斑块与斑块之间是存在廊道的，只是后期城市建设将生态廊道人为截断了。不过最近武汉已经意识到这点，并着手恢复。比如东湖与沙湖的联通，但现在联通的廊道太窄，一时还发挥不出生态效应。再比如扩大东湖水域面积，将湖中的道路改为隧道，水域面积的扩大无疑更有利于丰富生物的多样性。现在光谷的交通建设更多选择隧道而不是原先的开山修路，最大限度降低了人为对自然的影响，这些都是可喜的改变。 付新华认为需要转变一个观念，之前大家一谈到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第一反应都是费钱、工程量巨大。其实保护城市野生动物的关键不在于成本，而在于用心。这需要政府和市民产生一种环保共识，生态理念比经济账更重要。比如在商品房建设中，只需稍微改良一下小区的景观设计方案，小区中纯粹的绿化景观就能成为生物乐园。 祁士华特别强调，国外在建造过程中，只推平建筑本身所占的土地，并不破坏建筑周边的自然环境。最后房子建好了，房子周围的植物依然是原生态的。而国内习惯于将建筑周边的土地一起推平，房子建好后，再在周边土地上重新种植次生植物。而原生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是次生环境所无法比拟的。 祁士华认为，武汉市内依然保存了很多可供野生动物栖息的原始地带。只是城市建设将很多原始山林和湖泊割裂，其实只要稍加修复，就能形成可供野生动物迁徙的生态廊道。而这些联结，对城市交通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王红扬认为，城市与动物的关系其实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人与城市越呵护动物、越保护自然，就越能让生态环境这个大系统良好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自然都是人与城市的屏障。说到底，城市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自己。 大四女生主编《珞珈山鸟类手册》 希望城市给野生动物留下空间 记者 李杏 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李祎琳成为《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提到的唯一一位在校学生。她是武大人文科学试验班大四学生，却利用课余时间主编了一本《珞珈山鸟类手册》。 手册记录了武汉大学12目28科共120种鸟类，每种鸟类配备了高清照片，并且显示夏候、冬候或居留的分布。手册中还记录了每种鸟类在武大经常出现的地点，手册中的鸟类主要以校内林鸟为主，录有少量水鸟。 李祎琳说，自己从小就对自然充满好奇，进校后加入了武汉大学绿舟环保协会，在去年协会的一次聚会中，萌生了编写一部图鉴版的武汉大学鸟种全记录的想法。 为此，除了珞珈山，她还去过武汉植物园、汤逊湖、沉湖、府河、涨渡湖等地观鸟。李祎琳说，鸟类并不影响人的生活，反倒是人掠夺了鸟类的生存空间。人为捕杀、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都给鸟类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李祎琳认为，武汉拥有良好的自然禀赋，平原广袤、低山连绵、河湖纵横，植被状况良好，这些自然条件能吸引很多野生鸟类栖息。 但她也有自己的担忧，她说，现在城市人谈到自然，总能想到山川、河流、湖泊、树木，城市规划建设，也基本是在强调这些。很少有人想到自然也应该包括动物，在城市里，动物主要是作为宠物或者圈养观赏而存在，实际上，最好的状态是让它们活在自然里，这样，城市的自然也才会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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