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现存文昌魁星类建筑中的文化崇拜

山西现存文昌魁星类建筑中的文化崇拜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从历史早期开始就崇拜日月星辰。 “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1]。魁星原为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即天枢、天漩、天现、天权。此四星除合称“魁星”外，亦被并称为“斗魁”。后道教尊其为主宰文运的神，作为文昌帝君的侍神。顾炎武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2]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魁星的由来。最晚在汉代就将天体与人事结合一体了，所谓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3]文昌是斗魁戴匡六星之首叫“文昌宫”。《史记·索隐》云：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文昌与魁星崇拜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信仰存在方式是在科举制度下衍生发展而来的，表明了儒生仕子希望进入仕途的一种迫切希望。宋崇尚做官助推了文昌魁星崇拜，到明清时期，除清朝前期曾有短暂的停滞外，文昌魁星崇拜达到一个高潮，各地广建崇拜文昌、魁星的建筑。一般而言，凡有文庙的地方，大都会有魁星楼、文昌阁建筑的存在，如太原府儒学，“文昌阁在儒学大门内”、“奎星楼在儒学大门内”[4]。文昌与魁星崇拜与文庙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地教育的发展。

   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缓性。一个凝聚在习俗和传说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5]。明清时期山西省修缮、修建文昌、魁星祠庙，反映了在封建统治的顶峰下儒学的大发展。

 

一、    明清时期山西省文昌、魁星类建筑的地理分布

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以县为单元对现存文昌、魁星类建筑进行统计（见表一、表二）。  

据表一统计，保存至今的山西省文昌崇拜建筑总数为64处，建筑类型有阁、庙、祠、楼、宫、塔等六种。其中阁最多，有39个，占全部建筑的61%，其次为庙，有9处，祠有6处，楼与宫各4处，塔最少，有3处。除塔外，阁、庙、祠、楼、宫等，建筑相差不大，只是不同地方的习惯性称谓。如6处文昌祠有4处是在代县。从地理分布看，若依市为单位统计，现存文昌崇拜建筑由多到少，依次为长治市18处，临汾市10处，晋城市7处，忻州市6处，太原市、吕梁市和运城市各为5处，晋中市4处，大同市2处，朔州和阳泉两市各为1处。比较集中的县域为代县、高平、襄垣、霍州和平顺。

表一：山西省现存文昌类建筑一览表

县  区	名  称	时  代		县  区	名  称	时  代
太原市 迎泽区	文昌阁	清代。清康熙十八年重修。		孝义市	文昌宫	清代。创建年代不详。
				交口县	文昌塔	清道光六年建。
清徐	文昌庙	清代		文水县	西南社文昌庙	清代。
	文昌阁	清代		尧都区	文昌庙	清代。光绪年重修。
阳曲县	东蔡文昌阁	清光绪二年建。		汾西县	文昌阁	清代。
				霍州市	成庄文昌楼	清代。
	文昌宫	明万历四十二年建。清乾隆年间维修。			文昌阁	清代。
榆次区	文昌庙	明代			文昌楼	清代。
寿阳县	文昌阁	清代。据碑记载，清道光五年、十六年至二十年曾修缮。			下马洼文昌阁	清代。
				翼城县	东午寄文昌阁	清乾隆三十九年建，嘉庆年重修。
左权县	文昌阁	清代。			文昌阁	清康熙九年建。
太谷县	文昌宫	清代。顺治、康熙增建，乾隆、道光重修。
					文昌塔	清雍正十二年建。
平定县	文昌阁	清代。
				曲沃县	文昌楼碑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立石。
大同县	文昌阁	清光绪十七年建。
灵丘县	文昌阁	清代。		稷山县	文昌阁	清乾隆四十八年建。
山阴县	文昌庙	清代。		临猗县	文昌阁	清乾隆二年（1737）建。
忻府区	文昌祠	清咸丰二年建。
代县	富村文昌祠	清代。		河津市	文昌阁	清道光二十五年建。
	楼街文昌祠	清乾隆三十四年建。		芮城县	垛文昌阁	清代。
	文昌祠	明代建，清雍正、乾隆、嘉庆屡有重修。			文昌阁	清代。
				长治 城区	文昌阁	清代。
	西下社文昌祠	清代。			文昌阁	清代。
偏关县	财神文昌阁	清代。嘉庆、光绪重修。		平顺县	棚头文昌阁	清代。
离石区	文昌、魁星楼遗址	清乾隆三十五年建，光绪年间，重修。			恭水文昌阁	清代。
					申家坪文昌阁	清代。
交城县	文昌宫	清康熙二十九年建，乾隆、道光重修。			文昌庙	清代。
潞城市	文昌阁	明代。明万历三十年建，四十六年重修。		襄垣县	文昌阁	清代。
					文昌塔	清代。清乾隆、同治六年重修。
	文昌庙	清代。		沁源县	东村文昌阁	清代。
沁县	文昌阁	明－民国。明代嘉靖年间建，民国重修。			文昌阁	清代。清乾隆三十八年建，嘉庆年重修
武乡县	文昌阁	清代。清嘉庆甲子年建，清同治三年重修。		高平市	北山文昌阁	清代。清咸丰年重修。
					郭村文昌阁	清代。
	文昌庙	明、清。清嘉庆二十五年、咸丰十年重修。			企甲院文昌阁	清乾隆十四年建
					文昌阁	明万历三十二年建。
长治县	文昌阁	清代		阳城县	西文兴文昌阁	民国。民国时重修。
壶关县	文昌阁	清代。清乾隆三年建。
黎城县	文昌阁	清代
屯留县	文昌庙	清代
泽州县	文昌阁	清道光七年建。

   据表二统计，保存至今的山西省魁星崇拜建筑总数为39处，建筑类型有楼、阁、塔等三种。其中楼最多，有24个，占全部建筑的61.5%，其次为阁，有9处，塔有6处。魁星建筑的地理分布，若依市为单位,依次为临汾市15处，运城市有5处, 吕梁、忻州、长治三市各4处，晋城市3处，晋中市2处，太原、大同两市各1处，朔州和阳泉两市没有。比较集中的县域主要为临汾市的襄汾、尧都区和翼城县。

表二：山西省现存文昌魁星建筑一览表

县  区	名  称	时  代		县  区	名  称	时  代
清徐	魁星阁	明万历年间建，清道光年修		河津市	魁星楼	清代
太谷县	魁星阁	清代			魁星楼	清嘉庆四年建
寿阳县	魁星楼	清代		原平市	魁星塔	清乾隆年建，光绪年修
尧都区	河南魁星楼	清代		宁武县	魁星阁	清代
	亢村魁星楼	清代		代县	魁星阁	清代
	魁星楼	清代		保德县	魁星楼	清光绪元年建
襄汾县	魁星楼	清代		长治市	魁星阁	清代
		清代。乾隆及嘉庆年间重修		壶关县	魁星楼	明万历年建，清乾隆年间重修，咸丰二年原基上增建一层。
		清代
	西李魁星楼	清代
乡宁县	魁星楼	清代		长子县	魁星楼	清乾隆四十七年建。
洪洞县	魁星楼	清代。创建年代不详。			南庄魁星阁	清代
古县	魁星楼	清代
霍州	魁星阁	清代		泽州县	魁星楼	清代
翼城县	魁星楼	清代		高平市	魁星楼	清道光二十二年建
	魁星塔	清代			魁星塔	清嘉庆十七年建
	魁星塔	清代		离石区	魁星楼	清乾隆三十五年建，光绪年间重修
曲沃县	魁星塔	清乾隆五十七年		临县	魁星楼	清同治九年建
万荣县	魁星楼	清代			魁星塔	清代
闻喜县	魁星阁	清乾隆十七年建		柳林县	魁星楼	清代
				浑源县	魁星楼	清道光三十年建
				稷山县	魁星阁	清道光元年建

 

      由上面表两统计可知，明清时期山西省境内文昌、魁星类建筑数量总计有103个。其中，临汾和长治两市数量最多，分别为25处和22处，其次为运城、忻州和晋城三市，各为10处，再次为吕梁市9处，太原市6处，大同市3处，朔州与阳泉两市最少，各为1处。按其地理单元来看，晋东南（长治、晋城两市）为32处，晋南（临汾与运城两市）为35处，晋北（大同、忻州、朔州三市）为14处，晋中（太原、晋中、阳泉三市）为13处，晋西（吕梁市）为9处。由此可见，除了晋东南和晋南的文昌、魁星祠庙数量占绝对优势之外，其余三个地区的祠庙数量几乎相当。从这一点看出明清时期山西省文昌、魁星祠庙分布具有广泛性的特点。但从上表可以看出，这种分布还具有不均衡的特点，晋东南和晋南两个区域分布多，而晋北，尤其是雁北地区分布比较少。

    明清山西文昌、魁星崇拜区域分布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昌、魁星崇拜的产生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而一个地区科举的兴盛与否决定了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周振鹤在其《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认为区域文化发展程度可以根据该地区进士数量、学校数量以及出书数量的多寡等文化因素来判断其文化发展程度，而进士数量是判断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本文根据《明进士题名录》与《清朝进士题名录》两书，对山西籍进士作了区域统计，以当代政区为统计单位，明清山西进士区域分布如下表所示：

地名	太原	大同	阳泉	忻州	朔州	晋中	临汾	运城	长治	晋城	吕梁
人数	74	22	102	123	21	180	160	284	74	121	124

从上表可见，明清山西进士主要分布于太原以南的晋南、和晋东南地区，这与魁星、文昌祠庙区域分布完全吻合。

二、文昌、魁星崇拜影响度评价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文昌、魁星崇拜其实是有限的。在明清所存山西的通志中，对于文昌、魁星类建筑就不象寺观、墓葬等有专门的记载。雍正《山西通志》是对这类建筑记载最详的，也是附在《学校》之后，事实上，文昌、魁星类建筑大都是文庙的附属建筑。雍正时山西府州县共计有文昌、魁星类建筑82座，都是建在文庙内或左右，没有一处独立的建筑群落[6]，因此，通志中不专门记载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清初，由于文昌魁星崇拜影响到清的统治，因此“膠庠重地安能使非礼滛祀错杂其间，所宜速毁而投之水火非与”[7]。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文昌、魁星崇拜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传统文化的形成、保护和发展，对维护世道人心等起着重要作用，在客观上起到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作用。因此应当正视这种崇拜类建筑在目前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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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62年。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三十二·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4]觉罗石麟等修撰：雍正《山西通志》卷三十五《学校》。

[5]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

[6]雍正《山西通志·学校》卷三十五、卷三十六

[7]毛奇龄：《经问》卷三。上海鸿宝斋，清光绪17年(1891)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