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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晚起，我决定干一番事业——辞去公职，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名为“东星”，意为“东方之星”。我不仅要创办自己的公司，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星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每个角落。当时我仅有270元人民币和一辆长征牌自行车
兰世立 东星的诞生，与我的生日有关。 在东星创立之前，我从未过过生日。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条件，孩子那么多，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里还会过什么生日。长大了，有条件了，可我总是忘记，每次参加别人的生日聚会很是羡慕，也总惦记着哪天给自己过一个生日。但我这个人也奇怪，大家都说我记性很好，可就是怎么也记不住自己的生日，更有意思的是，生日的几天前记得很清楚，甚至还经常提醒自己，到了生日那天，还是忘了，结果大学读完了也未能如愿。对此，我深感遗憾。 1991年6月5日，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变了。这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邀我去一家餐馆吃饭，当我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那里了。我刚一落座，便有人用双手蒙住我的眼睛，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当睁开眼睛时，我惊喜地发现面前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上面写着：“祝兰世立先生生日快乐！”我的天啊，今天竟然是我的生日！终于有人给我过生日了！我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此时大家点起了生日蜡烛，唱起了《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原来几天前，我在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时，说起了自己的遗憾，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我再次忘记自己的生日时，朋友们为我精心举办了这个令人难忘的生日聚会。那天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们喝了很多酒，又唱、又跳、又闹……大家讲着高兴的事、悲伤的事，更多的是畅想着未来，未来的家庭、未来的事业…… 那天，我们一直闹到很晚。平时不喝酒的我也因为高兴，喝得一塌糊涂，不仅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别人喝。当晚，我失眠了，想着自己已经25岁，却还一事无成，既无爱情，也无事业，感到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父母。是不是应该干一点什么了？我把自己的前25年、后25年都想了一遍：前25年也就这样了，后25年究竟怎么过，也应该打算打算了。我越想越清醒，越清醒就越无法入睡，于是索性爬起来写日记，我想把这个有意义的一天记录下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也就是从那晚起，我决定干一番事业——辞去公职，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名为“东星”，意为“东方之星”。我不仅要创办自己的公司，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星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每个角落。 写完日记，仍无法入睡，如何创办东星？怎样才能办好？未来的东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再次爬起来，利用自己的一点点经济学知识写了一份《关于创建东星公司的几点设想和可行性计划》，写完后才去睡觉。天尚未亮，我又醒了，因为担心自己临阵退缩，不敢丢掉铁饭碗去创业，就又爬起来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准备天一亮就向单位递交。 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可是一无所有，何来的勇气敢于抛弃一切，纵身跳入商海？ 也就是那一天，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星”诞生了；也就是那一天，一个宏大的梦想正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也就是那一天，自己的生日变成了东星的生日。 当时我仅有270元人民币和一辆长征牌自行车。我在珞珈山饭店租下了原为小卖部的大约15平方米的门面，还从家里搬来了写字台和沙发。记得那沙发是组合式的，白天用来接待客户，晚上用来当床。这个门面在饭店一层，当时武汉的天气热得让人难受，从家里搬来的电扇扇的都是热风，客人进来待不了3分钟就热得受不了，所以我只能将其引进饭店的大堂谈事情。白天难受，晚上更是如此，门市里简直就是一个蒸笼，让人无法入睡。没有办法，我只能上半夜将沙发搬到外面去睡，到下半夜天冷了再搬回去睡。 为了攒钱办公司，我每天三顿饭，顿顿热干面。每碗面是2两粮票1角钱。我认为只有吃热干面最经济实惠，既当饭也当菜，一顿仅用1角钱就解决了。除此之外，我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从武昌街道口过长江大桥到汉口花桥的武汉市工商局，这相当于从当时武汉市区的最东面到最西面，往返路程要六七十公里。通常市民即使骑自行车去汉口，也会骑到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过去，但那需要花1角2分钱，人6分，自行车6分，往返得2角4分，我实在不舍得花这个钱。除了每天3角钱的面钱外，其余开支大概是买了几本信纸、几支笔、几根冰棒和几瓶汽水。买1角6分钱一瓶的汽水是件让人心痛的事，而那往往也是为了招待别人，我自己还真的不敢单独去喝一瓶。记得当时我几乎每天回来都要数一数口袋里的钱，算算那200多元钱花了多少，还剩多少，剩下的钱还能撑多久，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筹备公司的20多天里我花了25元5角。 其实钱还是小事，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一个人创业的那种孤独和被人不理解，因为当时经商是件让人非常看不起的事。那时候，无论是大学毕业还是中专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其他人便是国有职工，最差的也是集体企业工人，无业人员才经商，而无业人员几乎都是劳改释放人员和那些犯错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也就是说，当我决定经商的那天起，便把自己与他们归为一类人了。 对这件事最感伤心的是我那老革命的父亲。当年他离休，因为哥哥在当兵，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将顶职的指标给了我。满以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然而几年前，我却偷偷地考学又偷偷地辞去了公职，那时候他已经很不满了。在他看来，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去读书，读几年书后还是要找工作，这简直是不务正业。但那毕竟是上大学，是追求进步，他虽不理解但还能接受，而这回，我好容易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又辞职了，这回他无法接受了——上次我砸了他传下来的铁饭碗，这次又砸了自己的铁饭碗。 记得那天父亲来的时候，也是我运气太差，因前晚武汉下大雨，我租的门市地势又较低，门市里泡了一尺多深的水，沙发、桌子、椅子都泡在水里，沙发因为太轻都漂了起来，无奈之下我找了几块砖压在上面。父亲进来时不知道砖是压沙发的，在我没留意的情况下，搬开了沙发上压的砖，结果沙发很快漂了起来。当时他脸色骤变，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让他出去换个地方坐，他执意不肯，我们父子俩就这样站在我的公司——一个被水浸泡了一尺多的房子里谈了许久。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与父亲最长的一次对话，因为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一年也只有几次，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父亲看着我，许久之后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他告诉我，我爷爷也曾经是个商人。在此之前，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爷爷，我几次向周围人打听，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家都对此避而不谈。后来我隐隐知道爷爷的成分不好，那时候成分不好可是天大的事，会使你全家乃至后代无法抬头做人，我也就没再打听。这天，父亲竟主动说起了爷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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