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他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乔根·兰德斯：

中国被他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编者按：乔根·兰德斯（Jorgen·Randers）教授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员，四十年前，他和合作者们曾经出版《增长的极限》一书，对全球的政治、经济走向作出预测。如今四十年过去，兰德斯又带来了他的新书《2052》。在这本书里，兰德斯同样作出了种种预测，而这一次，中国被他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面对未来的环境、人口、经济等种种重大问题，中国是少数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国家。如果问兰德斯“这个世界会好吗？”对这些问题，兰德斯先生在其新书访谈中给出了回答，以下为访谈全文：

问：我们先来聊聊您上一本书《增长的极限》。您和其他作者作出了许多预测，现在回过头来看，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

兰德斯：事实上，《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包括它的后续研究，都不能说是“预测”。说我和我的合作者“作出了许多预测”，这或多或少是一种误解。准确来说，我们当时所做的，是“情景分析”——基于当时的理论、当时的模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模拟，描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分析这些可能性各自存在的利与弊，并且提供政策性的建议。我们当时给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人类社会按照当时的模式发展下去，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将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人类将失去生存资料，工业将失去生产资料，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也会急剧下降。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末日也就到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正部分反映了这个结论。经我们努力所给出的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观察得来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只要你关心地球资源问题，关心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你一定会认为，当时的状态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也不会持续下去。

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52》这本书与《增长的极限》是完全不同的。《2052》的作者，除了威廉·贝伦斯之外，其他人四十年前都没有参与写作《增长的极限》。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尽最大的可能对接下来四十年人类社会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做出预测。与之前相比，我所掌握的数据更加丰富、全面，所构建的模型也更加精密、准确，而这四十年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让我所使用的理论方法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不能说我作出的预测就是真理，也不能说它们未来就一定会发生——有可能大多数都不会发生。但是我相信我是正确的，至少，我所做的所有预测，都是有理有据的。

问：人口问题也是您一直关心的问题。四十年前您说过，为了给我们所有人在地球上留出空间，世界人口与经济将不得不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停止增长。事实上，人口与经济一直在增长。立足现在，您怎么看未来的世界人口问题？

兰德斯：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想知道：地球究竟能够承载多少人，人口的峰值又会是多少，什么时候会达到这个人口的峰值，而这个峰值，最终将会对地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根据我的模型预测，全球人口在2052年之前就会达到峰值，时间在21世纪40年代左右，数量约为81亿。而在这以后，人口将开始减少，而且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

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饥荒，也不是因为环境污染或者瘟疫灾害，原因只有一个：全球生育率不断下降。即使全球人均寿命增长，也没有办法抵消生育率下降的影响。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面了。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城市居民。而城市家庭是不会生太多孩子的。

发达国家将率先达到人口顶峰，时间大概在2015年。接着，在2020年，中国就会达到人口峰值。其他还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或早或晚，都将走上这条道路。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会落后于这个趋势。但是总体而言，全球人口会比较早地到达峰值。但请大家注意，生育率下降不等于生产力下降。因为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还会持续增长，未来，计算机和机器人会承担许多体力性质的工作。而人类劳动力将会从事服务、教育、娱乐、创意性质的工作。另外，最耗费时间的护理工作也将由人类劳动力来承担。

问：关于人口问题，您似乎相当乐观。那么，您怎么看能源与环境问题？有人曾形象地说，这是一柄悬在人类头上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

兰德斯：过去40年间，我们学到了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社会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不在能源方面，而是在于气候方面。

如今全球87%的能源都来自三种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剩下的能源，核能占5%，可再生能源占8%。虽然现有的煤储量还可以让人类使用几百年，而且大量天然气（包括页岩气）和一半左右的石油都还没有开采出来，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改变我们消费能源的结构。原因之一，是因为化石燃料的开采越来越困难，这使得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存的化石燃料如果全部得到利用，全球气温将会大幅上升，超过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

我认为，到2052年，包括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将会大幅提高。2010年，这些能源只占全部使用能源的百分之八，而到2050年，就会占37%。最理性，也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选择太阳能。但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眼光没那么长远，大多数人只考虑眼前利益，以及怎么让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退而求其次，我认为人类社会将做出重大转变——转向天然气时代。到2052年，天然气将占能源结构的22%，和23%的煤平起平坐，石油则退居15%的位置。因为成本巨大，安全隐患极高，核能不会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它所占能源供应的比例会低于3%。

至于气候问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地球会议，与会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当时就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1997年，在京都也签订了确定要对温室气体采取行动的《京都议定书》。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温室气体每年排放量都在增长。而且，过去的十年，增长的速度比以前快了许多。

实际上，解决气候问题的代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只需要动用2%的全球劳动力、2%的全球资本，以及让2%的全球能源使用量转向清洁能源，这样就能解决气候问题。而这就意味着，让一部分制造燃烧化石燃料的车的人，去生产电动汽车，让那些建火力发电厂的人去建风车，让那些为天然气和石油铺设管线的人去拉电线，让大家能用上风车发的电。这是非常小的改动，但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立即采取行动。但大家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2%，也比什么都不做要贵，结果人们就选择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聚焦于长期效益，而非短期效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利益，来让我们的子孙辈在将来获益。我们应该反思政策的短视天性，反思市场的短视天性。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众理解我们在谈论些什么，思考怎么能说服他们将资源投入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中去。

问：说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您好像对当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没什么信心，对它们解决未来世界面临的问题的能力不抱太大希望。

兰德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气候变化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这是个全球的问题：不管哪个国家排放二氧化碳，全球各地的平均气温都会上升；这也是个长期的问题：如果人类当下立即采取集体行动，那么问题也要三十年后才能得到解决。这样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我认为，仅仅通过民主和市场，是很难解决的。

在过去的25年内，大部分能够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了，世界的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市场无力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贫富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是自由市场自然导致的结果，而依靠市场是无法完成再分配的，需要政府干预。如果不这样的话，不公平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而气候变化这个比贫富差距更为迫切的问题，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进行干预。这个政府可以避免民主政治的摇摆不定，提出清晰、有效的政策。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已经逼近这个转折点了，社会将逐渐从自由化转向大政府，未来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的例子。我认为，恰恰是那些过去不断推进自由化的国家容易出现“大政府”，而且政府表现一贯良好的国家，也容易出现“大政府”。

举例来说，大政府有能力让一个使用便宜但是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的国家转而使用太阳能。太阳能可能暂时相对贵一些，但是长远来看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不是大政府的话，就很难顶得住现有的能源企业这个利益集团和希望使用便宜能源的选民的压力。大政府的存在，保证了人们能够等待新技术的开发，并且在等待的过程中给开发买单。

问：与许多唱衰中国的西方专家学者不同，您对中国格外看好，十分乐观。在接受日本富士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您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会成为此后40年的真正赢家”。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兰德斯：我这样说的出发点是，2052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将是美国的4.5倍，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3.5倍，人均生产与消费量要比美国高出70%还多。

许多人认为，中国不像西方一样拥有民主体制，政治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我对此不以为然。中国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太阳能资源也很丰富，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中国也有自给自足的了不起的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让投资流向必要的部门。而中国的国家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时不时地把权力集中做出决定。比如，我们都知道北京的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一个理性的反应是，减少北京的新车数量，虽然这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但是这项政策依然可以得到及时的实施。

中国现在确实缺乏一些资源，你们不得不向国外购买。但你们要记住，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不再需要目前被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能源。未来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能源和资源的自给自足。只要通过人力、物力的有效调配，就可以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达到这一目标。

问：您怎么看未来四十年美国的前景？美国同样拥有丰富的资源，经济、科技实力也十分强大。同样是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您提到，“霸权会从美国落入中国的手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个结论多少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兰德斯：作为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热爱美国。但我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美国令我十分失望。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在不断地增强实力，而美国呢？美国可以说几乎什么都没做。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决策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只要保证足够的人力和资本的投入，都是可以解决的。而拥有决策力的国家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采取积极的行动，它有能力说服民众，让民众选择之前从来没走过的道路。说得直白些吧，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仅仅依靠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采取积极的行动需要大笔投入，而投入成本的实际承担者是民众。而在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下，只要存在更为廉价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就会被采用，因为这两者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目光短浅。人们只会在危机爆发后行动，而不是危机爆发前。

正因如此，美国目前的行动能力十分堪忧。华盛顿的政客们陷于自己的党派偏见不可自拔，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无意义的争执上面。反观其他的西方国家，德国就一直在推广可再生能源体系，哪怕德国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哪怕现在可再生能源还非常昂贵。德国议会甚至通过抬高电力价格成功迫使消费者为可再生能源买单。

不过，我并不认为中国和美国未来会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将和平地向中国递交世界领导权。虽然美国现在和中国一样，依赖于大量进口石油，但是美国国内有足够的煤炭和天然气储备，能够长期支持经济增长——虽然根据我的预测，未来40年，美国GDP的增长十分有限。美国的农业实力也很强，足以在满足国民需求的前提下，腾出一部分给生物燃料。而且美国幅员辽阔，现在土地资源还是相当充足，一旦气候变化袭来，仍然有大片适宜国民居住的土地。如果美国的两党决定共同合作来解决现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美国未来的霸权地位也依然可以保持。但和中国相比，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