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 大侠是怎么被消灭的

江湖中的“武隐门即游侠，剑客等构成的世界，是我们在武侠小说里常读到的江湖，那里充满了刀光剑影，恩怨情仇，来无踪去无影，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神秘而迷人。

我们这些被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洗了脑，搞得如痴如醉的一拨人，个个都长有隐形的翅膀，都有一个仗剑天涯的游侠剑客梦，幻想在那个快意恩仇、自由放纵的世界里安放自己的人生理想。可现实中，游侠剑客的江湖世界并没有如此浪漫美好，甚至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心酸史。

《说文解字》解释：侠，从人，夹声，俜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如淳言：“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是也。或曰：任，气力也。侠，甹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颜师古在注《汉书·季布传》时也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利挟辅人也。”“（任侠）任谓任使其气力。”可见，侠的本义是挟持（辅佐、护持）大人物之人。

侠是从哪里来的呢？据冯友兰研究，侠最早约出现于战国晚期，来源于士。（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考证与史实是相吻合的。

在分封制下，士为底层贵族，多指武士，是大夫的家臣，大夫赐予土地给士，并为士提供保护，士是有田地可食的阶层。如《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作为回报，士要对封主尽忠诚，维护和捍卫大夫的利益，是其必尽的义务。这就好比天子赐予诸侯封国领地，为诸侯提供保护，诸侯对天子有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一样，这是一种基本的“伦理契约”。

正是这样一种“伦理契约”，让士在该尽义务时，表现出好勇轻死、有仇必报、有恩必酬的特质。当士变成游侠之后，这种“传统精神”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并不断地演化，就形成了游侠独特的精神气质：“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史记·游侠列传》）

周先慎先生将这游侠的精神归结为四点：一是言信行果，也就是讲求诚信，说话算话，许诺的事一定付诸实践；二是为解别人的困厄而献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三是施恩不图报，不仅不张扬自己的才德和功劳，而且也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表彰。（周先慎《侠客精神漫议》，摘自网络）韩云波在《<韩非子>与战国游侠》中总结了游侠的五大行为特征：行义、武毅、任誉、聚徒、犯禁。都有一定道理。

在文化意义上，游侠身上保留了那种纯朴的“伦理契约”精神，有很深刻的宗法理念，可以为了义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接近于士的游侠就是古之“君子”，是“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的。但是到了官僚政治，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一种利益交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秦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摧毁宗法，不倡诗书，废弃教化之道，秦国的民风就相当见利忘义，哪怕亲人之间也是如此，不复有宗法伦理下的温情脉脉。

后世帝王将“伦理契约”纳入到政治重构中，试图“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家庭。”（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反复强调臣之忠诚，但官僚仍然很容易唯利是图。所以，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的游侠反而保存了远古的文化因子，他们似乎历史性地承担起挽救颓废世风的文化责任，这也是除了游侠对底层社会往往有些救急赈穷，施惠于人的行为外，后世对游侠别有几分好感的原因之一。

当社会结构仍然为“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士非常有生活保障，很少有流落到忍饥挨饥的地步。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当封建全盛，井田未坏之时，所谓士者，咸为其上所豢养，民则各安耕凿，故鲜浮游无食之人。”（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P517）然而，战国时期却是“古今一大变革社会”（王夫之语），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弱肉强食，连年征战，政治社会剧变。“及封建、井田之制稍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相随便，又或淫奢不恤士，士遂流离失职，而民之有才智觊为士者顾益多。于是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游侠。”（同上）可见，本来士多指武士，此时士分文士与武士，当两者皆处于流离状态时，则文为游士，武为游侠。

由士之二分为游士和游侠，也可以从冯友兰先生的研究得到佐证。冯先生说：“此种人（士）大别言之，可分二类：一为知识礼乐之专家，一为打仗之专家；或以后世之名词言之，即一为文专家，一为武专家或武士。用当时名词言之，则一为儒士，一为侠士。韩非子谓以文乱法，使以武犯禁，即指此二种人。”（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 P320）这也是我们后世常称文人为士，武者为侠的原因。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贵族政治瓦解，挟助诸侯大夫的武士纷纷脱离原来的辅主，下岗失业，或是转投他人，是谓“邦无定将，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士流落民间，出没于闾巷之间，就变成了游侠。

流落江湖或是民间崛起的游侠怎么生存呢？显然还是干“以权利挟辅人”的老本行。失了旧主，他们就找新主，或投靠权，或投靠富。也有的游侠自己“创业”，或是合伙“创业”，另立门户，自谋生路，挺而走险，难免“劫人作奸”、“渔食闾里”，侠的正面形象就大打折扣。

战国时期，“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孔丛子·居卫》）游侠自然也在诸侯竞招之列。战国时有养士之风，除养文士，也养武士。譬如“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汉书·游侠传》）战国四君子门下聚集的食客在三千人以上，其中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多为游侠。史书有记载，武汉帝时，不少游侠投靠诸侯，譬如燕王刘旦“藏匿亡命”，“招来郡国奸人”，“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汉书·武五子传》）这些都算是投靠权门。

投靠富豪者，史书也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载：“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王夫之说：”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王夫之《读通鉴论》）这很有点为富豪做保镖、家丁的意味，游侠沦为江湖“明门”中的挂门。

游侠为权或是为富服务，这些都是重操旧业，不离其挟持（辅佐、护持）大人物之人的本意，只是生活没有封建制下那种贵族身份地位了，更像是依附主子的奴才。

那些自己或合伙“创业”的游侠，为了生存，只能如徐铉所云，“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说文解字注》），“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荀悦《前汉纪》），“聚徒属，立节操，而犯五官之禁”（《韩非子·八经》）。非常典型的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记载的郭解，“以躯借交报仇，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意思是，拿命去替朋友报仇，抢劫、杀人、掘坟、铸币无所不为。

无论是投靠诸侯、富豪，还是自己或合伙创业“自雄”，在君主看来，游侠都是危险分子。投奔诸侯、富豪，是增其势力，弱了君权；自己或合伙创业，则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做大之时，则如“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惊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汉书·游侠列传》）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容忍游侠剑客如此存在，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发展成有组织、有规模、有权力取向的暴力团伙，而统治者所要的是“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汉书·刑法志》）的安稳世界，必须要使游侠回到遵依王法的轨道上来。游侠“轻其君”、“非其上”，挑战皇权威信，“是官方的眼中钉。不是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消灭，就是要千方百计将他们收编”。（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力主君主专制的法家迎合了君王的要求，主张压禁游侠，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一旦让游侠得势，则“弃官宠交”，“官职旷也”（《韩非子·八说》），人们都不以官爵为重，效力君主，而是养“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同上）韩非将游侠归为国家必除之而后安的“五蠹”之一。

只是，在权出多门的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自顾且不暇，没有更多精力压禁，游侠颇为兴盛。“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杖移四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后汉书·党锢传》序）西汉初期推行黄老政治，无为而治，给游侠提供了生存空间，到处是萍踪侠影，成为游侠的又一鼎盛时期，正史《史记》和《汉书》分别为他们作传记。

到了汉武帝时期，游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被皇权列入消灭收编之列，汉武帝对汉朝大侠郭解的铲除，可谓代表。

西汉著名侠客郭解属于典型的自己创业类型，一度杀人越货，私铸钱币，掘人坟墓，无恶不作。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将各郡国的豪富大族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不积财，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移标准，但仍被列入迁移名单之中。当时大将军卫青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里穷，不符合迁移的标准。”汉武帝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还是被迁徙到茂陵。

郭解后来被杀，表面上是因为郭解的门客为郭解打抱不平而杀人，可是此前郭解不也杀人越货吗？并没有被法办，关键在于汉武帝不能让一个侠客有如此大的能量。正如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所说，有人肯为郭解杀人，这比他亲自杀人更可怕。确实，在权出一门的专制统治，一介游侠有这么多的“粉丝”，且这么多“粉丝”竟愿意为他舍身卖命，对一个游侠的敬重居然超过皇帝，这还得了，必须要斩杀以儆效尤。

在汉武帝的强势打压之下，游侠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正史《史记》、《汉书》、《魏略》尚还为游侠立传，其后游侠无传。而且不难从《汉书·游侠列传》看出，班固对游侠的潜意识抵触与谴责情绪，已远非司马迁对游侠的由衷颂扬可相提并论。这大约是因为游侠以武犯禁，直接威胁、扰乱统治秩序，不见容于统治者，当然不能让史家再写游侠，即便写也不能取褒扬态度。但在民间话语里，却不绝如缕，各种公案小说、武侠小说，无非是人们对游侠的艺术想象式颂扬。

游侠发现“创业”之路不通，利弊权衡之后，只有回转过身来，走向皇权为他们设计的“阳关大道”，攀龙附凤，奔走权门，犬儒式地苟且偷生，不复有侠的张狂人生。司马迁对游侠充满了敬意和企慕，就像现代人读武侠小说会生出一股仗剑天涯、浪迹江湖的渴慕，但游侠的江湖在哪？游侠在野的江湖早已无影无踪。我们看清朝的公案小说或侠义小说会发现，这类小说每每总是以历史上某个知名的清官为主角，如《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彭公案》中的彭朋，《施公案》中的施仕伦，而那些身手不凡的侠客只是这些大人物的保镖助手，并不能感觉得到游侠的独立不羁，超然自我，这显然是现实中游侠被政治权力禁压收编，投降政治权力以求安身的反映。

所以鲁迅生生在评《三侠五义》一书时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曰包拯。”他又说：“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义，而终必为一大僚吏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中国小说史略》）虽然其行为上还有侠义的一面，身份上却跟奴才无二异，在精神上更是如此。

这其实是从士到侠的一个流氓化、奴才化、甚至强盗化的过程，他们不再“士食田”，丧失了贵族地位，经济不再独立，自己“创业”又备受打压，只好投靠权门，并以奔走权门为荣幸，甘愿做权力的走狗打手，不再有贵族气息，倒是多少几分流氓土匪的习性。游侠剑客被政汉权力打压、收编以后，自由生存的空间早已不复存在，所谓白衣飘飘，携剑闯天下的武侠梦，只是一场历史的春梦，醒来时，春梦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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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为廖保平先生《偷窥江湖》

责编：贾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