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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它和我国特有的丰富的汉字文化有关。 所谓“讳”，指的是帝王、“圣人”、长官以及所尊者的名字，人们说话作文绝对不能乱用，平时用到同这类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设法避开或改写，这就叫避讳。封建时代，避讳是一般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否则，一旦犯讳，定将身罹大祸，甚至被灭绝满门！ 避讳起源于周朝，但尚无完备的制度。秦汉以降，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占统治地位，避讳制度日臻完备，讳禁亦越来越严。 避讳有“国讳”、“家讳”和“圣人”讳三种。 “国讳”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甚至连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国讳”主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进而讳及皇帝的字者，讳及皇后及其父祖者，讳及前代年号者，讳及帝后谥号者，讳皇帝陵名者，讳及皇帝的生肖姓者。在外交上，互相尊重对方的“国讳”，是重要礼节之一。由于“国讳”的普遍性，一旦帝王之名中有一个常见字，就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故而，封建帝王很早就注意避免这一点，在取名中，以“难知而易讳”为原则，并尽可能取单名，宋、明皇帝的名字大多数冷僻之字即出于这一考虑。 “家讳”仅限于亲属内部，族外之人与其交往过程中，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家讳”。“家讳”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所以还得到法律的承认。 封建官场中尚行一种“宪讳”，即下属官员避长官的名讳。这在制度上没有规定，不过出于下官的拍马而已。 封建社会中还有一类讳，即为封建“圣人”避讳。宋大中祥符七年规定，“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规定，“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清雍正时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避，尤其是孔子之名丘，凡古书中有此字，必须改为缺笔字，姓、名及地名中的丘必须改为“邱”字。 在封建社会中，仅避讳就有这么多禁忌，人们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人们如何避讳而不犯错误呢？其法有三： 一是改字法。 这就是对帝王以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他的字来代替。由于改字，在古籍中就出现了改人姓、人名，或改地名，或改官职名称，或改书名，或改前代年号，或改纪年干支等现象。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避晋司马懿讳，在书中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改作“张壹”；辽统治下的女真，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女真”为“女直”等。唐宗讳虎，所以凡称“虎”的地方均改为“武”。 二是空字法。 “空字”，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口”，或直书“讳”。唐人撰《隋书》，为避太宗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王 充”，致使《隋书》在抄写翻刻过程中，有人误将“王 充”连成“王充”。司马迁撰《史记》，为避汉景帝名讳，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多作“讳”字。如“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讳”，即晋文帝刘义隆。 三是缺笔法。 为避讳而缺笔之法大概起于唐初。自唐以降，缺笔与改字并行不废。宋代缺笔法甚为盛行。所谓“缺笔”，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 此外，在口语中，应避讳同音字。如宋高宗讳构，乃并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祯，乃并真、贞、徵皆避之。 在避讳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一不小心犯了讳，尤其是帝王及其父祖之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清乾隆年间，江南有个举人，叫王锡侯，因他作的《字贯》一书，犯了康熙、雍正的庙讳和乾隆帝的圣讳（乾隆曾自诩“朕不以文字罪人”），乾隆怒不可遏，认为是“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因而杀了许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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