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恩寺~~ (2013-10-11 15:47:57) 
承恩寺
当我又一次来到了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模式口。从我家到这里路程很远，乘车需要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可这并不能成为阻挡我前行的力量。当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之时，我感到既兴奋又激动。之所以会再度来到这里，一则是因为模式口地区荟萃了诸多极富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物古迹，其中田义墓以精美的雕刻艺术而闻名，法海寺以壁画著称，而承恩寺的布局也在明、清寺庙中别具一格；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我想藉此追寻一段已经逝去的时光。 记得第一次来到模式口是在2000年夏天，我同一个朋友一起。他是一个十分活泼开朗的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同我一样，他也喜爱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对此有很深入的了解。因而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当时我们只是要去法海寺，可最先经过的却是承恩寺。我看到承恩寺大门紧闭，并不对外开放，起初还以为它是被某个单位占用了。后来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这座寺院“自古就有'三不’之说，即'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因此庙门常年紧闭”（引自《北京古建筑地图》）。同时，通过查阅资料，我也了解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在建筑上的特点，承恩寺“院墙四角有瞭望碉楼，四座碉楼顶层遍布瞭望洞孔，下有地道相通，寺中后院是个很大的练武场，该特殊格局为明、清寺庙所仅见”（引自《北京古建筑地图》）。在承恩寺的天王殿，还保存有“彩绘壁画六幅”，其中“后壁为'放生图’，东西两壁为'飞龙图’”（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此外，据说承恩寺“可能是明代的特务机构，是东厂、西厂的外围重要据点，兼有皇家情报机构的功能”（引自《北京古建筑地图》）。在对这座寺院的建筑及历史有了诸多了解之后，我为自己不能进入其中参观而感到十分惋惜。
承恩寺宏大壮丽，由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等主要殿堂所组成。整座庙宇呈南北略长的“回”字形。寺有五绝：一是山门前完整地保存着一对巨大的下马石，如今在京西已不多见；二是钟鼓楼不是独立的建筑，而是在天王殿左右的转角处起阁，可说独树一帜；三是寺内有棵人字柏，至今枝繁叶茂，在寺庙中不可多得；四是当地有“法海寺的画工，田义墓的石工，承恩寺的地工”之说；五是有四座雕楼，这种寺庙格局，极其罕见。 当地传说，承恩寺是太监刘瑾创建的，属无稽之谈。资料表明，承恩寺的创建者温祥，《明史》无传，武宗在给承恩寺的《敕谕》中介绍说：“司礼监太监温祥，性资茂异，器宇端庄，选自先朝，策名中禁，内书馆就傅，学业精专，启悟荐深，才美日著。先皇简命，事朕春宫，几研不离，忠勤备至。”原来，武宗在当皇太子时，温祥就侍候武宗，给武宗留下美好印象。武宗继位之后，命温祥掌管司礼监，也就顺理成章了。温祥掌司礼监之后，“竭诚辅佐，定乱发奸，参与谋议。” 武宗驾崩后，温祥曾参与捉江彬的“谋议”。那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膝下又无子嗣，皇位的继承问题便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武宗的亲信江彬，一旦假传圣旨，号令天下，则真伪难辨，纷争四起，大明帝国形势危矣。 武宗生母张太后，密召首辅杨廷和，密议在孝宗近支血脉中物色嗣君入选，按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选定已故兴献王朱祐杬世子、时年十四岁的朱厚熜嗣承大位。但朝中局势危机四伏，险象万端：新皇帝远在湖北安陆州，短时间内难以入京即位，江彬控制着京城禁卫部队，试图趁朝中无主之际发动政变。一时形成了“武宗存，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宗崩，则矫遗命以擅大宝”的危险局势。 张太后、杨廷和心急如焚，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一旦乱了方寸，朝廷内外必然刀兵相见，自相火并，太祖朱元璋创下的基业，将随之毁于一旦。但二人毕竟是久经风雨的人物，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草拟武宗遗诏，将忠于江彬的精锐之师，以去通州领赏的名义调离京城，又在宫内设下伏兵。 安排完这件大事，当务之急就是逮捕江彬。杨廷和谋划用皇太后的名义逮捕杀掉江彬，江彬也很警觉，他命亲信提高警惕，昼夜不得解甲，以防不测。又派亲信到内阁打探虚实。杨廷和故意麻痹他，江彬放松了警惕。温祥进宫，把除江彬的计划告诉太后。恰好坤宁宫要安兽吻，杨廷和假撰圣旨，宣江彬进宫，江彬不知是计，身着礼服而来。事情结束后，留江彬用饭，太后突然下诏收捕江彬。江彬急忙向西安门奔去，见大门紧闭，又奔向北安门。守门者对他说：“有旨留提督。”江彬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哪里还会有圣旨！”企图反抗，军士一拥而上，将其擒获。 在捉江彬这件事上，主谋当然是杨廷和。但是，如何让太后配合？派谁进宫才万无一失？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温祥立下大功 承恩寺第一代住持宗永，山东衮州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宗永来到京师，礼大功德寺住持宣公为师。弘治四年（1491年）登坛授戒。弘治七年（1494年），宗永任宝藏寺住持。正德七年（1512年），承恩寺竣工在望，宗永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独驾一舟，泛自东北，而溯西南，远瞰山前，岿然一古寺也”。承恩寺竣工之后，宗永“立擢僧录司左觉义佥押管事”兼承恩寺住持。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廿九日，七十六岁的宗永圆寂，葬承恩寺老塔院，即高井塔院。 故老相传，承恩寺有“三不”，即：“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人们不禁要问：有此“三不”，寺庙经费从何而来？难道和尚喝西北风不成？其实，只要认真研读一下武宗给承恩寺的敕谕，不难找到答案。武宗在敕谕中，提到承恩寺、显德祠的庙产“三顷有馀，备祠中香火之费”，这且不算，“粮草随地起科，但免其一应杂泛差徭”，承恩寺有三顷多地，还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维持寺内开销。问题不大。承恩寺的“三不”，还有另一个原因：明代的皇帝例如正德、万历游历或视察石景山时，在承恩寺驻跸，相当于皇帝的行宫。做为寺庙，“三不”不正常，但做为皇帝行宫，“三不”很正常。承恩寺“三不”，还有第三原因，王思任在《游西山诸名胜记》中透露，该寺住持僧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替皇上出家的寺庙，经费自有国家调拨，这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是明代的情况。到了清代，承恩寺照例可以“三不”，礼王府在承恩寺附近有坟地，将承恩寺做为家庙，寺内费用自然由礼王府供给。当然，也不排除承恩寺是“特务机构”的可能性。承恩寺附近，曾出土锦衣卫百户、千户甚至指挥使的墓志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说到寺内现存的文物，最珍贵的莫过于壁画了。在天王殿内，至今完整保存着明代壁画。殿内东西两侧，分别绘有青、白、黄、绿四条巨龙，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布局左青龙、右白龙、上黄龙、下緑龙画上去的。北墙上的北门两侧的两幅壁画，有出奇的内容和艺术水平，不可多得，值得大书特书。壁画的风格和法海寺如出一辙，虽然比法海寺晚70年，但一看就是明代中期的作品。这两幅壁画也是皇家画师所为，属于宫廷画派的，其手法讲究，出手不凡。人物的脸、手都画得极其规矩、漂亮，完全符合比例，一看就知道作者素描基本功极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其水平甚至达到了可以当作今人临摹范本的程度。 舒乙先生看过这两幅壁画，大加赞赏，他写道：“这两幅壁画的主题非同小可，和法海寺壁画大不相同。法海寺画的是神，而承恩寺画的是人。前者是宗教的，后者是世俗的。前者是天上的，后者是人间的。相比之下承恩寺壁画的人文价值显得尤为可贵。”两幅壁画描画的是“放生”和“放飞”的故事。舒乙先生接着写道：“我用手电筒照着慢慢看，发现画面上有不少有趣的细节，令人震撼：西面的壁画上左侧有一匹白马和一匹灰马，跳跃着向人群奔来，完全是无拘无束的，并没有戴嚼子和任何缰绳，最左边的侍女却牵着一头黄色鹿，走在两匹马的前头。皇后捧着一个大碗，碗呈黄色，有漂亮的花纹，里面显然盛着要放生的鱼虾，两名侍女为皇后举着团扇，一名侍女为皇帝举着华盖，另一名侍女紧挨着皇帝手持一个小口径大肚的蓝瓶，大概是盛水的。皇帝走在最右边，用一枚浅口盘向桥下的水中释放鱼虾蟹，水注中共有6条活物：一蟹、二虾、三鱼，水注下泄后击起了不小的浪花。东面的壁画和西面的壁画相对称，在东面壁画上皇帝位于最左边，他左手正释放一只有凤头的鸟，这只鸟的上方有7只被放了的鸟已经起飞，按比例飞得越远的身子越小。除3名打扇、打伞的侍女外，有1名侍女由皇后捧着的鸟笼中取出1只乌，准备递给皇帝放飞，最左边的1名侍女拿着第2个鸟笼子，早已是空的。第5名侍女手捧着一个红色的盒子。画面下方有非常写实的野花，栩栩如生。”舒乙先生评价说：“这两组画面都有着完整的故事，创作构思奇妙，人物动作连贯，彼此呼应，异常生动，很有现代性，脱离了一般人物画的单摆浮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称它为精心创作的稀世珍宝一点也不为过。” 承恩寺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段，座北朝南，东为关帝庙，西为龙王庙，山门与北京九中校门隔街相望。解放后，曾为石景山中学所在地，1990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恩寺和明清两代的皇室关系密切。明光宗年，该寺的住持僧是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万历皇帝也曾驻跸该寺，寺内一直留有“龙座”等物，直到清军进北京后，才赶紧清除“忌物”。清代的礼亲王把承恩寺作为家庙，来西山扫墓时都要在寺里歇息，清末的醇亲王等权贵多次在寺内住宿。 承恩寺建造年代虽晚于法海寺，但在北京地区是最具神秘色彩的佛教寺庙之一。一是历代主持僧等级高，学识能力都非同一般，一个个文武全才。二是庙产雄厚，模式口的半条街、村西的田义墓、隘口后的塔院、高井村的翠云庵，原都是它的庙产，连北京九中原来也是该寺僧人的菜园子。三是建筑格局奇特，四进院落呈“回”字型布局，寺周围建高大石砌碉楼，钟鼓楼不在天王殿前，而在其左右，寺后还有其它寺庙没有的大操场。四是承恩寺历史上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门，但寺僧却吃喝不愁，说明另有经济来源。 原来，提出并主持建寺的人是明朝司礼监大太监温祥，他是指挥全国特务组织的宦官头目。他建这个寺，看来是为了把它作为皇家情报机构的外围据点，所以不能开庙，也不必开庙。承恩寺的地理位置，是当时情报机构的最佳地点。模式口古道是京城和河北山西的主要通道之一，信使、官吏、商贾、侠士、文人、流民来往不绝，在这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借寺庙为掩护，监视三教九流的一举一动。 历经近500年沧桑巨变的承恩寺，在2009年大修，一直没有开放。前年秋，我们在午休时间，从工程队院里进入承恩寺，看了看大修的情况。看门人发现我们，过来查问，一看有人挂着中央媒体的记者证，就很客气地说：“现在维修工程还没有完，不对外开放。我们的工程质量很好，欢迎参观。”天王殿、位置奇怪的钟楼和神秘的碉楼，是承恩寺的建筑特点，并隐喻它的诡秘历史。
承恩寺
至于为什么作如此设计，据说是因为与明朝预防宁王宸濠反叛有关。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的五世孙，封地在南昌。因远离首都，奸人鼓动，养兵蓄财，终于谋反，一路北上，名城迭陷。其实当时的宫廷中都知道宁王要反，但得其贿赂，于是都隐瞒不报。承恩寺适在这种形势下修建，明武宗皇帝不仅亲为此寺赐名，而且命寺住持宗永为朝廷专管佛教事务的官员，说明该寺地位不同一般。正是由于宁王反叛的大形势所迫，加上本寺的重要地位，为加强保护，以防不测时可作为避险之居，承恩寺在建寺时增加了军事防御的重要功能。此外，明代官员和太监修寺成风，其实许多人未必真正信佛，但以修寺之名可以为自己修建郊外别墅或墓地，如碧云寺即曾为巨宦魏忠贤生圹，因为是私宅墓地，所以设法保护自己的宅园也成为当时修寺时的考虑之一。同时，由于承恩寺地处燕山山脉附近，当年鞑靼等少数民族也时有来犯，所以防御也实在重要。 据清《日下旧闻考》第一百零四卷记载：“承恩寺明碑二：一为敕谕碑，正德八年（1513）立；一吏部尚书李东阳撰记，正德十年（1515）立。”李东阳的承恩寺记略写道“金山之西，香山之南，有山名曰翠微，有新刹一区，额曰承恩。……兹寺经始于正德五年（1510）庚午之春，落成于八年癸酉之秋，额名实上所赐，且命僧宗永为僧录司左觉义，兼本寺住持。” 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档号J181—15—240记载：“承恩寺坐落西郊第五分署磨石口村十四号，……本庙面积约十四亩，房屋共一百零三间，附属土地面积平地山地一顷六十亩，附属房屋，乡房一百二十五间。”可见规模非常之大。 由于承恩寺从建造开始就充满了神秘感，因此从建成之日起，即不对普通信众开放，平时也是山门紧闭，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奥秘。在明朝后期，由于承恩寺特别秘密，一时被传为明朝东厂等特务机关的办公地点或者用于秘密接待贵宾的场所。 北京城内另有一座名叫“承恩寺”的寺庙，一说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建的，一说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其座落于内二区宣武门内象房桥西承恩寺胡同五号，仅有房屋十五间。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行制的特殊性上相比较，模式口的承恩寺都可以称作为中国佛教寺庙中的特别之作，其奥秘之处还留待后人去研究、探索与思考。
位于石景山模式口大街东北侧的承恩寺，始建于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落成于正德八年（1513年）。该寺庙规模宏大、占地广，建成后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一，建筑奇特，在庙宇四角有四座石砌碉楼，这在一般寺院是没有的。其二，该寺庙既不开庙门、不烧香，也不做道场。其三，寺里的奇树众多，有“人字柏”、古银杏、黄松，还有银杏抱槐等。 明代放生主题壁画惊现于模式口承恩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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