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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齊國資料

 昵称15135085 2013-12-19

 

 姜尚齊國資料


内容: 姜太公当初受封的齐国,所拥有的领域包括今山东省益都县 以西至历城、聊城两县之间,以及河北省沧、景诸县,东南至海 的一大片地方,跟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比较起来,算得是一个幅 员广大,而又地位尊贵崇高的大国。当时齐国的国都设于营丘, 亦即现在山东省的临淄县,姜太公的后裔从3100多年以前就繁衍于此

姜太公的故事
八十老人垂钓渭滨
姜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钓渔翁的形象出现在溪的。溪在秦岭脚下,当时属周朝西伯属地,即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溪。
这个钓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年届八旬,鹤发童颜,白须飘飘,气宇轩昂,手持钓竿,俨然有神仙之概。
更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没有鱼饵 ,而且离水面三尺。
这是在钓鱼吗?
《封神演义》里引了一首诗,将姜尚的用心一语道破:“短竿长钓守溪,这个机关哪得知,只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
还有一句民间广泛流传的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现在,我们当然很熟悉这位老渔翁的用意了。但在那时,我想,当地的人一定会迷惑不解:这位奇怪的老渔翁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在“钓”什么?
姜尚本不是溪人,但他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人,至今也是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东海上人”,有人将“东海上”解为“东海海滨”;又有人考证说“东海上”即今河南许昌。郦道元《水经注》则认为姜尚是河南汲县人。又有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中得出结论,说姜尚不可能是东海海滨人。当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姜尚姓姜,他还有氏,氏为“吕”。在上古母系社会时期,孩子是要随母亲姓的,“姓”字为“女”加“生”,可知“姓”为母系社会的产物。后来,男性社会地位提高了,也有跟着父亲姓的,父亲的姓叫“氏”。再后来,人们既有“姓”,也有“氏”。春秋战国以后,“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而姜尚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是父系社会,但还是随母亲姓姜。据说,吕尚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水,因功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西),所以以吕为氏,后人也叫他吕尚。
《史记索引》说姜尚“姓姜名牙”,《史记集解》裴案:“盖牙是字,尚是其名。”
《封神演义》里则说姜尚字子牙,号飞熊,于是民间习惯上以其字称呼之。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溪,有个名胜区就叫钓鱼台,风景优美,相传是姜尚垂钓的地方。钓鱼台下,水流湍激,浪花飞溅,名“云雾潭”。据说,姜尚在这里垂钓九年,双膝已将泉边的石头跪磨出两道深深的印痕,放置钓竿的地方也磨出了一条大拇指粗的竹竿痕迹。这么说来,姜尚七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垂钓了。
钓鱼台西,有太公庙;南边有个山洞,叫毋忌洞。
姜尚垂钓之事,颇多神奇传说。
据传毋忌本是一个樵夫,见姜尚绝非一般人物,曾荐之于周文王。《封神演义》里写姜尚垂钓时曾遇到一个樵子武吉的故事,即本此传说。
汉刘向《说苑》载,姜尚在渭滨垂钓时钓到了一条鲤鱼,剖开鱼腹,得到一张字条,上书“吕望封于齐”。此系后人编造,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宋书·符瑞志》载姜尚在答周文王姬昌问时说:“我钓鱼钓到了一块小玉石,上面有字:‘姬受命,吕来提,撰《尔雅》,钤报在齐。’我曾出去游玩,见到一个红通通的人从洛水里冒出来,传授给我一本书,说:‘曰命曰吕,佐昌者子。’”
《宋书》所载姜尚装神弄鬼、自吹自擂,显系后人编造,亦不足信。
又据民间传说,周文王姬昌得知有个奇怪的老头垂钓之事后,便派儿子姬发(即周武王)前去看看情况。姬发来到钓鱼台边,见姜尚头也不回,专心致志地垂钓,口中还念念有词:“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一会儿,果然钓上了一条小鱼。姜尚将鱼用刀剖开,发现鱼腹内有一块璜石(玉石),只见他随手将璜石往河过面一丢,璜石飞到对岸,突然间变成一块巨大的碗形巨石,这就是今天人们见到的钓鱼台旁那块巨大而奇特的“丢石”,又叫大鹫石。清人徐文博还在“丢石”上书刻了“孕璜遗璞”四个大字,意思是这块石头的里面包含着美玉。
姬发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急忙忙回去向父亲讲述此事。周文王知道这个怪老头并非等闲之辈,遂斋戒三日,毕恭毕敬地前去拜访,尊姜尚为师,并将姜尚扶上自己的舆车,亲自为姜尚拉车。
车行至今朱贤村时,拉车的绳子突然断了,姜尚在车上问:“你总共拉了我多少步?”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尚大笑:“那我就保你的江山八百零八年。”后来周朝江山果然持续了八百多年。
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乃无稽之谈。
透过这些神话般的传说,有两个基本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是姜尚确实在溪垂钓过,二是周文王与姜尚确实在那里相会。
关于姜尚如何来到西伯管辖区内,司马迁记录了两种说法,一是姜尚曾在殷朝为官,因殷纣王荒淫无道,乃离开殷纣王,四处游说诸侯,以图建功立业。游来游去,仍怀才不遇,这才来到周地。二是姜尚本隐居海滨,因为殷纣王逮捕了周文王,文王的大臣们束手无策,才慕名请来了隐士姜尚。
又据谯周《古史考》记载,姜尚曾“屠牛于朝歌,卖饭于盟津。”
如果说姜尚是被人请去的,那么他垂钓渭滨之事便成了空穴来风。而子虚乌有之事,又怎么会盛传三千年而不衰?
他既然曾在殷纣王的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住过,又曾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卖过饭,那么,他大老远地跑到东海去隐居,令人怀疑。
对比各种记载,我们可以确信,姜尚是自己来到渭滨的,正如唐朝大诗人李白所吟咏的那样:“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让我们根据诸史的记载,拨开蒙在上面的历史迷雾,便大体可以知道姜尚到西歧前的一些情况了。
他壮年时曾做过殷纣王的官。
殷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一名受,又名辛。因商朝的国都由盘庚迁到了殷(在今河南安阳),所以,后人习惯上称商朝称为殷商。到了殷纣的父亲帝乙时,又将都城迁到了朝歌,但人们仍称商为殷商,称纣为殷纣王。
如果殷纣王是个贤明君主的话,姜尚很可能是个治世之能臣,完全可以在殷朝做出一番事业。
但姜尚是不幸的。他为之服务的殷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在这样的昏君暴君手下,日子肯定不好过。不用说建功立业,恐怕能不能保住性命还是个问题。
在黑暗的朝廷里,他只是个小官,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一年又一年,姜尚老了,“老却英雄似等闲”。
既然不能在旧的朝廷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不妨去推翻它!姜尚毅然决然离开了殷纣王。
不做官了,又暂时找不到别的出路,姜尚便在都城做起了小买卖,先是屠牛卖肉,很可能蚀了本,便改行卖饭卖浆。估计他生来就没有做生意的才能,所以卖饭也挣不到钱。
姜尚的妻子马氏难耐生活之苦,抱怨姜尚不能养家糊口、没出息,竟离他而去。
妻子走了,姜尚反倒自由了,他开始周游列国,想发现诸侯中的贤明之君而辅佐之。后来听说西伯姬昌敬老爱贤,而且怀有雄才大略,便来到了周地。
如何才能引起姬昌的注意呢?姜尚肯定为此动了一番脑筋。
他是个博学之人,对兵家奇谋秘计尤其精通。不出奇计,便不能引起姬昌的重视。
于是,一个须发皆白、丰神俊朗的老人在溪出现了。正可谓:“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岂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贤君能臣风云际会
西伯姬昌发现姜尚的过程也很神奇。
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将外出打猎,命太史编占卜出行的地点及吉凶征兆,太史编经过煞有介事的占卜,对姬昌说:“您到渭水北岸去狩猎,将有很大的收获。您的猎物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一个能辅佐您成就霸业的人。“
姬昌将信将疑,问:“真的如此吗?”
太史编说:“我的远祖太史畴为夏禹占卜,也曾得到这样的吉兆,果然夏禹得到了能臣皋陶。”
于是姬昌信以为真了,正儿八经地斋戒了三天,然后坐上打猎的车,来到了渭水之滨。在这里,果然没有龙、螭、虎、罴,却有一个垂钓的白胡子老头。
姬昌见正在垂钓的姜尚正襟危坐、心无旁骛,想到占卜之事,料知“霸王之辅”必是此人,遂上前搭话:“子乐渔也?”意思是,您喜欢钓鱼吗?
姜尚见“鱼”儿上钩,心中暗喜,却不形于色,回答道:“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其有似也。”意思是,君子之乐,在于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凡人之乐,在于能做成自己的一点小事。这道理与我钓鱼有些相同。
姬昌不解,再问之,姜尚继续给姬昌上课,说掌握钓竿与掌握权柄差不多,都是为了所得,道理深得很!
姬昌更加不解,请姜尚作一下详细解释。
姜尚说,水的源头充沛则水流畅,水流畅则鱼儿便能生存,这是自然之情。大树的根深,树木才能生长茂盛;树木生长茂盛,才能果实累累。这是自然之情。君子之间相处,志同则道合,志同道合,事业就能成功。这也是自然之情。
姬昌见姜尚谈吐不凡,更相信太史编的占卜了。于是又进一步问如何使天下归心,姜尚乃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来: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天下归之。”
《六韬》里记载的这段洋溢着民主光辉与人本思想的话,竟是出自三千多年前姜尚之口!也难怪有人曾举此例来说明《六韬》非姜尚所作,乃后人伪托。
仅就这段话来说,我宁愿相信是出自姜尚之口。既然在皇权日益加强的时代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在民风淳朴、君权式微的殷朝末年,睿智如姜尚者,如何说不得?
姬昌闻言大喜,说:“我的先辈太公曾说,将有贵人来这里,周国会因此而兴盛。真的是您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遂恭恭敬敬地将姜尚请上车,与他一起回到自己的住所,尊姜尚为自己的老师。
由“吾太公望子久矣”这句话,”姜尚又被人称为太公望、吕望、姜望、姜太公。
姜尚垂钓周文王的故事,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富有传奇色彩,也难怪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了。
君臣遇合,风云际会,真堪令人浮一大白!
大概在姬昌遇姜太公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一桩严重事件。由于姬昌胸怀大志,到处笼络人心,招贤纳士,引起了一些商朝大臣的怀疑与不安。崇侯虎对殷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归附他,这将对陛下您不利。”纣王遂立即将姬昌逮捕,囚之于(今河南汤阴北)里。
姬昌在被囚期间,无聊时便推演八卦以打发时光。相传《周易》便是姬昌被囚时创作的。
这可忙坏了他的大臣们。姜尚与散宜生、闳夭等采取给殷纣王行贿的办法来解救姬昌。
他们知道殷纣王是好色之徒,便找了一个美女,又采办了宝马奇物,通过殷纣王的宠臣费仲献上。殷纣王见到这些礼物,心花怒放,还故作廉洁地说:“有一样就够了,何必这么多?”
姬昌就这么脱险了,而且还因祸得福。厚礼使纣王觉得欠了姬昌的人情,不仅赐给姬昌弓矢斧钺,还特许姬昌有权征伐别的诸侯,并向姬昌出卖了崇侯虎:“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如果那位有志者要写一本《贿赂史》的话,姜尚等人大概可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了。
姜尚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贿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翻开《六韬》,在“文伐”十二计中,竟有四条计是专门讲行贿的。如:
“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受害。”
“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
“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
“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相对于军事行动(武伐)而言,姜太公将这类计策说得很文雅,名之为“文伐”。这件事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姜太公是行贿的高手。
笔者不禁联想到,姜太公垂钓渭滨,是不是也采用了此类秘计呢?
有人说姜太公在渭滨垂钓近十年,如此守株待兔,未免太笨。这也绝不是一个胸藏千种妙计的兵家始祖的做法。再说,如果姬昌一辈子也不到渭滨打猎呢?这么一来,让姜太公去钓谁?唐朝诗人胡曾在诗中曾作过这种设想:“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意思是,如果太史编不说所谓的“非龙非螭非虎非罴(罴乃熊的一种)”,姜尚也只有面对夕阳一年一年地老下去了。
最为可疑的是太史编的占卜。没有太史编引导姬昌到渭水北崖打猎,能有他们君臣遇合吗?
而且,太史编言之凿凿,说姬昌此番狩猎,将会得到王佐之才。与其说姬昌是去打猎,不如说姬昌是去验证太史编的占卜。
占卜真的那么准吗?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迷信天意,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不能不产生怀疑。
说不定,姜尚正是采用了贿赂法,收买了太史编,让太史编以占卜来迷惑姬昌,引导他到渭滨相会。
略施小计,便达到了目的。只有无计可施的傻子,才会什么也不干地在渭滨垂钓九年。
而且,这样以天意来愚弄姬昌,使姬昌深信此为天降斯人,比通过别人引荐要强之百倍。
而《竹书纪年》所载与《史记》等书不同,说姬昌得到姜太公是在他获释之后。由于年代久远,诸书所载互有龃龉,在所难免,我们只能从其较为合理、较为详细、较为常见者。
姬昌获释后的情况,《史记》记得比较简略:“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点明姜太公实是后世军事家们所崇拜的兵家始祖。
姬昌脱险后,更加紧了推翻商朝的行动。在姜太公的辅佐下,他伐犬戎、征密须、败耆国,迅速扩张自己的领地。
姬昌获释的第五年,他开始征伐向纣王进谗的崇侯虎,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就在这一年,姬昌将都城从歧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经过五六年的东讨西伐,西伯实力大增。史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就在周灭崇侯虎的第二年,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而终。其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周武王之知人善任,颇似其父。他非常尊敬姜太公,不仅象姬昌那样尊姜尚为师,还把姜尚视为父亲,称之为“师尚父”、“尚父”。
这时,姜太公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
备战九年阅兵孟津
姬发即位后,仍把颠覆商朝作为既定之策。姜太公为此辅佐姬发又作了九年的准备工作。
虽然说天下三分有二分归周,但各诸侯国是不是真的听从周武王姬发的号令还是个未知数。于是,姬发与姜尚准备作一次阅兵,或者说战前军事力量总动员。
公元前1048年,姬发与姜尚挥师东进,阅兵于孟津。出师之日,姜太公左杖黄钺,右持白旄,威风凛凛地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于是各部争先恐后,迅速抵达于孟津。
姬昌在横渡黄河、前往孟津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当他的船驶到黄河中流时,一条白鱼突然跃到了船中。那时人们非常迷信,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分析是吉还是凶,武王也不例外。于是,武王忙将白鱼捡起祭祀天地,祈求此番出征大吉大利。后人附会此事,认为“白鱼入舟”乃武王灭殷之象。
渡过黄河之后,又发生了一件“赤鸟降临”的奇事。道是姬发找了个房子暂时休息。忽见一团火球从天而降,正落在姬发所住的房子上面。转眼间,火球变成了一只鸟,颜色鲜红,鸣声悦耳。据说赤色是周室所崇尚的颜色,而鸟代表孝顺,这说明姬发将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
又是“白鱼入舟”,又是“赤鸟降临”,总之这次出征吉祥得不得了。
各诸侯国闻知姬发与姜太公东征,不待姬发征召,也纷纷前来相助,不期而会者竟有八百诸侯。商朝有1800多个诸侯国,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这次会盟,将近一半的诸侯都来了,亦可见周国的号召力。
孟津后来又叫“盟津”,即由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
面对会盟军队的赫赫声势,众诸侯皆跃跃欲试,劝武王乘此时机征伐殷纣,武王却拒绝了。
为什么武王没有当机立断乘势伐纣呢?这恐怕是因为武王仍担心力量不足之故。盖当时虽然各诸侯国已归附于周,但殷纣王仍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武王自感无必胜之信心,故只是检阅一下军事力量,尚不敢直捣商都。
又过了二年,纣王更加昏暴,天天不理政事,只知饮酒淫乐。他曾大兴土木,建造苑台,在里面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又喜欢与他宠爱的美人妲己为长夜之饮,荒淫无度。
殷朝本来也有几个忠直之士,但在殷纣的淫威之下,或死或逃,或缄口不言。能够有资格进谏的,也只剩两三个皇亲国戚了,如微子、箕子、比干,皆曾劝谏过纣王,无奈忠言逆耳,纣王视其三人如同寇仇。
微子本是殷纣的哥哥,屡次进谏,纣王大为不悦,遂撤销微子的职务,将他赶出了朝廷。微子遂逃亡至周。
比干是殷纣的叔父,正直得有些迂腐,他不接受微子被逐的教训,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傻乎乎地再去进谏,纣烦了,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竟将比干的心剖了出来,看看这个“圣人”的心到底有没有七个洞。
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见状,知殷纣已不可救药,乃装疯以图保全性命。
《韩非子》还记载了箕子的一个小故事:纣淫乐起来无日无夜,时间一长,竟忘了日期。问左右,左右也不知今夕何夕,便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其学生说:“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乃“辞以醉而不知”。
与比干相比,箕子还不那么认死理,但也难为殷纣所容,到底还是被捕入狱了。
听不得逆耳之言,乃凡人之常情,其害尚轻。但对执有一国国政的人来说,如果听不得逆耳之言,就危乎殆哉了。如果说,满朝上下听不到一句反面意见、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那么,其政事还用问吗?
殷纣的倒行逆施,使朝野上下对殷纣已不抱任何幻想。姬发与姜尚审时度势,决定对殷纣一战。
牧野洋洋尚父膺扬
在世界战争史上,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战,一役而毕其功,以其干净漂亮为后世军事家所推崇。
这次神奇的战役,当然是姜尚的杰作。
孟津阅兵两年之后,姬发听说殷纣杀比干、囚箕子,乃问姜太公:“殷纣朝中的贤者、仁者已经没有了,可以讨伐了吧?”姜太公道:“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鼓励姬发不失时机地兴兵伐纣。
于是,姬发将纣之暴行通报给诸侯各国,说明不得不兴义师讨伐殷纣,并号召诸侯再次会师孟津。
公元前1046年1月3日,姬发与姜太公率周师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史载当时周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身披铠甲的战士)四万五千人。
为了显示不夺取胜利誓不罢休的决心,姬发率军渡过黄河后,将船只全部烧毁,将桥梁拆除,以示此次出征已无退路。
姜尚对人说:“太子(此时姬发已经即位)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见《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二》)
正行进中,忽然大风吹来,将中军大旗折断。古人很迷信,认为风摧大旆,乃不吉之兆。因此大臣散宜生对姬发说:“这是不吉兆吧?”
姬发还算明智,回答道:“这是天降大兵。”
说来也怪,一会儿,又忽降大雨,散宜生害怕了,再对姬发说:“这是不吉兆吧?”
姬发还是那句话:“这是天降大兵。”
接连碰到这样的事,姬发也觉得不放心,便命人烧龟占卜。不料刚点燃龟盖,火就灭了。散宜生又道:“这是不祥之兆吧?”
据说,周公见此次出兵,屡遇不祥之兆,也感心中不安,便对姬发说:“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
姜尚见周公也建议半途而废,非常生气,道:“今纣将比干挖心,将箕子囚禁,重用飞廉之流的贪官污吏,伐之有何不可?用枯草朽骨占卜,能占卜出什么来?”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韩诗外传·三》、《论衡·卜筮篇》等书都记载了周武王与姜尚出师遇不祥之兆的事,大同小异。由此可知,若无姜尚的坚决果断和姬发的明智自信,这此出征很可能半途而废。
姬发当然知道,此番出兵,绝不能打退堂鼓。一旦临阵退缩,事情将不可收拾。于是采纳姜尚的意见,麾军继续向孟津进发。
诸侯也果然很听招呼,皆率军来会。
姬发和他的叔叔周公旦有个同样的毛病,就是爱作重要讲话。见诸侯齐来会盟,赶忙作了一番讲话,意思是殷纣王听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我们要替天行道,共行天罚。
这时的姜太公已经九十七岁高龄了,仍精神矍烁,思维敏捷。他审时度势,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方针,不注重攻取一城一地,而是麾师向殷都急进,直捣敌之心脏。
没用几天,诸侯联军已至殷都朝歌的南郊牧野。牧野距朝歌仅三十里。
殷纣惊闻诸侯军队已至朝歌郊外,如梦方醒,急忙发兵七十万应战。
大战前夕,姬发学着上次孟津会盟时姜太公的样子,左杖黄钺,右持白旄,又作了一番重要讲话,讲话全文就是收录到《尚书》》里的《牧誓》。
姬发说:“各位友邦国君,各位大臣,各位司徒、司马、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拿好你们的盾,我要发表讲话了!”
他先从母鸡打鸣谈起:“古人曾说过,母鸡在早晨是不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了,那么这个家庭就会败落。如今,纣王却听信女人之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先,粗暴地对待自己的长辈和兄弟,对他们不加任用。而对四方犯有重罪的逃犯,却推崇他们、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大夫、卿士等要职,使他们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国内违法乱纪。现在,我姬发要替老天爷来惩罚殷纣。你们今天作战,行进时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等队伍,以便走整齐。将士们努力吧!刺击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应停下来等阵容排整齐。努力吧将士们!希望你们威武雄壮,象虎象貔,象熊象罴。在这商都之郊,不要拒绝前来投降的人,这些人还要为我所用。努力吧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勇作战,将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
姬发讲完了话,纣王的军队也开到了牧野,两军对垒,一场恶战势在不免。
而战斗开始后,却出奇地顺利。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冲击敌阵,商军顿时大乱。由于商纣早已失去人心,所以商军人数虽众,战斗力却不强,在周师的猛烈冲击下,许多商朝士兵临阵倒戈,刹那间,商军一败涂地。
牧野之战如此痛快淋漓,恐怕大出姬发之意外。两年前孟津会盟时,大家劝他乘势进军,他还犹豫不敢。其实,如果当时姬发下定决心的话,一鼓作气,直捣朝歌,也未尝不会成功。
当初诸侯军队在孟津耀武扬威,不知纣王知不知道。如果知道此事,纣王还有一隙之明的话,当会重振朝纲、训练军队、加强防范,那么,两年之后,姬发未必能如此容易地得手。
可笑的是,殷纣很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恐怕是朝野上下人人皆知,唯独这个名副其实的“独夫”还被蒙在鼓里。
牧野之战的迅速胜利,固然是由于殷纣尽失人心,但姜太公所采用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胜利的关键之着。
战斗一开始,姜太公便指挥“大卒”冲击敌阵。何谓“大卒”?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大卒”是指战车与虎贲、甲士,近五万人。也就是说,姜太公动用了周师最精锐的力量冲锋陷阵,从中央突破了敌军的阵营,令敌人大乱相失。
《尚书·武成》有这样一段话:“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双方战士血流成河,竞能将大木棒漂起来,虽是夸张的笔法,亦可见当时战车冲入敌阵之后战斗之激烈。
紧接着,诸侯的军队也一拥而上,顿时使殷军兵败如山倒。
以五万敌七十万,令人不得不佩服姜太公的英武果敢。据《六韬》所载,武王频频向太公请教以寡击众、以弱胜强之法,可知当时殷商的军队人数还是很庞大的,周师至少在军队的数量上处于劣势。由此说来,牧野之战是以寡击众、以弱胜强,当无异议。
虽然周师兵员数量不及殷纣,但装备精良,完全可以以一抵十。史载周师有战车,有虎贲,有甲士,却无殷师有战车甲士之类的记载,可知殷师装备极差。大概是因为天下承平日久,加上殷纣不理国事,故而军备松弛,战具缺乏,即使兵员众多,但并没有多少战斗力。相传殷纣为了作垂死挣扎,将朝歌监狱里的犯人和都城中的百姓全驱赶到战场上去了,否则,在短时间内,他不可能从外地调集数十万军队晋京,说其纠合的七十万人为乌合之众亦不为过。
姜太公选择在牧野与商军决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牧野,顾名思义,是牧马之野。此地平旷开阔,正好适合战车纵横驰骋、发挥威力。
姜太公一直非常重视先进武器的使用。在《六韬》中,他多次论及先进武器对加速战争进程的重要性,如:
“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虎韬·军用第三十一》)
“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选锋,见可击则击之。”(《犬韬·武锋第五十二》)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邀击)强敌、遮(阻断)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追击)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
在论“车战八胜”时又说:“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阵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
可见,姜太公正是在敌军匆匆开到牧野、尚未布好阵势之时,即向敌阵发动了雷霆万钧般的进攻,令敌军瞬间瓦解。
在这场漂亮的大决战背后,隐含着姜太公的卓越智慧,成如容易却艰辛。
《诗经·大雅》中有篇《大明》,就歌颂了姜太公在牧野之战中的风采:“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膺扬(威武貌)。”
建立齐国百废俱兴
牧野之战结束后,姬发与他的师尚父率诸侯大军兵不血刃,长趋直入商都朝歌。
暴君殷纣王走投无路,跑到鹿台之上自焚而死。殷商遂亡。
姬发来到纣王的焦尸旁,挥起黄钺,将纣的脑袋砍下,挂到大白旗竿上。
纣的宠妃妲己也上吊死了。姬发将她的头砍下来,挂到小白旗上。
中国人有种荒唐的观念,即“狐媚惑主”,将昏君、暴君的胡作非为归咎于他所宠爱的后妃身上。司马公在《外戚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议论:“夏朝之兴盛是因为禹娶了涂山氏;夏桀之被流放是因为他宠爱末喜;殷朝之兴盛是因为有狨氏;纣王之被杀是因为宠爱妲己;周朝之兴盛是因为有了姜原;周幽王之被擒是由于他宠爱褒姒。” 这段高论,是“红颜祸水”论的滥觞和发凡。数千年来,中国人总把国家兴亡联系到美女身上,于是一批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如末喜、妲己、褒姒、西施、貂婵、张丽华、花蕊夫人、杨玉环……便成了亡国之君的替罪羊,夏桀、殷纣、周幽之流竟成了受害者。似乎没有这些美女,他们的江山就可以延续“万万年”。
其实在当时皇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下,漂亮女子只不过是昏君手中的玩物,又怎能关乎国家兴亡之大计?
因为是历史上著名昏君和暴君的宠妃,妲己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
妲己上吊死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便在一些稗史和野史中,让姜尚将她明正典刑。
有记载说,妲己在被砍头前对行刑者说:“请你去告诉西伯,如果没有我,纣王就不会荒淫亡国,这是我的功劳。”姬发闻知,便去了刑场,见妲己天生丽质,顿时心生爱怜,想赦免了她。姜太公怕妲己再去迷惑姬发,便说:“不能宽恕这个狐狸精!”遂令刽子手行刑。
不想刽子手见妲己面如芙蓉,肤如白玉,自有千般娇媚、万种风情,竟也不忍下手,姜太公只好亲自动手,斩杀妲己。姬发见状,也只有徒唤奈何了。
姬发平商,遂王天下,定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是为周武王。他的父亲姬昌则被尊为文王。
面对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的局面,姬发又得靠“师尚父”来制定大政方针。在姜尚的指点下,周武王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赈济贫民;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以笼络人心。为示宽大,武王还封殷纣之子武庚治理殷地,以安抚殷之遗民。因为对武庚不放心,武王又派其弟管叔、蔡叔为殷相以监督之。
然后是分封功臣。武王首先要封的大功臣,便是他的师尚父。之后是他的弟弟周公、召公。当然,参与伐纣的诸侯都受到了分封,皆大欢喜。
姜尚被封到齐之营丘。当时齐地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大物博,属于富饶地区,即今山东一带。营丘在恰在齐地的中心。
周公旦被封到了鲁国,即今山东南部一带。
据《淮南子·齐俗训》,姜太公与周公在受封后闲聊,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道:“尊尊亲亲。”意思是尊崇地位高的人,亲近自己的亲属宗族。太公闻言道:“鲁从此弱矣!”周公又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答道:“举贤而上功。”意思是任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周公道:“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意思是太公这么做,会出现大权独揽的臣子,臣子大权独揽,会导致其弑君自立。果然,齐国日益强大,但经二十四代便由田氏取而代之;鲁国日益弱小,但没有臣子篡位,至三十二代才亡。
周公只为自己的家族考虑,任人唯亲,所以尽管国家日益衰弱,却悠悠不亡;太公为齐国考虑,唯才是举,所以虽然政权易手,却依然雄霸天下。后来秦国吞并诸国,齐国是最后被消灭的一个国家。
其实鲁国并非没有篡位之事,不过篡位弑君的都是周公的宗族后代罢了。
从太公与周公的对话中,我们倒也悟出了一点封建专制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只为了自己或一族的利益,国家必然衰弱;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必须放弃一己之私利。尽管政权易手,也是“天下为公”的表现。这和姜尚在《六韬》里倡言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是一致的。
有人曾说:美国每四年政权就被颠覆一次。与满脑子专制思想的人谈民主,正如夏虫不可与言冰。
就在姜太公归国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初嫌弃他、离他而去的结发之妻马氏居然还活着,她见昔日的老公突然成了新王朝的开国元勋,威风赫赫,德高望重,当朝帝王不仅师事之,而且父事之,为万众所景仰。马氏为此后悔不迭,便去求见,跪在姜尚面前,请求得到丈夫的宽恕。姜太公默默无语,只命人打来一盆水,把水泼在地上,叫马氏把这盆水再收回来。“覆水难收”这个成语便是由这里来的。马氏知道与丈夫和好已是万万不能,只好尴尬而去。《封神演义》则说马氏得知前夫富贵后,越想越羞愧,便上了吊。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聊供谈资,并不足信。
年届百龄的姜太公终于功成名遂了。在前往营丘的路上,他一定百感交集。大器往往晚成,但象他这样晚成的,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
造物主是公平的,它往往赋予大器晚成者以非凡的生命力。而且,这些大器晚成者逾到晚年,其生命逾是焕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夺目的光芒足以照亮其暗淡的过去和漫长的一生。
姜太公一行慢慢地向东方行进。在他的面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征程……
他的年纪太大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使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所以,他走得很慢,见到客店,便要进去休息一下。
在快到营丘的时候,姜太公见天色已晚,便找到一家客店住了下来。
半夜时分,姜太公突然睡不着了,他听到隔壁有人说话,好像是店主的声音。只听那人道:“时机难得而易失。这位客人睡得很香,想必不是要到自己封地的人。”
当时,周武王分封诸侯后,因周室初定,外地的情况不明,诸侯们生怕有变,都急忙上路奔赴自己的封地。可能有的诸侯行至此地,在这个旅馆住过,因为随从众多、仪仗鲜明,又行色匆匆,所以店主以此判断这是赶赴封地的诸侯。而今天这位老者,气宇轩昂,扈从如云,很可能是一方诸侯。与别的诸侯相比,不同的是,这位客人特别沉稳,不急不躁,睡得很香,由此看来,好像又不是前往自己封地的诸侯。
姜太公闻言,不由吃了一惊。虽说齐地远离朝歌,但改朝换代之事,想必齐人也已知晓。但由谁去管理齐地,齐人一定不会知道。在此关头,如果有野心勃勃之人聚众占领齐地,他将如何就封呢?
事不宜迟。姜太公矍然而起,立即启程,披星光,踏明月,倍道兼行,黎明时分,已到营丘。
也幸亏店主的提醒,姜太公若晚到半日,事情便会不堪收拾。
姜太公刚到,东方的莱夷部落已聚众来争夺营丘。他们得知殷纣已亡,周朝初定,还没有能力来经营四方,便想趁火打劫、抢占营丘。不料姜太公先到一步,莱夷部落攻城不胜,只好撤走了。
姜太公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他身为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两代的首辅,使周室迅速强大起来,已显示出他的政治手段。如今,他以近百高龄成了一方诸侯,将再次向世人、向后世展现他的政治才干。
那时的姜太公已经认识到和平时期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司马迁说他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他初就封地,首先要笼络民心。所以,他入乡随俗,赢得了齐民的好感。同时对商朝遗留下来的一些繁文缛节予以删繁就简,没用多长时间便使齐国政事百废俱兴。他还是个发展经济的高手,鼓励民间进行工商贸易,于是齐国日益富强,赫然成为东方大国。
两年后,周武王病逝了,他的儿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
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乃摄政当国。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不服,认为同样是武王的弟弟,为什么姬旦能执掌国柄而他们不能?遂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会篡位。流言传到周公那里,周公也有些不安,忙致信姜太公解释此事,说:“我之所以代行摄政,是怕天下诸侯因为成王年幼而反叛周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对不起先王。武王早逝,成王年幼,我不得不暂行摄政。”
姜太公此时已是三朝元老,也是周公的长辈,又是地方实力派。所以周公在流言面前,先要取得姜太公的谅解。
姜太公很理解周公,在关键时刻给了周公有力的支持。
而管叔、蔡叔却不肯善罢干休,竟与殷纣之子武庚发动了叛乱。从殷地肇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叛军已占领了河南及东部至海的大片区域,一时甚嚣尘上。
危急时刻,周公毅然东征,并请姜太公协助出兵扑灭叛乱。周公授权姜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这时的姜太公已经一百多岁了。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为了社会的安定,他毅然派兵出征平叛。至于此次出征是不是姜太公亲征,史无具载。但此次出征,对齐国大有益处,从此,齐国有了征伐别的诸侯国的特权。
平叛战争整整进行了三年,才最终将叛乱镇压下去。
殷纣之子武庚被杀。管叔因是叛乱的主谋,周公大义灭亲,将其斩首。蔡叔大概属于从犯,被周公流放。
周公摄政七年,等成王长大,才归政于成王,北面就臣子之位。
姜太公在平定管蔡之乱中,又为周王朝立下了大功。齐国成了周朝在东方的屏障,是周王朝的立国柱石。
无疾而终享寿百龄
管蔡之乱平定后,姜太公便从历史上消失了。《史记·齐太公世家》只记录了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
我们可以断定,就在管蔡之乱被平定后不久,姜太公便去世了。
史家没有对姜太公的死作详细的记载,这正说明姜太公死得很平静,是无疾而终。
姜太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即位,是为齐丁公。
其子的顺利即位、波澜不惊,也证明姜太公属正常死亡,可以说是寿终正寝。
对于一个已经一百多岁的老人来说,死亡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事,做到了他想做的事。他的生命已经如同春花般绚烂过,已经如同秋实般成熟过。他的功业,他的学说,他的风范,他的遗泽,将在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他所建立的齐国,在他的子孙后代们的治理下,依然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国成为春秋首霸;战国时,齐国名列战国七雄。
从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建国,至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姜太公的后人共享国达660年,遗泽可谓源远流长。
姜太公的墓却没有留下来。
不过,古籍中有记载的姜太公墓有好几处,可惜已经无可稽考了。
如:《后汉书·郡国志》在临淄条目下引《皇览》云:“吕尚冢在县南,去县十余里,在齐桓公冢南。”
《太平寰宇记》在益都条目下引《述征记》云:“太公冢在尧山西。”
清人阎循观则在其《西涧草堂集》中说:清雍正十一年水灾,木梁台(即山东昌乐东南缘陵废城)崩,得古碣,记有“齐姜太公之墓”。
较为可信的是《礼记·檀弓》的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同“返”)葬于周。”
《齐记补遗》和清人所编《山东通志》均采纳了《礼记》的记载,说“太公冢在县南十里。太公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
可知临淄的姜太公墓,其实只是其衣冠冢而已。
姜太公的衣冠冢在淄博市临淄区永流镇张家庄,墓高28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55米,气势巍峨。
斯人已逝,衣冠独存。所以民间流传姜太公实是神仙下凡,完成使命后,便飘然而去,无影无踪,留给后人的,只有思念与景仰,还有无尽的想象。
1993年,临淄区政府在太公衣冠冢北侧建姜太公祠,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主殿为歇山式挂廊配殿,各三楹,现为名人书画展厅。主殿供奉着姜太公彩绘塑像,殿壁有反映姜太公辉煌一生的壁画。
司马迁曾到齐地寻访姜太公的遗迹,他在《史记》中写道:“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兵书真伪莫衷一是
作为兵家始祖的姜太公,之所以在晚年建立了如此不朽的勋业,与其年轻时的发愤用功是分不开的。在姜太公祠的壁画中,有一节题为“习武著书”,虽是后人的推测,却也不无道理。
既然被历代兵家尊为“鼻祖”,说明姜太公除了垂于后世的不朽功业,还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开天辟地般的建树。
姜太公到底有没有给后人留下著作呢?我认为这是可以肯定的。
据载,姜尚著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阴符钤录》一卷、《金匮》二卷、《太公兵法》一卷。以上诸书中,只有《六韬》素来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已经亡佚,便是后人伪托。如《太公兵法》,居然有大量七言诗,并且言辞鄙陋,不值一提。
今天我们还在读的兵家经典著作中,《六韬》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早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合刊成《武经七书》颁行天下。从此,这七部兵学著作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成了历代军人的必读书。
而汉朝的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却没有提及《六韬》。
那么,《六韬》到底是不是姜太公的著作呢?
《庄子·徐无鬼》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这说明,至晚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本书了。
正如《孙膑兵法》在西汉之后突然失踪了一样,《六韬》在秦汉时期为人们所绝口不提。而到了三国时期,又神秘地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
到了唐朝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我们今看到的《六韬》。
此后,唐、宋、明诸史均认为《六韬》为姜尚所撰。
其实事情并没那么简单。由于《六韬》用词浅近,通俗易懂,与《尚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不象是姜太公那个时代的作品,所以,许多学者怀疑此书乃后人伪托之作。
清代乾隆皇帝广招天下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同时编辑《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目提要》中,编者举了四个例子来证明《六韬》系伪书:
第一条便是《六韬》“词意浅近,不类古书”。
第二,《六韬》中有命将出征时“君避正殿”之语,而这种礼仪是战国以后才兴起的。
第三,“将军”二字,始见于《左传》,而周初无此名。
第四,书中对“阴符”解释有误。
之后,又有人从思想方面进一步论证《六韬》系伪书无疑。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万国不通,各乐其所”等语,显然属于道家思想。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人们发现了《六韬》残简。这说明,汉朝以前,《六韬》一书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可以确定,《六韬》产生的时代,当不会晚于秦汉之时,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活跃,富有创造力。而且,那时战乱频仍,人们颇喜谈兵,留下了许多兵书。《四库全书》所收兵家类著作共十九部,从秦汉以后到宋代以前的兵家著述才有两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兵学兴趣不高,如此说来,谁还有兴趣去费心劳力地作伪呢?
如果说《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那么,此时离姜太公生活的时期还并不十分久远。既然有人伪造姜尚的书,正说明了两点:
一是姜尚的影响实在太大,人们希望姜尚能为后人留下著作,或者说人们渴望能读到他的著作。有了这样的需求,也就自然有人义务捉刀。
二是姜尚的确有兵书传世,但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技术,须手写传抄,因此流不广,或已亡佚。所以,可能有读过此书的人,凭记忆,加上自己的见解,附会成书。
平心而论,能伪造《六韬》者,亦非乡曲腐儒。《六韬》后来被兵家奉为经典,可见其不乏可取之处。
一般以为,即使《六韬》不是姜太公的原创,撰著者十之八九是见到过姜尚原作的,其人在凭记忆恢复原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加工与润色,于是便成了今天我们读到的《六韬》。
姜尚是世界上最早横空出世的军事家,被后世尊为“兵家鼻祖”。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影响深远,先秦时期,《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五部著名兵书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本书所写的十大军事家,竟有七位诞生在齐国故土。这里实际上已成为中华兵学研究的中心。显然,这与姜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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